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元顺帝自即位以来，各地灾害不断，民不聊生。京畿大水，黄河泛滥，两淮亢旱，地震山崩。河南、四川等地，百姓相继造反。虽经**平，然已是人心惶惶。
数年后，虽然顺帝亲政，也想兴利除弊，有所作为。只是权臣伯颜，爵封秦王，窃居相位，兼掌军国要事，逐渐培植亲信，遂至大权独揽，势焰熏天。其贪暴**乐，肆意妄为，视顺帝为小儿，玩百官于掌股之上。不仅仇视汉文化，停科举，贬百官，甚至谓顺帝道：“前时造反之人，以张、王、李、赵、刘五姓为最多，可将这五姓之人斩尽杀绝，以防汉人再次造反。”幸顺帝心里明白，道：“五姓之人良莠混杂，且其几占天下半数，岂能杀得尽？”众臣亦谏道：“无故大肆诛杀百姓，岂不是官逼民反、自取灭亡？”
汪寿昌见朝政日非，深感宦海浮沉，为官不易，且自己又早已过了致仕年龄，精力不济，正当急流勇退。乃再次上疏，恳请告老还乡。顺帝见其言辞恳切，又离家数千里，遂准其以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的正一品衔致仕还乡，同时晋其堂弟汪晋昌为金紫光禄大夫，替代其南台中丞之职。
汪晋昌与朝廷特使、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同至江南行台。江南行省、行台官员都来送旧迎新。一时间冠盖云集，盛况空前。揭傒斯贯通百家，极负盛名，朝廷大典册及功臣元勋的铭辞，多出其手。此次持诏前来，在宴会上代表朝廷褒奖汪寿昌的品行功业，并赋诗一首，称赞汪氏功勋，以示慰勉。其诗曰：
汪氏起秦陇，世总西方兵。赫赫大圣朝，独擅勋与名。
父子穷百战，祖孙勤四征。智勇侔造化，忠孝通神明。
雷电僻韬略，风云随旆旌。勒名望帝国，走马镇王城。
一顾青海宴，再顾流沙清。三边罢斥侯，四海收经营。
建国百余年，一身为重轻。至今论兵力，劲节莫与并！
巩昌汪氏素重诗书，与当世之文人雅士交厚。席间，应酬和唱，热闹非常。专程从巩昌赶来接其父荣归的汪长生奴，巧遇当朝名士蒲道源。当年蒲在四川，与任兴元路同知的长生奴便相交莫逆，互赠诗文。此次故友重逢，欢欣异常。蒲因公前往江陵，长生奴送了一程又一程，蒲感其惜别之情，乃以李白与汪伦做比，赋诗一首《赠汪同知》：
潭水桃花映柳堤，汪伦送我意何如？
三秋远塞飞鸿雁，二月清溪见鲤鱼。
我欲乘舟下荆楚，君当越岭过陇西。
踏歌不忍相离别，渭水江汉两依依。
且说汪寿昌离家日久，今官高爵显，衣锦荣归，全家人济济一堂，着实庆贺了一番。阖家虽已有三人封王，十人封公，但论生前所任职务与官阶，汪寿昌乃是任过一品实职的人。这在五代人中，则是最高、最显赫的了。
却说伯颜仗着顺帝的宠信，越来越胡作非为，使得众朝臣又怕又恨。顺帝看在眼里，心中不免忧虑，对其也渐渐憎恨起来。幸好伯颜之侄脱脱，是个深明大义之人，表面上对其伯父曲意逢迎，暗中却立为国除害之志。伯颜利令智昏，反视脱脱为心腹，委其为宫廷侍卫亲军指挥使，执掌军权。脱脱乃暗中与顺帝亲信近臣阿鲁和世杰班结为密友，伺机起事。
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伯颜春游狩猎。脱脱见机会来了，乃与阿鲁、世杰班密奏伯颜专权误国之罪，讨来圣旨，然后控制了京城。
伯颜尽兴归来，只见城门紧闭，脱脱倚城而立，手捧诏书，高声朗诵：“伯颜欺君误国，把持朝纲，姑念其昔日之功，特贬为河南行省左丞，即刻离京赴任。所有同党随从，一律宽宥不究。”
