１
当初，李适还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国子监博士张涉，担任太子侍读一职，负责教授太子李适研读圣贤典籍。
因此，身为蒲州河中郡人的张涉，自此成为了教授太子李适读书的师傅之一。
而张涉与太子李适，师徒俩志趣相投，颇为相得。
因为这层亲密的师徒关系，所以李适对自己的老师张涉，无比信任和器重，宠爱备至。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子李适继承父皇之位，正式成为大唐皇帝。
那天傍晚，李适刚登上帝位，就匆匆忙忙地下旨，下令将自己的老师太子侍读张涉等亲信臣子，召入宫中，侍从左右，并打算任命张涉，担任翰林学士，负责诏书的拟定审核等事务。
李适刚登帝位，没有多少亲信大臣可以依靠。
所以，无论国事家事，事无大小，李适都喜欢拿去，征询自己的老师张涉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做出决断。
因此，李适对自己老师张涉的意见和建议是言听计从，对自己老师张涉非常尊敬钦佩，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继位的第二天，五月二十四日，新皇李适就正式下旨，命令将自己的老师张涉，安置在翰林院里，任命张涉，担任翰林学士，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等，非常信任。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适再次下旨，任命张涉，为右散骑常侍，继续担任翰林学士一职，供奉宫廷，侍从皇帝左右。
自此以后，翰林学士张涉对李适的影响，非常深远，朝廷的很多重要的决策，人事安排，甚至宰相任命等，都深受张涉左右。
2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初七，李适下旨，任命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任命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二人同为同平章事，一道担任大唐帝国宰相。
乔琳是太原郡人，生性粗疏草率，喜欢诙谐幽默风趣的言谈，没有宰相的度量，实际上身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点和长处，并不适合担任宰相，领导文武百官。
只因帝师张涉的大力推荐，乔琳因此而受到皇帝的信任，进而担任大唐宰相的。
乔琳与帝师张涉志同道合，他们的关系十分亲密。
帝师张涉，于是借着亲近皇帝的机会，大力向皇帝推荐乔琳，称道乔琳道：
“陛下：
老臣以为，乔琳高瞻远瞩，善于运筹帷幄，有治国安邦的才能，足可以委以大任，希望陛下能够任用他。”
李适听信了老师张涉的话，便起用了乔琳，答应道：
“先生对乔琳的推举，一秉大公，朕也很欣赏他。”
于是，乔琳便得到了李适的重用，被委任为同平章事，与门下侍郎杨炎一道，担任大唐宰相。
3
可是，李适下旨，任用怀州刺史乔琳为相，朝中文武百官，却并不认同，并未心悦诚服。
皇帝任命宰相的诏书公布以后，文武大臣都感到十分惊异。大臣们私下议论道：
“哎呀，大事不妙！
朝廷此次任用宰相，可真是一场天大的笑话！
乔琳并没有真才实学，也没有宰相的度量和才干。不过是与张涉关系友好，凭借自己的一张利嘴，说些幽默风趣的话，去讨陛下的欢喜而已，怎么能够担任宰相呢？
难道像乔琳这样，没有文韬武略，只凭一张利嘴的人，就能够担任大唐帝国的宰相吗？
大唐的宰相，还能够有什么声望威信呢？”
李适听到大臣们对任命乔琳为相的私下议论以后，心里十分不解，一时间疑惑不安，不知道如何是好。
4
协律郎沈既济，也对朝廷任用人才的规矩，很不理解，认为此次任命宰相，有失水准。
于是，协律郎沈既济专门上书皇帝，奏上有关选任官员的议论，对朝廷的人事行政，提出改革的建议。在奏章里，协律郎沈既济建议李适道：
“陛下：
臣发现，自从我大唐帝国立国以来，选拔任用官员的办法和规矩，不外乎是遵守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讲究德行；第二个原则就是讲究才干；第三个原则就是讲究工作绩效。
