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南北两军在长城一带交锋，北军连战连败，最后北军主帅梁王王禅，只好率败兵回到上都。朝野便立时陷入惊恐之中。虽然不久便传来陕军破关东出，连战连捷，以及四川又有遥相呼应之声，但那是远水救不了近火，齐王月鲁贴木儿率南军已对上都形成了包围之势。泰定帝皇后听到的敌军渐至、己军屡败的消息，望着不谙事理的幼主和无计可施的众大臣，不由得暗暗垂泪，整日里唉声叹气，束手无策。
王禅再次率军与南军交锋，仍是大败而归。又闻得辽东诸王已归大都，便知颓势难挽，大厦将倾，乃带了一支人马，假托夜间出城劫营，便逃之夭夭，自寻活路去了。
第二天众人不见王禅回转，心中更为恐慌。丞相倒剌沙见状，决定改换门庭，以求富贵。乃密遣人出城与齐王联络，约期献城。
次日，齐王率大军来至城下，倒剌沙大开城门，亲自捧着皇帝玉玺，率百官屈膝道旁，迎大军入城。
随着上都的陷落，历时四个月的两帝之争，到此结束。剩下的就是如何对逆臣叛将的处置了。
文宗恨不得将这些叛逆之臣一个个斩尽杀绝，但许多诸王及大臣们都坦诚进言，认为天下初定，应以稳定大局为重，对叛逆之人要分别处理，以服人心。御史中丞赵世延道：“对叛逆之臣不可不办，亦不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严办。首逆者从重严办，胁从者从轻惩治，方能彰显我主盛德，安天下人之心。”荆王也速也不干道：“赵中丞所言甚当。一些地方将吏，误从上都，或身不由己，朦胧出兵，陛下当宽大为怀，纵有罪恶，也只宜夺官罢爵；至于一般胁从者，可分别不同情况，从轻发落，或不予追究，令其戴罪效力即可。绝不能弄得人人自危，以致祸乱又起。”
文宗从众臣之言，依议将倒剌沙等一班叛逆首要分子，以及后来逮住的王禅处死；诏谕四川的囊加台息兵止武，重归朝廷；对传檄陕甘、起兵东犯的靖安王阔不花专诏切责，令其罢兵认罪，开恩仍保留王位；对陕西行省主要官员，如平章只儿哈、探马赤，行台御史大夫也先贴木儿、御史马扎儿台等，予以削职为民等等。诏令一出，人心即安。
只是众人对巩昌便宜都总帅汪延昌的处置，争议颇大。其率军攻州夺府，席卷大半个河南行省，论罪即使不致死，至少也应削去兵权，待罪思过。但这样有可能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后果，甚至使川陕两省再起动乱。
巩昌汪氏本是阔端的家臣，现后王荆王也速也不干自然为汪延昌说好话：“汪家历来忠于我大蒙，保我西北边疆。昔日的凉州会盟，以及世祖时绕道吐蕃，攻取云南，且将广大的吐蕃地区并入我大元版图，都是由陇右王父子竭力促成的，实功不可没。此次出兵，是属不得已。其未接到圣命，自然只有听从靖安王与陕西行省的摆布，实属胁从之辈。恳请陛下念其先人大功，从轻发落。”
御史中丞赵世延的祖父按竺迩，与汪世显并肩作战多年，两家有数代通家之好，当然亦为其开脱，道：“西北诸王叛乱不息，吐蕃屡屡生事，每次都是巩昌汪氏率军平叛，可以说汪氏乃大元西部擎天柱！若真的削夺其兵权，恐怕这支由十八族剽悍子弟组成的鸠将劲卒，别人难以安抚和统领；况且汪氏部将故吏遍及朝野，川陕云贵更有多人手握兵权，陛下不可小觑。”文宗听了两人之言，默默地点了点头。
最后连燕铁木儿亦道：“汪氏与诸王联姻，三世驸马，一王九公，其势力盘根错节。若严厉处置，便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虞！汪氏一族不安，天下便有动**之势。陛下若赦其罪，保其权，恩威并施，汪氏也必然感激，誓死报效，国家也就安定了。”
文宗见众大臣如此理论，且原先主张严惩的人们也已缄口不语，乃决定赦免汪延昌之罪。令其尽快率兵撤回巩昌，仍执掌总帅府符印；汪氏将佐也一律各领原职。同时调汪寿昌为陕西诸路御史台中丞，并委其持诏书前往河南军前安抚汪家军。
汪寿昌接得诏旨，感激涕零，一再叩谢天恩，立即捧诏上路，且遣心腹星夜飞马通知汪延昌等前来郑州听旨。
当汪寿昌宣旨已毕，汪延昌等真是喜从天降，一个个以头碰地，叩谢道：“谢主隆恩，微臣等当肝脑涂地，誓死报答皇上的恩德。”
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的汪寿昌、汪延昌兄弟相见，自然是感慨万分。虽然这次汪家军是灰头土脸地回到巩昌，与往日得胜回来大不相同，但人人平安，爵位仍保，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转眼过了新年，已是天历二年正月，文宗遣中书左丞相月里贴木儿，前往漠北迎其兄周王和世竦南下即皇帝位。周王当仁不让，便即位于和林，史称明宗，改元至顺，以文宗为皇太子。八月，明宗一行南下，欲往大都正式登基。行至上都之北的王忽察都时，和前来迎接的已是皇太子的图贴睦尔相遇。兄弟俩相见甚欢，宴饮两日。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