听罢诏书，众随从均知伯颜不会有好下场，乃一哄而散。伯颜自知人心丧尽，大势已去，也只好忍气吞声，前往河南。哪知才行得三两日，又有圣旨到，改为流放岭南。伯颜又气又恨，最恨的是，带头整自己的，竟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亲侄子！不禁老泪纵横，渐渐忧郁成疾。行至江西隆兴驿，便一命呜呼了。
伯颜逐死，顺帝独掌朝纲，决断国事，封赏有功之臣。任脱脱为右丞相录军国重事，并主修辽、金、宋三史。脱脱革除弊政，弛马禁，减赋税，任贤用能，人称贤相。一时间，竟有励精图治之象。
至正五年，当三史修成之时，参修的汪泽民已擢升嘉议大夫、礼部尚书。其时，汪寿昌之子汪长生奴，刚刚接替汪有成为巩昌等处便宜都总帅，正好奉召至京，便抽空前往拜见汪泽民，将整理好的陇右汪氏族谱初稿面呈请教：“我们这几年经多方搜集，认真整理，初步汇成此稿，请尚书大人审阅斧正。”
汪泽民接过谱稿道：“指正不敢当，相互学习吧。”说着，就认真阅读起来。阅毕，乃开言道：“好，很好！义武王为六十六世是合理的，上有来源，下有传承，这就是最基本的谱牒世系。虽然其中有几处父子之间相距时间似乎太长了些，显得有些勉强，但总的来说，已是很难得了。须知数百年间的人事错杂，疏漏之处，本在所难免。而其中个别或特殊情况，也是有的，这可存疑待查，以后再继续访察核实可也。就以我《婺源族谱》为例，谱中记四十三世僧莹公享年七十四，而在《越国公垂裕录》中，四十四世华公又谓自己少孤，这便似乎有些不近情理了。但现实中，六十多岁得子者，也并不鲜见，所以我们也就照实抄录。其疑似之处，待日后查实吧。家谱如此，即使国史也是这样。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中，也见有一事两说、甚至数说的不同记载。这就是因史料来源的不同，作者一时难以取舍，故而照实记录，有待后人考证查实了。”
汪泽民边说边从书柜中取出一套《婺源汪氏族谱》，递给长生奴道：“我看你可将目前的稿子与这套南谱相衔接，使之成为陇右族谱的雏形，以后再予以核实，逐步完善，就基本成功了。相对我们江南之谱，你们就是北谱了。以后我们南谱续修时，定当再次郑重叙明四十五世汪达一枝分迁陇右，为陇右王一系之祖。因为在我谱首中，早就有迁往巩昌、天水等地的记载。如宋时万石公序文云：‘后人往往以汪氏之族，支派繁衍，称呼不便，遂以所处之地而称之曰：某处汪族，以致宣、杭、睦、饶、池阳、金华、南康、巩州，所在皆有。’宋相范文正公之子，观文殿学士、进知左丞相的范纯仁为我谱所作序文中，亦谓：‘子孙宦游不一，往往徙居他郡，若天水、上谷、洛阳……’可见秦巩歙婺，血脉相连，本是一家，确凿无疑。如今我们南北通谱，相互印证，不仅我们同族之人，可以共存共荣，相互提携，就连地下的先祖也会感到欣慰的。”
长生奴欣喜道：“大人明鉴。这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使我顿开茅塞，群疑冰释。小可回去后，便将大人之意转告家父及弟兄们，大家齐心合力，细致探求，尽快修好族谱，以上慰祖宗之灵，下安族众之心。”
