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斩了汪家奴，又将哈、汪两家下了大牢，依秃鲁、搠思监等人的意见，就要斩草除根，将哈麻、雪雪及汪氏一网打尽，夷其三族，还是丞相定住道：“主犯汪家奴既已伏法，哈氏兄弟不过是同谋，可削职夺爵，远谪边疆；桑哥实理身为朝中大臣，既不上奏皇上，又不力谏其父，是为不忠不孝之人，亦须削职戍边。至于巩昌汪氏一门，在我朝一百余年，战功无数，手握兵权、身居要职者，遍布朝野，以百十计，不宜株连加罪，以免在这国家危难之际，引起大乱才好。”
秃鲁道：“自古谋反者，皆夷三族，汪氏岂能赦免？汪寿昌、汪惟正、汪德臣、养此蠢子逆孙，就应掘墓鞭尸，焚骨扬灰！顶多也就赦免汪世显而已。不然何能服人？这也是乱世重典之意！”朝中也还有汪氏的姻亲故旧，见定住帮汪氏说话，便也有些人出来打圆场，谓汪德臣战死沙场，汪惟正屡建功勋，汪寿昌年过花甲之时，尚四处奔波，救灾平蛮，功不可没，况又均已故去，可以免责。
搠思监力驳道：“想当年汪延昌从上都叛逆，兵出潼关，攻州破府，真罪大恶极。先皇只命其闭门思过，免于责罚，已是侥幸。汪元昌父丧不奔，国丧期间仍**乐如常，实不忠不孝之人，仅罢官而已。此乃汪德臣一系子孙所为。纵然皇恩浩**，不株连所有巩昌汪氏，但汪德臣一支实难赦宥！”
最后经定住等一班人力争，顺帝也考虑到巩昌汪氏在川陕一带的深厚根基，不敢在这大乱之际，操之过急。乃应允仅肃清汪寿昌一房子孙，将桑哥实理等成年男子充军远徙，女子为婢为奴，家产充公。至于汪德臣其余子孙，皆赦其连坐之罪，惟将其削职除爵，永不录用。
时在巩昌总帅任上的汪寿昌次子汪长生奴，自然也是被削职为民。不过皇恩浩**，还是任命了汪忠臣玄孙汪庸为巩昌便宜都总帅，总算象征性地存留了巩昌汪氏一门的体面。
巩昌汪氏受到这次致命打击，自然是清醒了许多。汪德臣一系子孙更是闭门思过，夹着尾巴做人，过着低调的耕读生活。
虽然数年后的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在元朝即将灭亡的前夕，随着搠思监、秃鲁等倒台，顺帝终于明白当年汪家奴谋反一事是个冤案。乃为之平反并追封其为兖王，谥忠靖。但在那风雨飘摇、烽火连天的恶浪中，这迟到的追封，并没有引起巩昌汪氏的欢欣与感激。大家依然低调做人，平淡生活，但愿平安，不求荣耀，惟祈太平盛世的到来。
就在当年汪家奴冤案中，尚留下一段子孙逃难的故事。说的是汪家奴
第三子汪天昊，年才弱冠，出事那天，偶尔外出。及至闻得朝中突发谋逆大案，自家被抄，老父被杀，不觉魂飞天外，吓得半死！哪敢再回京城，自思：“这北方已无自己的立足之地，只有逃到南方，才能脱离蒙人的魔掌。”于是匆匆变卖了随身衣物，换上布衣破帽，连夜逃往通州，乘船南下，涉淮渡江。因见一路上烽烟未靖，乃继续向南，翻山越岭，直至福建泉州，方才择地蜗居，自耕自食，繁衍生息。过了三百多年，到了清雍正九年，其裔孙汪念祖，遵祖父临终遗命，扶柩回祖籍巩昌安葬。哪知人还未回到盐川老家，消息便已传开，谓前朝太师汪家奴后裔重回老家，欲开启祖上遗留下的宝库。于是官府、豪绅、盗匪，俱欲前来夺宝。汪念祖闻讯大惊，自知陷入是非漩涡，乃复东向逃奔五昼夜，最后来至秦安马河之畔，方才停下脚步，埋葬了祖父，自己也就在当地落户。为避免麻烦，遂以相依为命、千里奔驰的老马为姓，改称马氏，名甲宗。后打猎时，救了一女子卫慈姑，两人结为夫妇。象迁泉先祖一样，过着自种自食、耕读传家的平淡生活。生育四子，有孙十人。当然这都是后话了。但从这里也可看出当年的一场冤案，给巩昌汪氏的巨大伤害了。
却说元廷正在内外交困、自顾不暇之时，那南方几经争斗，已渐大定。原来吴国公朱元璋，招贤纳士，武有徐达、常遇春、汤和、胡大海等一班战将，文有李善长、刘基、汪广洋、宋濂等一班谋臣。西灭陈友谅，东平张士诚，南取方国珍，连福建、两广亦先后来归。于是朱元璋改称吴王，随后不久，群臣又上表劝进。
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即位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册马氏为皇后，世子朱标为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其余功臣宿将，尽皆加官晋爵。
