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冬，云南诸王秃坚及万户伯忽、阿禾、怯朝等兴兵作乱，攻陷中庆路（昆明），杀死行省官员，秃坚自称云南王，封伯忽为丞相，阿乐、忽剌忽等为平章。文宗得报又惊又怒，于次年元月，任乞住为云南行省平章，升原西安王阿剌太纳失里为豫王，督军入滇平叛。
豫王阿剌太纳在云南土官禄余等协助下，初战告捷，连败叛军。豫王请旨授禄余宣慰使、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衔。不料顺元宣慰使贴木儿不花妒忌禄余，在乞住面前道：“禄余乃蛮彝之人，恃勇傲上，见利忘义，虽立有微功，闻得是其与秃坚使的诈，大人不可不防。”
乞住惊问道：“如何有诈？”贴木儿不花道：“秃坚使诈，让禄余立功，取得朝廷与大人信任后，伺机里应外合，为害我军。，”乞住沉吟道：“恐是流言，没有实据吧？”贴木儿不花道：“虽还未拿到实据，但大人不可不早做准备。”乞住点头道：“既如此，且将朝廷奖赏的财物扣住不发，待查明后再做处理。”
禄余自认为立有大功，仅得个有名无实的空衔，不见财物，心中不快。部下将士不得封赏，亦是牢骚满腹。及至后来闻是遭人谗言所致，禄余等十分恼怒：“我等拿性命换得的这点钱财，还要克扣不给，天理何在？”恰巧叛王秃坚亦侦知此情，乃从伯忽之言，暗遣人携重金收买禄余，谓之道：“蒙人视汉人为草芥，何况我等边鄙之人？今我大王自立一国，不分蒙人、汉人及夷蛮之辈，均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岂不快活！”禄余见了重金，已是心动。又闻得平等相待，更是高兴，但复又担忧道：“只恐朝廷大军终难抵敌。”来使笑道：“我等边远之地，离京万里，朝廷哪能长久顾及？其来兵有限，我们足可抵御；若其来兵一多，不要说一时调不到许多兵，就是有，哪来许多粮草？如何转运？其必然左右为难，鞭长莫及。况且到时我等还可躲进深山老林，与之周旋，其又能奈我何？”
禄余受其蛊惑，乃决计反叛，趁元军不备，袭杀了乌撒宣慰使月鲁，作为进见之礼，然后率兵协同秃坚作战，共同对付元军。云南形势，顿时吃紧。
文宗得到反了禄余、云南军情大变的牒报，大为吃惊。乃从众臣之言，增调江浙之兵，由诸王云都思贴木儿率领西向，与湖广行省平章脱欢率两湖兵同入云南，共聚十万大军平叛。只是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十万大军的军需筹集与转输，又是个棘手的难题。
这负责军需后勤供应的重任由谁担当？文宗召众大臣商议，众人异口同声道：“此事非汪寿昌不可！”燕铁木儿道：“汪寿昌曾任云南诸路廉访使，公正廉明；又任过云南行省左丞，官吏信服，定能不辱使命。”伯颜亦道：“汪氏久在川滇，深得边民之心。汪寿昌又曾执掌宣政院，负责过吐蕃、羌、蛮等夷民事务，人皆敬仰。故遣其前往，可收一举两得之效。”
众臣均言二人之言有理。文宗之意遂决，乃任汪寿昌为四川行省平章并兼参豫王府军机要务，特遣中书左丞史惟良持诏专赴陕西面谕。
至顺三年初春，年近六旬的汪寿昌奉旨从京兆前往四川上任，到成都后，了解到近年川中因周边骚乱而军政不稳的情势，乃连夜亲写奏章，请求赦免受胁迫参与叛乱的官吏与民众，以便安民筹饷。同时，又奏请调巩昌总帅府之兵入川。稍后便沿岷江而下，前往叙州与驻节在那里的豫王共商平叛大计。
豫王素来敬重寿昌，见其到来，很是高兴道：“本王已接到朝廷旨意，知大人入川筹备军需，我十万大军就有所仰仗了！”寿昌谦逊道：“为国家尽职，为皇上分忧，乃臣子本分。在下当竭力而为，决不负朝廷与王爷的重托。”
随后汪寿昌辞了豫王，先沿江东下，经重庆，过涪州，至忠州、万州等处，沿途指令各地筹集粮饷，抚军安民。再改由陆路，经开州、达州、顺庆、潼川等地，回到成都。
粮饷筹齐后，汪寿昌亲自押往云南。为了保证途中粮饷的安全和便于与诸蛮作战，汪寿昌又令碉门安抚司达鲁花赤汪泰昌、巩昌参将田孟春等旧部，随同护粮入滇。