可是现今，选拔任用官员的原则、办法和规矩，却发生了很多偏移。
朝廷主持选官事务的选曹官员，对此三个原则，却既没有完全涉及，也全不重视。
他们所实行的考查官员的办法和规矩，全部都停留在以下这些方面：
第一、书法文理是否恭正？
第二、资历考课是否通顺？
第三、言词是否流利？
第四、应对周旋是否合乎立法？如此等等。
行事安稳，走路规规矩矩，讲话从容，说话慢慢吞吞，这并不表明这个人，就是德行高洁，符合第一个德行原则；
撰写文章，清词丽句，文章华丽，条理分明，这并不表明这个人，就是才干卓越，符合第二个才干原则；
长期积累下来的资望和考课成绩，也并不表明这个人，就是劳绩优异，符合第三个绩效原则。
以此四项，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和规矩，而企图延招来天下之士，当然是不可能全部实现的。
现在，居官的人，远离故乡，并不是本地人，在本地任职。所以用人，不可以全部根据本地人的评议，去作为依据。
一个人，有时连熟悉的家乡亲友，都不了解他的为人。
如果由一个部门官员，单独去审查官吏，难免不弄虚作假，走人情关系，吏部是难以考核详明的。
所以，不能够专门交给吏部一个部门，去对官吏的表现，进行考察。
臣慎重详细地研究了古今有关制度，认为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各部门的长官，应当让宰相做主，提出授官与奖励的意见和建议，而让吏部和兵部，去参预评论。
对于六品以下的官员，或者幕僚佐吏之类人员，应该允许州、府官员，自行任用选聘合适的人才。
如有牧守、将帅，选拔任用不能出于公正，吏部和兵部，便可以纠察和检举他们，对偏私假冒和有失慎重者，加以从严治罪。
后果轻的，予以贬官降职，后果比较严重的，则按刑律的法典去治罪。
如此责成百官，授以职任，谁还敢不尽力办事呢？
倘若朝廷能够做到这些，那么有德有才的官员，虽未奖掖，而他们自然会得到晋升；没有贤才的官员，虽未贬抑，而他们自然会遭受摈斥。
各方面具有才干的人，都得到应有的官职，得到应有的奖赏，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事情了。
而现在，铨选官员的办法，都是由吏部去选择人才，而在州郡试行职任。
他的才能与职任不能相称，办事紊乱不堪，如果去责问刺史，刺史，他们就会推脱说道，此人是由吏部委任为官的，臣可不敢自行做主，随意废黜；
责问侍郎，侍郎就会说，这是通过考核书法公文和资历考课，而授官的，臣可不能保证，他到州郡后，一定能够胜任其职；
责问令史，令史就会说，按察百官，是依据资历和任官升降来办事的，别的事情，臣就不知道了。
百姓徒然忍受这样的弊端，无端受到贪官污吏们的伤害，又由谁来承担罪责呢！
假如让牧守自行任用部下的官佐，则牧守自身的罪责，又怎会脱逃呢！
假定州郡治理得很糟，只要撤换刺史一人，就能使情况改变过来了。
如果吏部把任官搞滥了，就是换掉主持此事的侍郎，也是无济于事的。
这是因为候选授官的人员，过于繁多，不可能统统去了解清楚的缘故啊！
这是任官制度，使事情变成这样的，并不是主管部门人员的过错。
现在，自判官、副将以下的人员，都让各道的节度使、都团练使、观察使、租庸使等，自行选任，即便其间也有徇私舞弊之事，但是大体说来，十成里犹有七成，是可取的。
自行任用官佐属吏的办法，已经试行于今，只是还没有在州县普及开来罢了。
上述两种任官办法，孰利孰弊的道理，是显明可见的。
倘若让诸使的幕僚官佐，完全听受选曹的任命，那又怎能镇守各方重地，料理好那里繁重的财赋事务呢？”
李适认为协律郎沈既济的建言有理，文武大臣也十分赞许。
但由于朝中掌权大臣乔琳、杨炎、张涉等人的抵触和反对，沈既济的建言，却一直无法实施。
朝廷任用人才的制度，不按三个原则执行，开始走向偏锋。
5
其时，遭受数十年安史叛乱浩劫以后的大唐朝廷，财力十分窘困，就连文武百官、军队的薪俸，要想正常发放，常常都成了问题。
大唐君臣束手无策，深以为忧，常常思考探讨如何走出财赋窘迫的困境。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八月初七，杨炎开始担任大唐宰相。
就任宰相以后，杨炎就暗暗发誓，要辅佐皇帝，完成中兴伟业。