越日，洪武皇帝下诏伐元。拜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率大军二十五万，渡淮入河，分兵北上，直趋山东、河南。一路上势如破竹，元军水陆皆溃，望风而逃。
是年八月，明军攻入通州，直逼京畿，元廷大震。知枢密院事卜颜贴木儿、都路总管郭允中等率军出战，不过半日便全军覆没。
顺帝自知气数已尽，无力回天，乃急忙与后宫嫔妃、皇子及大臣们，趁昏夜开建德门向北驰去，回归蒙古草原去了。
蒙元自太祖成吉思汗开国至此，共一百六十二年。若从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算起，只有八十九年。
明洪武元年九月，徐达奉旨西征，首先打败了盘踞在山西的残元势力扩廓贴木儿。扩廓只好西遁入陕，随后又退往兰州。次年，徐达兵进陕西，关中残元诸军，推李思齐为帅，退守凤翔。
明太祖朱元璋闻元都已克，顺帝逃走，心中大喜，乃摆驾北巡。来至汴梁时，接到徐达入关的牒报，知关中元军尚负隅顽抗，乃召左右问计道：“西疆地广人稀，残元势力仍然不小，况又联结吐蕃，若不能猝平，恐将来为祸不小。诸位爱卿有何妙策，能迅速安定西陲边地？”众臣俱言：“吾皇威震四海，再加上大军压境，残元势力定会顷刻冰消瓦解，无须圣虑。”朱元璋微微摇了摇头道：“西北山高水恶，沙漠万里，民风剽悍，不可小觑。”
忽一人俯地奏道：“微臣有平西浅识，上奏吾皇。”朱元璋一看，原来是新近晋封为忠勤伯、任中书右丞的汪广洋。知其见识非凡，且素来谨慎，乃问道：“爱卿有何高见？”汪广洋道：“微臣闻关中有四股势力：第一就是盘踞凤翔的李思齐。当年红巾军李喜喜等杀入陕西，李思齐奉命率军往援，将李喜喜等击败撵走，遂擢升陕西左丞，防守关中。第二是据守庆阳的张良弼、张良臣兄弟。第三乃是由山西败退到平凉的扩廓贴木儿。第四是巩昌总帅府的汪家军。若论起这四股势力，都是百战兵将。若彼等真是齐心合力顽抗，确实难以猝下，有些麻烦。只是这元室已亡，天下大势，必归一统，人人皆知此理。故而只要恩威并举，剿抚兼施，唾手可定。”
朱元璋闻言，连连点头道：“爱卿高论，确实妙策。如何实施，爱卿想亦胸有成竹了？”广洋答道：“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臣闻近年来关中大旱，百姓甚是饥苦。陛下可从江淮调集粮米若干，运往彼处，按人发放赈饥，军民必然感激。其次可诏示元廷官吏将帅，凡降者，一律既往不咎，量才任用，那谁还愿为亡元殉葬？然后再以大军压境，必能胜券在握。”
朱元璋捋着胡须点着头道：“好，很好！可以施行。臣民是我朝臣民，当然只能救活，不能饿死，更要避免杀戮。”汪广洋又道：“这大军征剿时，仍应采取不同方略：其一，要分清对象，区别对待。李、张、汪皆是汉人，可重在招降，而对于扩廓这个蒙人恐怕不易就范。其二，如招降不成，可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这些残兵败将，均大多各怀鬼胎，都想保存实力。胜则争功夺利，败则各顾自己，不愿相救。因此攻击时，应分清主次，所谓擒贼先擒王；对于余者，可用隔而不围，或围而不打之法，让其举棋不定，我就好伺机将其各个击破了。其三，这四家中的巩昌汪氏一门，情况特殊。要请万岁恕臣妄言之罪，微臣才好进言。”朱元璋道：“爱卿忠心为国，不必顾虑，朕不罪你就是。”
汪广洋叩了个响头后，方才起身奏道：“据微臣所知，这巩昌汪氏，乃是从其祖上汪世显时方才发迹的。其原在金国为将，后为形势所迫，不得已才投靠蒙古。自那以后的一百多年来，其六代人在蒙元为官为将，多达百十人。其中汪世显祖孙三代被追封为王，十人封为公爵，可谓是个显赫的大家族，在川陕两省最负盛名，又与吐蕃关系密切。所以搞定巩昌汪氏，对稳定西南大局，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最好不要与其开战，要尽量让其归顺的好。”