长生奴回到巩昌，将《婺源族谱》交与其父，并将京中见闻及汪泽民所言做了转达。寿昌听后，叹了口气道：“我的精力已大不如前，朝政亦显动**之兆，你等各人还是切实干好自己的事。”停了停，又轻声道：“我巩昌汪氏数代显贵，但在人分四等的现时中，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好，万不可授人以柄，以免祸及家族，连累祖先。故族谱之事，到此可做一段落，逐步完善，不要急于求成。有些事留给后人去办，或许会更好些。”长生奴听罢，连连点头，心想：“老父饱经沧桑，洞察世事，生姜还是老的辣啊！”于是，与兄弟们继续细心核查，以除伪存真，待时汇总。
后人不察，谓巩昌汪氏本是吐蕃人，为汪古族或旺古族，而非汉人。遂妄断汪氏南北通谱乃各取所需，相互利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大凑合。此实无稽之谈，无知之议！试想自家的祖宗，难道自家不明了而别人反清楚？南北两汪皆是当世簪缨大族，会因一时蝇头小利而出卖祖宗，或乱认祖宗吗？华公生九子，其八子后裔遍及江南，而独独难觅世袭越国公爵的、终于会州刺史任上的三子达公后裔，岂非咄咄怪事！陇右汪氏虽以军功显赫于世，但那是因时势所造成的。而其忠孝为民、诗书传家的门风，正是华夏先民数千年的优良传统；崇儒重道，搜集典集，建楼藏书之举，更是注重汉文化传承的特殊表现。这岂是吐蕃人汉化之后所能为的？当朝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在汪德臣的神道碑上，就赫然写着“汪本姬姓”四个大字。连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亦道：“汝家不比他汉人。”在封建王朝中，还有比皇帝的话更权威的吗？况且忽必烈素来仰慕汉文化，也算得是一代明君，其寿逾八旬，历事无数，岂会牵强附会说巩昌汪氏是某某之人？
再说顺帝是个优柔寡断之人，喜听近侍佞臣之言。时而昏昧，时而心明。明时也想治好国家，重用脱脱等贤臣；昧时又心厌国事，寻欢作乐，听信佞臣哈麻之言。尤宠一番僧咖璘真，将其召入皇宫，学习**，甚至男女**，恣意**。复又广建殿宇，穷极奢华，挥霍享乐，花钱无数，加上军费激增，国库已是空虚。
脱脱见中统、至元钞币流通日久，以致时有伪钞，遂欲另立钞法。吏部尚书契哲笃遂奏请发行至正纸币，代替中统、至元等旧钞。诸大臣均唯唯听命，独国子监祭酒吕思诚道：“民喜藏银钱，不愿要纸钞。故钱为本，钞为辅。若增发纸钞，则钞愈多而钱愈少，必然会弄得国病民穷。此事万不可行。”契哲笃反驳道：“钱钞兼行，有何弊端？况中统旧钞已有奸人伪造，不加改造，岂不有害国家？”脱脱见两人争执不下，自己一时也难以决断，便云从容缓议。
顺帝急需敛财，在众臣怂恿下，一面将吕思诚贬出京城，往湖广行省安置；一面更造大量至正新钞，颁行全国。钱少钞多，不多时便物价飞涨，百姓屯钱在手不出，只以物换物。于是钞币壅滞不通，一再贬值。以致民怨四起，朝廷益困。
屋漏偏逢连阴雨。自至正三年以来，河南境内，黄河连年决口。大水过后，又屡屡大旱。水旱之后，瘟疫又每每接踵而至。两岸百姓连年遭灾，饥寒交迫，几百万人无家可归，在死亡线上挣扎。
为治水患，脱脱与众臣商议，奏请顺帝，决定大规模修治黄河。采取工部郎中贾鲁塞北疏南、恢复黄河故道的方案，即加固黄河北堤，疏通南边水系，使黄河与淮河合流，经淮安入海。
工部尚书成遵经实地考察后，谓脱脱及众大臣道：“黄河故道断不可复。”脱脱道：“贾鲁所言，乃一劳永逸之事，为何断不可行？”成遵道：“经过估算，若要施行，需调集二十万人。如今国库空虚，百姓饥苦。河南、山东连年遭灾，倘再大集兵民，势必骚扰民间，恐怕河患未平，他患又起，甚至祸患更甚哩！”脱脱闻言勃然变色道：“你意百姓会因之造反吗？”成遵道：“事难预料。”