杨炎久在官场，心里很清楚，要想实现自己辅佐皇帝实现中兴的梦想，必须改变国家财赋窘困的处境。
而要改变国家财赋窘困的处境，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尽力从破解国家财赋，成为皇帝的私人储藏等重大弊病做起。
一天，李适心情十分舒畅，在延华殿与宰相们亲切交谈。
宰相杨炎，见时机良好，暗暗高兴，遂抓住这个良机，向皇帝叩头行礼，分析朝廷财政的窘迫处境，及时向李适进谏说道：
“陛下：
臣以为，财赋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命脉。国家的盛衰安危，无不与财赋相关。
所以，以前各朝，都任命亲信重臣，去掌管朝廷财赋。即便如此，有时还会有财赋损耗，管理混乱的情况发生。
起先，按照朝廷旧有的制度惯例，全国的钱帛，都收归左藏，去进行贮存管理。
由太府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上报钱帛的数额，而由比部，去复核钱帛的实际收支情况。
及至第五琦担任度支、盐铁使以后，当时京城中，多的是声势显赫、骄横跋扈的武将节度使。
这些武将节度使们，索取朝廷的赏赐，毫无节制。
而且，那些武将节度使们，仗恃自己的功劳和手中的实力，目无法度，行为十分凶暴。
判度支、盐铁使第五琦，害怕惹下大祸，不敢得罪这些骄横跋扈的节度使，根本就无力制止节度使们的无休无止的索取。
对此，第五琦忧心忡忡，想方设法，杜绝纠正这些弊病。
于是，第五琦心生一计，于是上奏皇帝，建议将左藏的钱帛等财赋，悉数贮存于大盈内库之内，并让内廷宦官，去管理大盈内库之内的财赋。
臣以为，这不过是判度支、盐铁使第五琦，应付节度使们的贪婪索取，采取的权宜之计。
肃宗、代宗皇帝，也认为判度支、盐铁使第五琦如此的安排，取用十分方便。
所以，贮存于大盈内库的左藏钱帛，长期不能再由大盈内库里搬出，交由朝廷的左藏去管理。
从此以后，公私不分，应该交由国家左藏管理的财赋收入，就进了皇帝的私人储藏大盈内库里。
而朝廷左藏等部门的主管官员，不能得知国家财赋收入的数量究竟是多少，也无法去核查财赋盈亏的具体情况。
而据臣所知，掌管大盈内库的中使宦官有三百余人，都纷纷利用自己的职权，大肆蚕食大盈内库的国家财富。而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牢固不可动摇，遂成为了蚕食国家财赋的大蛀虫。
这种情况，几乎已经有二十年之久，虚耗国家宝贵财赋的旧弊，一直难以根除，已经危及了社稷根本。
臣私下以为，如果现在朝廷继续放任这种恶习不管，专门让宦官中使，去掌握朝廷财赋的收支盈亏，有关部门的大臣官员们，也就根本无法知道财政的实际情况了。
可以设想，朝政和国家财赋的蛀蚀败坏，已经没有比这种情况更为严重的了。
臣为此，十分忧虑，常常忧心忡忡地思考，破解之策，以挽救文武百官薪俸、军队将士赏赐无法兑现的重大危机。
因此，微臣建议，请陛下下旨，将应由左藏管理的全国的财赋钱帛，统统从皇宫的大盈内库里搬出来，重新交还给有关的左藏等有关的主管部门，去进行妥善管理。
左藏等主管部门官员，推算好宫中的用度，每年需用多少以后，然后再悉数进上大盈内库，决不敢有丝毫缺少。
如果陛下能够这样公私有别，公平公正地处理全国的财赋钱帛的话，那么此后，就能够做好表率，更好地办好朝政，推行政令，复兴大唐社稷。”
听了宰相杨炎的建议，李适十分赞赏，认为宰相杨炎的建议，很有道理，赞扬杨炎说道：
“爱卿的建议很好！
爱卿的建议，公正合理。既能够杜绝内臣的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也能够更好地管理国家财富，奖善罚恶，对朝廷顺利实施政令，非常有利。
朕以天下为公，一心为了天下万民。朕岂能够为了皇家的一点私利，而不立即实施呢？”
当日，李适雷厉风行地颁下诏书道：
“布告天下：
从现在开始，一切国家财赋，统统都交还左藏，去进行管理，完全采用原有的法式惯例；
每年在财赋的数额内，挑选出精良的布帛三五千匹，进献到大盈内库，作为皇家内宫的赏赐开支等用。”
贤良的官吏百姓，都齐声称赞宰相杨炎道：
“杨大人的才干智慧，真是超群啊！
宰相大人只用一席话，就改变了陛下的主意，革除了多年留下的积弊，让朝廷重归正轨，天下有望了。”
然而，宰相杨炎的举措，却断了内廷中使宦官的财路。