一时间，朝廷大军云集，兵精粮足，连败叛军。十一月，双方会战马龙州。汪泰昌率军猛扑叛军中坚。伯忽自恃骁勇，挥刀亲战。怎当得汪泰昌那口大砍刀，舞得如飞车轮一般，水也泼不进，真杀得伯忽手忙脚乱，气喘吁吁，欲待逃走，被那汪泰昌狠命一刀，将其大刀磕飞，窜将上去，一把扯住其腰带，将伯忽擒过马来。
阿禾望见，赶紧拍马来救。田孟春大吼一声，踊跃上前，一枪刺阿禾于马下，叛军顿时大溃，秃坚亦死于乱军之中。
只有禄余见势不妙，仗着地理熟悉，早早溜走，远遁山中，不敢出头。至此，持续了年余的云南叛乱，才渐渐平息下来。
捷报至京，文宗大喜，传令豫王班师。任顺元宣慰使贴木儿不花为云南行省左丞，负责战后事宜。哪知大军撤后不久，当地部族又起骚乱。乌撒罗罗蛮杀戍军，掠良民。禄余又趁机复出，与之合兵，攻州破府，声势浩大，全省鼎沸。贴木儿不花前往征剿，那些蛮夷地熟人狡，避实就虚，神出鬼没，将贴木儿不花杀得大败。贴木儿只好坚守不出，急忙上奏朝廷，请求援兵。
文宗接得急报，很是忧虑。时汪寿昌正好奉旨入京述职。文宗大喜，立即召见，问道：“云南之乱才平不过数月，今禄余又纠集余党复叛。朕与众大臣商议应对之策，众人七嘴八舌，或剿或抚，莫衷一是。爱卿久在云南，必有良策以教寡人。”寿昌奏道：“禄余复乱，实与宗王反叛不同。川滇边地，汉夷杂居。汉人常以大族而欺负蛮夷，蛮夷之人性剽悍好斗，一言不合，则拔刀相向。加之官府处理不当，无赖之徒便趁机兴风作浪，骚扰地方，而实无与朝廷作对之意。故若专以大军征剿，实费时费力。师出则彼没，师回则彼出。山高路远，水深林恶，终难收全功。微臣愚意，应取诸葛孔明平蛮之法，诚之以信，惠之以利，攻心为上，恩威并施，使其心服口服，方能永久太平。”
文宗闻言，如梦初醒，大喜道：“爱卿之论，诚至理名言，安邦良策，不似他人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朕当从之。平蛮之事就全权委爱卿相机处置。”
于是汪寿昌再赴云南，首先撤回大军，停止进剿，然后出榜安民，慰抚百姓，并撤办一些贪官污吏、奸猾豪强。同时数次遣人往见禄余等山寨首领，宣讲朝廷威德，劝其保境安民。待地方稍稍安静后，又发府库，赈济夷人，修桥筑路，重设驿站，开通贸易。不过数月，人心渐定。
大军撤走，粮米运来，傻子也能看出好歹。禄余等蛮夷首领，见汪寿昌确有招抚诚意，遂纷纷表示愿意归附朝廷，不再生事。但要求居地改属汪寿昌主管的四川行省，道：“若得明公荫庇，我蛮夷之人才得自安。”寿昌乃将实情上奏朝廷，请赦免禄余等罪过。朝廷见不费张弓支箭，使得蛮夷诚心归服，自然依从寿昌所请，并将蛮夷之地改为永宁路，划归四川行省管辖。至此，持续了数年之久的云南战乱，方告平息。
数月后，汪寿昌被召往京城。文宗谓之道：“云南屡乱，幸爱卿前往安抚，始得安宁，功莫大焉！卿系元勋之后，国家重臣，勤政廉洁，任劳任怨，屡建奇功。特升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改任南台中丞，晋级一品。”寿昌连忙叩头谢恩，道：“微臣愚钝，蒙圣上眷顾，委臣重任。只是微臣年老体衰，难有作为，恐有负圣恩。请皇上恩准微臣回归故里，以尽天年。”
文宗道：“爱卿虽年过六旬，气色尚好，如何便要退归田里？江南行台事关数省监察重任，非卿不能任其责。况且那里气候温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正可颐养身心，也可解除朕的江南隐忧，是为两便，爱卿不得推辞。”寿昌闻言，乃再次谢恩，辞驾南行。
时过不久，文宗突然晏驾。弥留之际，特嘱皇后及大臣伯颜、燕铁木儿等，立明宗次子鄜王懿璘质班继承大统。时鄜王年方七岁，怎理朝政？一切事务俱由燕铁木儿和伯颜主持，禀报皇太后定夺施行。
哪知不过数月，尚未改元，小皇帝又突然驾崩了。
一时间，朝廷内外，人心惶惶。燕铁木儿力主立文宗之子继承皇位。只是皇太后亲眼看见皇室内部的倾轧和险恶，不愿让自己仅有的一个六岁的儿子，卷入其中成为牺牲品。故而坚称先帝有立明宗之子的遗旨，不能违背。