越日早朝，脱脱上奏贾鲁才可大用。于是，出成尊为河间盐运使，升授贾鲁为工部尚书，充治河总管，征发大河南北民工十七万，军兵两万，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开始动工。由黄陵冈起，加固北堤，开凿南道，裁弯取直，疏通淤塞。民夫昼夜劳作，士卒挥鞭监工；一连数月，不得稍息。
开河经费原本不足，各级官吏又乘机中饱私囊。民工在半饥半饱下服役，自然胸中怒气冲天。当是之时，白莲教正在兴起，领头人韩山童乘机在河南河北大肆散布“明王出世”和“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流言。
开河的民工大多是灾区的百姓，本已饥寒交迫，妻离子散，人心浮动。一日，果然有人从地下挖出一个石人，如同真人大小，口鼻均有，手足俱全，独独前额中见一只眼睛。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不到半天，人尽皆知。自有一些人联系到先前那“石人一只眼”的童谣，民工们顿时群情汹汹，议论纷纷，谁肯干活？
官兵们一见，便来弹压，双方立即争执冲突起来。于是乎，河道尚未完全竣工，天下便已动**不安，兵变迭起了。
“开河”与“变钞”，成为元朝末年天下造反的两大导火索。
韩山童与刘福通在颍川聚众首义，人人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韩山童被官兵杀死后，刘福通奉其子韩林儿为小明王，纵横河南，被元廷视为心腹大患。
稍后，李二、赵均用、彭早住等在徐州起兵，徐寿辉、陈友谅相继在蕲州起兵，方国珍在浙江起兵，张士诚在泰州起兵，郭子兴在濠州起兵，就连四川也有个明玉珍造反称帝。
寇氛扰扰，鼙鼓咚咚，警报如雪片般飞达大都。顺帝大惊，忙与脱脱等大臣商议征剿事宜。脱脱道：“河南地处中原，北近京畿，南接江淮，为全国腹心。今红巾贼首起中州，实心腹大患，当发大兵，先行剿灭，然后依次进兵，讨平余贼。”顺帝道：“各地均来告急，一时间哪有许多兵可派？”
脱脱道：“各地均有守将，请陛下降诏，令其各守疆域，就近救援，剿抚兼施。打蛇先打头。待微臣亲率一旅之师，平了中州，余寇自然瓦解，无须圣虑。”顺帝道：“爱卿乃股肱之臣，岂可离去？且兵凶战危，怎能让丞相身当锋镝？”脱脱叩首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陛下委臣以重任，微臣纵然肝脑涂地，亦本分事也。朝中可委左丞相答剌罕总揽朝纲，节制各路军马。”
君臣计议已定，乃命御史大夫也先贴木儿与卫王宽彻哥率军十万，先行赴河南征讨刘福通。随后调集军马，由脱脱亲率继进。
也先贴木儿兵伐河南，先胜后败。脱脱闻报，又惊又怒，乃聚集三十万大军，齐扑中州，一举击溃了刘福通。考虑到徐州为兵家必争之地，蔽江扼淮，乃移师东往，猛攻徐州。数日后杀入城中。李二战死，赵均用、彭早住等率残部连夜向南逃往濠州，投奔郭子兴去了。
脱脱恨城中百姓助李二等守城，乃下令屠城。福寿谏道：“贼首或死或走，百姓无辜，何必屠戮？”脱脱道：“城中顽民，助贼守城，使我将士喋血，尸积如山。必要屠之，以儆效尤。”于是一声令下，将城中男女老幼，尽行杀讫，然后上表奏捷。
欲知脱脱果能杀尽义军否，请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