内廷的中使宦官们，对宰相杨炎十分嫉恨，欲打击阻挠杨炎实施兴利除弊的改革计划。
6
那时，宰相崔祐甫的病情每况愈下，身体越来越不好，常常在家养病，不能到政事堂处理政事。
见宰相崔祐甫常常生病请假，回家养病，可能耽误朝廷大事，于是李适决定，改由新任宰相杨炎、乔琳，全权负责处理政事堂的公务。
宰相杨炎的资历、资格更老，还有能干贤明的名声，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事实上的首相。
受到皇帝信任，杨炎十分高兴，尽心尽力地辅佐皇帝，生怕辜负了皇帝信任。
一天，忙完政事堂的政务，新任宰相杨炎，就兴冲冲地去到皇宫里，去觐见皇帝。
李适见杨炎前来觐见，非常高兴。
李适似乎很在乎朝廷官吏百姓对自己理政的评论。等杨炎刚一坐好，李适就迫不及待地问杨炎道：
“爱卿啊：
最近这些日子，臣民们对朝廷的评价，如何啊？”
杨炎一见皇帝关心朝政，乐于关注臣民呼声，非常高兴，立即神采飞扬地回答李适说道：
“陛下：
近些日子，大唐官吏百姓，可说是欢欣鼓舞，如同过节啊！臣子们，对陛下的评价很高很高啊！
大家都赞颂说，陛下拨乱反正，一举革除多年的积弊，让朝廷重归正轨，天下复兴有望了。”
李适听了，十分欣慰，喜笑颜开地说道：
“如此，朕心里就很放心了。由此可见，朕的执政，还合符民心天意，帝国中兴有望了。”
杨炎见李适十分高兴，恰是谈论大事的好时机，庚即对皇帝说出了自己心中的忧虑道：
“陛下的英明举措，岂止是合符天心民意啊！
臣以为，陛下革新弊政的举动，感天动地，是开天辟地的伟大壮举。只有尧舜之君，方有如此的胸襟和作为。
只是臣心里有些担心，臣革新弊政的意见和建议，断了中使内臣的财路，他们会不会嫉恨微臣，谗言中伤呢？”
听了杨炎的谈话，李适也认为杨炎的忧虑，不是杞人忧天。于是，李适信誓旦旦地向杨炎许诺说道：
“请爱卿放心，绝对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朕心明如镜，心里十分清楚，爱卿的所作所为，完全都是为了社稷的复兴大业，没有一点私心杂念。
只要有朕全心全意地支持宰相大人利国利民的惠民措施，爱卿你还担心什么呢？”
杨炎听了，大为放心，对李适说道：
“只要有陛下的全力支持，臣心里就放心了。臣对天发誓，哪怕肝脑涂地，也要为陛下效忠到底。”
杨炎以一副赤胆忠心的神态，对李适发誓说道。
李适听了，虽然更加放心，让杨炎放手大胆去大干一场。但李适生性多疑，心内依然隐隐有些不安，急忙对杨炎说道：
“爱卿啊，所谓君臣同心，其利断金。
朕心里现在十分清醒，大唐帝国如今的积弊太深，急需兴利除弊，实行革新。
前不久，朕做出将朝廷的财赋收入，从皇家的私人储藏大盈内库里，重新搬回左藏的决定以后，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就经历了无数的阻碍和反对。
将朝廷的财赋收入，重新收归左藏管理，本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应该并不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
可是，朕也没有想到，在具体执行时，面临的阻力和阻挠，居然是如此之大，只因为这一举措，动了那些贪腐内臣的糕点啊！
由此可见，大唐朝廷兴利除弊的革新之路，是道阻且长、任重道远啊！
这些日子，朕常常忧心忡忡，忧郁不安，为朝廷的财税严重短缺问题，而辗转反侧，寝食不宁，独自思考解决的良策。
爱卿啊，你一向见识卓绝，高瞻远瞩，主意颇多。你是否也曾经认真考虑过这些问题，想到了什么破解之策呢？”
听了皇帝焦虑着急的询问，杨炎没有立即回答，而是默默沉思起来，思考着怎样回答皇帝的问题。
7
想了一会，杨炎已经想到了合适的措辞，于是胸有成竹地回答李适说道：
“陛下啊：
臣十分理解陛下心里的苦恼和不安。
陛下要复兴社稷，中兴帝国，实现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的大唐梦，没有强有力的赋税、财富的支持，是万万不可能实现的啊！
陛下心里忧虑的，是否就是采取怎样的措施，去增加朝廷收入，破解财政窘困这个棘手紧要的问题呢？”杨炎猜度着，询问李适道。
李适见杨炎理解自己的担心，急忙回答杨炎道：