于是众人迎立在广西静江的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儿，入京承继大统，于至顺四年六月十日正式登基，是为顺帝，改元元统。而以文宗之子、六岁的燕贴古思为太子。
远在江南的汪寿昌，在数月之间，连续接到两次皇帝晏驾讣闻及两封登基的诏书，未免惊疑。又联想到前几年的两帝之争，汪家险些遭到灭顶之灾，实在是心惊肉跳。想想自己早已年过花甲，何必恋位涉险？于是上疏朝廷，言明年老多病，难当重任，恳请解职还乡，颐养天年。
当十四岁的新皇顺帝接到汪寿昌的告老还乡的奏疏后，对于这样一个朝廷重臣的去留，自然不能随意处置，乃与伯颜、赵世延、赵世安兄弟及大学士虞集商议。伯颜虽与巩昌汪氏没有什么来往与瓜葛，但也深知汪氏在大元帝国中的分量；而赵氏与汪氏原就有将帅之谊，私交甚厚。赵世延知顺帝对汪氏不甚了解，乃侃侃而谈，说起当年汪世显归顺蒙古，保全陇右之功，其后子孙亦忠心耿耿，南征北讨，为大元帝国屡建殊勋，实为国朝西天之柱。朝廷应对其加恩厚赏，以有利社稷，云云。虞集亦道：“汪氏建功川陕云贵，将帅遍及各地，而忠心不二。朝廷对其恩典虽重，但比起有些蒙古及色目人来说，封赏仍显不足。若能对其已故而又曾建大功者，予以加封，便会使其族人感恩图报，有利朝廷，有利社稷。”
伯颜亦道：“闻得昔日汪德臣请率兵出川灭宋，世祖道：‘他日平定川蜀，你功劳不在伯颜之下。’当然这伯颜是指灭宋的大帅伯颜。可见汪氏之功，确实不小。应当大大褒奖，以激励人心。”
赵世安道：“奖功罚罪，国之大典。近年各地水旱灾害不断，人心最为要紧。去年微臣回陇南老家，途中就曾听到：‘巩昌城，渭河边；坚如铁，柱西天；牛羊肥，米粮川；汪家盛，朝廷安。’这样的民谣。可见汪氏在陇右巩昌一带老百姓中的影响。”
顺帝虽然年幼，经大臣们这么一说，自然对巩昌汪氏心存好感，同时也想示恩臣下，笼络人心，为我所用。于是责成中书省草拟一个对汪氏恩典的方案。
数日后，朝廷颁旨，追封汪德臣为陇右王，汪惟正为南安王；同时还追封早逝的汪翰臣、汪清臣为陇西公，汪惟孝为平阳公。另外，又任命汪安昌之子汪有成接替汪延昌为巩昌便宜都总帅，汪寿昌长子长生奴署理巩昌府事务，汪惟弼三子汪道昌由福建行省左丞升任浙江行省右丞，七子厚昌以翰林学士授忠顺大夫、临洮府尹，汪惟孝子汪高昌任工部侍郎，汪惟勤子汪兴昌升任刑部尚书。而对汪寿昌自然是特加慰留。
至此，巩昌汪氏已是封王者三，封公者十。其余为官为宦，为将为帅者，达数十人之多。真是一门金紫，数代簪缨，辉煌鼎盛，旷古少有。
朝廷差人赍旨来到巩昌，汪氏自然又大大庆祝一番。文官武将，亲朋故旧，也齐来恭贺，热闹非凡。巩昌百姓亦盛赞汪氏，谓这是其祖上汪世显，当年保全十余万军民性命而积的阴德所致。
汪寿昌接到父祖封王的喜讯，自然喜极而泣，安心任职。同僚及属下齐来贺喜，寿昌低调谢客，一一婉辞。
一日，门上递进一个手本，署为：“同族晚辈平江推官汪泽民拜见。”汪寿昌立即想起近来传闻的不畏权势、断案如神、百姓称颂的好推官，连忙吩咐：“快请！”
随着一声“请！”进来一个身材修长、皮肤白皙、风度翩翩的年轻人。此人姓汪名泽民，字叔志，江南婺源人。宋端明殿大学士汪藻的七世孙。虽家道中落，然其天资聪慧，志向远大，发奋读书，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延佑五年登进士第，先后任南安路、信州路、平江路推官。清正廉明，锄恶扶弱，政绩卓著。此时奉调入京，参修国史，正好路过，便以同族晚辈身份前来拜访。
两个寒暄之后，汪泽民便道：“欣闻中丞大人祖上封王，故而晚辈前来贺喜。”寿昌谦逊道：“同喜，同喜！此是皇上恩典，为臣子的杀身难报。今得大人来贺，下官感激不尽。”泽民道：“大人祖上荣封，晚辈作为同姓之亲，亦深感荣幸，前来祝贺，实属应该。”
汪寿昌见其言词清朗，举止得体，又是同姓之人，便热情接待，亲切交谈起来。只这一交谈，便引得南北通谱、巩昌汪氏认祖归宗的大事来。
欲知南北二汪如何通谱，请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