“爱卿神机妙算，善于洞察朕心，朕十分欣慰，朕心里常常忧虑，殚精竭虑思考的，就是如何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
如今，四方边塞不宁，藩镇频繁作乱，百姓穷困凋敝，朝廷耗费钱财的地方却颇多。
虽有爱卿和判度支刘晏等诸位大臣的不懈努力，想方设法，为朕筹措财富，征收盐税等，但朝廷依然常常是入不敷出，财赋不够应付朝廷所需。
朕身为一国之君，要为天下人着想，怎么能够不忧心忡忡，彻夜难眠呢？”
想起棘手的财政收入的短缺问题，李适的脸色晦暗，心情一下子变得沮丧了起来。
见皇帝忧郁焦虑，杨炎心里也不安起来，急忙出言，安慰李适道：
“请陛下不要忧虑！
承蒙陛下的宠爱信任，对臣委以宰相重任，担任百官之长，臣怎么敢不尽职尽责，为帝国精心谋划呢？
实际上这个棘手的问题，臣也已经认真思考了很久很久。
臣以为，解决朝廷入不敷出的问题，不外乎两条路可走，那就是休养生息，开源和节流。
臣私下以为，只要陛下能够将两方面因素，都充分地考虑进去，陛下何须忧虑，朝廷的财税，会没有着落呢？”
杨炎胸有成竹地对皇帝说道。
“是吗？”李适受了杨炎乐观情绪的感染，脸色开始阴转晴，重新变得阳光灿烂。
他心情十分迫切地问杨炎道，“爱卿有什么神机莫测的妙计，说来让朕听听。”
“好的，陛下。请陛下不要着急，听臣慢慢道来。”
杨炎不紧不慢地对李适说道，“要说清这个问题，必须先回顾一下大唐王朝建立初期，征收赋税的历史，了解一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利弊等诸多问题，才好对症下药。”
“的确如此。只有找对疾病的病根，对症下药，才能够治好痼疾宿病。”李适也表示赞同道。
“的确如陛下所说的那样，财税问题，事关大唐命脉。
陛下一定十分清楚，当初帝国繁荣，百姓富庶，根本不存在赋税征收的问题。
朝廷征收赋税过程之中，出现问题，显现出种种弊病，主要是在安史之乱以后。
在玄宗皇帝当政末期，叛逆安禄山反叛朝廷，天下战事四起。万千百姓，饱受战乱祸害，流离失所，横死荒野。
死亡、流亡的百姓，成千上万，缴纳赋税的国家户口，自然而然也随之急剧减少。
朝廷的户籍赋税制度，由此逐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多数已经与实际情况极端不符了。
到了至德年间，经过多年战乱、天灾人祸的破坏以后，户籍赋税情况变得更糟了。
朝廷的户籍上，纳税百姓的数量，严重减少，而朝廷的用度，反而日益增多，官府征收赋税的标准额度，却并没有降低，百姓身上的负担，自然而然加重了。
地方官吏为了完成朝廷下达的征税任务，官府开始到处征收赋敛，逼迫催促百姓，再也没有一定的征收标准了。
下层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生产积极性大受打击。百姓们甚至抛弃自己的土地田宅，逃亡他乡，流亡山林草泽，以躲避战乱和官府的搜刮。
为了满足平叛战争的需要，朝廷征收赋税的部门，也随之增加了，而互相之间，又没有一定的隶属关系。
于是，各级官吏，趁机贪赃枉法，加重百姓赋税，大肆搜刮和盘剥百姓。
他们巧立名目，随意地增加课税；新老名目，相互重复，征收毫无限度，没有停止的一天。
百姓的赋税负担，更加严重。百姓水深火热，更加无法生存，无不怨声载道。无法可想，百姓们只得想方设法，去逃避苛捐杂税，以求苟且偷生，苟延自己的性命。
那时，朝廷征收赋税，有称作租、庸、调的三种方法。有田土，便要交租；有人丁，便要服庸；有户口，便要纳调。
富足人家人丁多，大抵作官或当僧人，得以免除各种赋役；而贫困人家人丁多，全无隐瞒逃避的去处和方法，根本无法逃避朝廷的苛捐杂税。
所以朝廷这样征收赋税，就产生了严重的分配不公。
因此，上等人家，优游自在；而下等人家，劳瘁穷困。贫富差距，更加明显，百姓的怨恨，也更加强烈。
征税的贪官污吏，又乘机大肆侵吞，残害百姓。
百姓十天输赋，一月送税，经受不了如此困窘疲惫的折磨，大抵都逃亡流徙，成为了流亡户。
朝廷的纳税户籍上，减少了大量的纳税户口，自然而然，朝廷就没有了重要的税收来源。
而那些留下来的，还在国家户籍上本地百姓，不足原来的十分之四五。
朝廷正常的赋税收入，自然而然，就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根本无法按照朝廷的惯例收齐，满足朝廷的日常需要。
而为了完成朝廷征收赋税的任务，大小地方官吏，不得不把这些流亡户应该承担的赋税，转嫁到还留在国家户籍的本地百姓的头上。
还留在国家户籍上的本地百姓的赋税，自然而然成倍增加，再也无法生存。
他们也只好仿效早先那些逃亡百姓，照样抛弃自己的土地田宅逃亡他乡，成为流亡户。国家户籍上缴纳赋税的百姓，越发日益减少，征收赋税，也越发困难。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些问题，就是朝廷赋税急剧减少，日渐窘困的重要原因。
臣担心，长此以往，恶性循环下去，恐怕连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也难以进行下去，还能够谈什么中兴社稷呢？
看见朝廷，出现如此窘迫的财政状况，看见百姓的生活，水深火热，无法生存，臣常常是忧心忡忡，寝食不宁，一直在苦思治理的良策。
臣多么希望，能够想出一个良策，拯救万千百姓于水火之中，挽救朝廷财政的窘迫处境啊！
最终，臣思之再三，与僚属们反复研讨设计，终于想出了一个比较稳妥的好办法，那就是改革实施新的税法。
这个税法，臣已经为他取名，叫做‘两税法’。
臣坚信，如果我们大唐朝廷，能够顺应经济形势和朝廷局势的发展变化，在朝廷各郡县，普遍实行‘两税法’，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不仅朝廷财税窘迫的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而且万千庶民百姓，也能够减轻一些负担，提高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如此，国富民安，陛下何须担忧帝国不能够中兴呢？”
杨炎条理分明，有条不紊地为李适分析剖析道。李适听了，兴奋不已，急切地想知道“两税法”究竟是怎么回事，应该如何实施。
8
李适听了，更加迫不及待了，急忙问杨炎道：
“爱卿啊，听了爱卿你所讲的‘两税法’，朕十分振奋，渴望知道具体如何实施。
请问爱卿，‘两税法’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应该如何安排实施呢？你赶快说给朕听听啊朕已经等不及了。”
见皇帝急不可耐的样子，杨炎暗喜，急忙向李适解释道：
“陛下啊：
臣设置的这个‘两税法’，实际上并不复杂，但与以前的税法，完全不同，是一种全新的税法。但是，臣心里有很多担忧，所以一直没有敢，向陛下提出实施两税法这个建议。”
李适听了，有些不解，急忙询问杨炎道：
“爱卿啊，你究竟担心些什么呢？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个税法的情况，与朕仔细交流呢？”
杨炎见机不可失，急忙回答道：
“不瞒陛下：
臣心里最最担心的是，这个‘两税法’，可能会损害某些利益阶层的利益，遭受到来自于各个利益阶层的巨大的阻力，尤其是土地劳力众多的富裕阶层的强力阻挠。
因此，臣心里非常担心，这个利国利民的新税法，会胎死腹中，不能够顺利实施，进而影响中兴大业的完成。
这就是臣，之所以没有提早向陛下提出这个建议，并提请陛下下旨，实施这个两税法的根本原因。”
杨炎忧心忡忡地对李适说出自己的隐忧道。
“爱卿啊：
只要对大唐朝廷有利，有利于富国强民，复兴帝国，朕一定全力以赴地支持爱卿的。这一点，你就不要担心了。”
李适十分兴奋地向杨炎许诺道。听了皇帝的许诺，杨炎吃了一颗定心丸，信心更足了，急忙向李适道谢道：
“多谢陛下信任。
臣坚信，臣设计的这个‘两税法’，是一种切合朝廷实际情况，利国利民的好税法。
臣相信，这个两税法，有了陛下的鼎力支持，有了各级官吏的良好支持和配合，一定能够在全国顺利实施，为帝国中兴，奠定良好基础，发挥巨大的威力。
请陛下不要着急，请听臣细细道来。
臣的‘两税法’，大体上来说，是这样设计的。
‘两税法’就是引入与西周以后的‘量出为入’税法原则相对立的，‘量入为出’的财税理念。
具体来说，就是以‘人无丁(丁男)、中(中男)，以贫富为差’，作为两税法的课税基础。”
杨炎简明扼要地向李适介绍两税法的原则道。
“爱卿啊，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朕听得还是有些不太明白。麻烦爱卿，你给朕讲详细一些吧！”
李适急躁的毛病又犯了。
“陛下莫急，听臣细细道来。
如今，经历多年战乱的摧残，普通的小民百姓，都家徒四壁，十分贫困，连维持一家温饱都成问题，更不用说缴纳朝廷赋税了。
臣以为，朝廷有必要改变，征税的设计理念，减轻小民们的负担，以便休养生息，调动老百姓生产的积极性。
如此来说，就必须首先抛弃，唐初以来，以人丁为征课标准的租庸调制的原则，而以土地、产业等，财富的多寡，按每户的贫富差别，来进行课征赋税的设计理念。
这样的话，有可能会损害拥有土地产业多的富人的利益，这就是臣先前的担心。
所以，臣以为，两税法要顺利实施，没有陛下的强力支持，是万万不行的。”
杨炎再次表示了自己的担忧道。
“爱卿放心！
朕已经对爱卿许诺过，只要是为了社稷的长治久安，国富民安，为了大唐朝廷的繁荣昌盛，百姓的安居乐业，朕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的！”
李适再次向杨炎重申自己的支持道。杨炎听了，更加安心，继续讲解道：
“如此，臣就放心了。
首先、请陛下下旨，命令朝廷有关部门，认真仔细地计算一下各州县，每年所需的各种费用，和上交朝廷的数额总量。
朝廷就以此数额，量入为出，作为征税的基础，向各州县的百姓征税。
通过对支出的估量，来制定征收赋税的数额的多少。如此做，就不至于加重下层百姓的过分负担。
其次、户口无论主户、客户，都按百姓现在的居住地，作为征收赋税的标准，去制订征税的簿册；
无论成丁、中男，都按照贫富的状况，去划分各种征税的等级；
流动经商的人，在所居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他们与定居民户一同纳税，不能侥幸获利，逃避朝廷征税。
第三、定居农业户的赋税，只在秋天和夏天，分两次进行征收，不允许官吏们另行征收。
朝廷以前制定的那些租、庸、调以及杂徭等苛捐杂税，一律全部省去，不许重复征收。
朝廷整个的征税事务，都由判度支这个部门，统一去进行掌握和管理，以免政出多门，官吏百姓无所适从。
普通少地或无地的贫民百姓，没有了人丁课税，减轻了自己家庭的负担，能够调动他们生产的积极性。
如此开源节流，有增有减，就能够达到安抚贫困百姓，休养生息，稳定朝廷赋税来源的目的，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爱卿的建议，深谋远虑，完全合符朝廷当今的实际。朕决定，立即采纳爱卿的建议，大力支持两税法的改革。”
李适拍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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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李适颁布赦文，大赦天下，决定采用宰相杨炎的建议，实施新的“两税法”。
李适下旨，命令各地黜陟使和观察使、刺史道：
“各黜陟使和观察使、刺史等：
赋税制度，关系天下安危，百姓福祉。既不能穷尽百姓的财富，让百姓生活无着，无法再谋发展，也不能让官府朝廷窘困，耽误军国要事。
朕特颁旨，改革税制，实施‘两税法’。各级官府，估量百姓的人丁财产，定出纳税等级，改变旧的税法，统一实行新的税法‘两税法’。
近年来，原有和新增的各项征收的名目，一律取消，按新的‘两税法’进行实施。
在两税以外，胆敢向普通百姓，再收敛一个铜钱，便以贪赃枉法论处，绝不宽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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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炎的“两税法”，还采用以钱定税的原则。除谷米外，均按田亩，计算货币的缴纳数，适应了货币经济的发展。
朝廷的有识之士，都非常清楚，计资而税的“两税法”，代替西晋以来，“计丁而税”的赋税制度，是一项带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措施，在财税的转变上，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两税法”大大地简化了税制，便利了租税的征收，免去了税吏许多催索的苛扰。
这个税法的实施，不但使大唐朝廷的财政收入，得以增加，而且也减轻了普通百姓的赋税负担。
杨炎的“两税法”改革，使得以前那种农民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李适即位之初，大唐朝廷的励精图治、欣欣向荣之景，得以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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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
“两税法”的实施，因为触犯了大土地所有者和富人、官吏的利益，已经注定了命途多舛。
大土地所有者和富人、官吏、士绅们，开始拼命反扑，竭力反对杨炎制定的“两税法”。
而杨炎自己，缺乏度量，心胸狭窄，眦睚必报，难以容人。
大权在握以后，杨炎自己也开始利欲熏心，自以为是起来。于是，杨炎利用手中掌控的宰相职权，专门排斥异己，打击政敌。
大唐朝廷的政事，不久又重新陷入朋党纷争、尔虞我诈的恶性循环之中。
大唐帝国的战车，继续朝着悬崖边加速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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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大历初年之时，杨炎就受到了代宗皇帝和宰相元载的信任，曾经在朝廷担任礼部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重要职务。
杨炎常与常衮一道，同掌皇帝诏敕的撰写，其文笔受到了朝廷士大夫的一致赞许，时人称为“常、杨”。
大历九年(774年)，杨炎晋升为吏部侍郎。由于杨炎与宰柏元载有亲戚关系，而又善于处理与元载的关系。因而，杨炎又受到了十分重视亲情的宰相元载的赏识和提拔。
大历十二年(777年)，元载因得罪代宗皇帝而被杀。杨炎也受到元载被诛的牵连，被朝廷贬为了道州司马。
大历十四年(779年)，代宗皇帝去世，儿子李适即位。宰相崔佑甫，认为杨炎才干卓绝，可以重用。李适赞同。
因而不久，新皇帝李适，就把杨炎从贬所召回，任命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始与乔琳一道担任宰相。
入相之初，杨炎一心以大局为重，克己奉公，竭尽忠诚，做了很多兴利除弊、利国利民的好事。
杨炎首先提出，国家财赋，不能变成皇帝的私产，建议把大盈内库的财赋，仍拨归管理朝廷赋税的部门左藏去掌握。
李适欣然采纳了杨炎的建议。
接着，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又建议皇帝，废除租庸调制，创立并推行了“两税法”。
“两税法”的实施，减轻了少地无地的贫苦百姓的负担，稳定了朝廷的赋税来源。
自此，杨炎大受皇帝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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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随着自己权力的扩大和巩固，皇帝越来越信任，业绩越来越显赫，杨炎开始利欲熏心，自以为是，眦睚必报，不能坚持正直正道的处事原则了。
杨炎开始利用自己的权力，报复私仇，排斥异己，陷害忠良，结党营私。
结果，杨炎不仅拖累大唐帝国，跟着加速衰落下去，而且最终，弄得杨炎自己，也身败名裂，客死他乡。
雄心勃勃，胸怀中兴帝国大业壮志的年轻皇帝李适，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一系列的用人失察，会带来那么多的后遗症，甚至危及到了大唐朝廷的稳定和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