这时右相李善长插话道：“其受蒙古如此厚待，会轻易改换门庭吗？”汪广洋笑了笑道：“巩昌汪氏虽是以军功著世，却尊儒重道，诗书传家，顾大局，识大体，忠君为民。在现今情势下，必能为了中华一统，归顺我朝的。”
大将沐英道：“听说巩昌总帅府已是兵微将寡，非比当年了，还能有何作为？”广洋道：“虽然巩昌较前衰败，但其在川陕影响力却仍是很大，不可小觑。即使让其中立，也可斩断李思齐联军的一臂，何乐而不为呢？”
听到这里，朱元璋朝着汪广洋微笑着道：“爱卿所言，甚合朕意。就依爱卿之言去办便了。”广洋道：“谢我主万岁。对降服巩昌汪氏，微臣还有下情上奏。”朱元璋问道：“爱卿还有何妙计？”广洋道：“臣风闻巩昌汪氏，乃大唐越国公汪华第三子汪达后裔。前朝礼部尚书汪泽民，在二十多年前就已与巩昌汪氏通谱，互认同宗。陛下征剿陈友谅时，原曾得汪华神兵相助，故颁布保护越公祠庙的榜文。若将此事告诉巩昌，其必然心存感激，欣然来归。”
朱元璋闻言大喜道：“好主意！爱卿真见多识广，无所不知。莫非你与巩昌汪氏也有些瓜葛？”广洋道：“微臣乃越国公汪华第七子汪爽之后，与巩昌实有同宗之谊。”朱元璋笑道：“好，这就好。”汪广洋见皇上连声说好，乃试探着问道：“既然万岁认为好，待微臣将陛下所颁的护祠榜文，誊抄一份并附上一纸劝降书，送至徐元帅军前，请其酌情行事如何？”朱元璋道：“好主意。此事就交给爱卿办理便了。”广洋大喜，口称：“微臣领旨。”
却说徐达率军破潼关，取京兆，兵锋直指凤翔。李思齐虽名为联军主帅，扩廓、张良弼只遣偏师前来，名为助战，实乃观望。巩昌总帅汪庸则干脆以兵微将寡、地方不静为由，拒绝出兵。李思齐料不是明军对手，便索性放弃凤翔，逃往临洮去了。扩廓也便率军向西，袭取兰州以为家。
徐达兵不血刃地进了凤翔，一面出榜安民，一面聚诸将计议进兵事宜。大将汤和道：“既然李思齐等西走临洮，而张良弼仍踞庆阳。张良弼才智不及李思齐，且庆阳无临洮险峻，我等当先易后难，先拿下北边的庆阳，再全力西进的好。”诸将多附汤和之议。唯平西将军冯胜道：“临洮南距巩昌较近，北距兰州亦不甚远。若三者并力相拒，非短期可破。为今之计，可一面遣人向巩昌招降示好，使其能按兵不动，就成功了一半，再发大兵迅速攻取临洮，方为上策。”
徐达道：“冯将军言之有理。况临洮西通番戎，倘被李思齐久据，一旦外联强虏，内稳人心，根深蒂固，便急切难下。当趁其立足未稳时击之。临洮既克，其余各处，或可传檄而定。”
徐达正在筹聚粮秣，准备分兵进击时，忽接到朝廷派专人送来的进兵方略。徐达读罢，大喜过望，传谕诸将，依计行事。一面开仓赈济，安定人心；一面传谕四方：降者免死。同时令右副将军汤和率兵三万，北取平凉，以挡张良弼之庆阳军；令左副将军邓愈率军五万往定西，以挡扩廓东来之路；令冯胜率军三万往巩昌，嘱道：“将军此去，勿求速胜，唯遵旨迫降成功，方是大功。”冯胜等遵令而去。徐达自率大军，浩浩****杀奔临洮。
话说元朝后期，天下大乱，国库空虚，民间贫穷。巩昌总帅府已是缺兵乏粮，巩昌汪家军也已今非昔比了。早年实行的军户制，随着军役的繁重与吏治的败坏，当役者因服役而倾家**产。军户不得已大量逃亡，易地求生；军户制遂日渐瓦解，战斗力当然逐渐削弱。加上汪寿昌在弥留之际曾谓众兄弟子侄道：“天下方乱，为保全家族计，你等应低调行事，勿招人忌。为防万一，凡在外地任职者，可就地繁衍生根，以待天时。”是以巩昌便渐渐人少、军疲、粮乏。再加上后来汪家奴一案的打击，巩昌便有些萎靡不振了。及至传来明军打破大都，顺帝北逃的消息，巩昌军民更是惶恐不安。总帅汪庸自知回天无力，也只好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听天由命。
前些时，明军入关，李思齐传令调兵迎敌，有人便主张遵命派兵。汪庸道：“为人当审时度势。现大势已去，仅凭关陇一隅，怎能与明军抗衡？李思齐前时入关剿寇，便趁机占我城池，扰我百姓，并袭杀了驻通渭的拜贴木儿等元蒙将吏。这种只顾眼前争权夺利之人，又岂能成大事？我何必听其令出兵，无辜葬送将士们的性命呢？”硬是不发一兵一卒，惟饬令积草屯粮，严守疆土，同时遣人四处打探消息。
无何，探马来报：“明军轻取凤翔，发放粮米，以济民困。”汪庸暗思：“看来大明真是当兴了！”
过了数日，又有探马来报：“张良弼闻得明军将分兵四出，乃令弟张良臣守庆阳，自往宁夏，却在半路上被扩廓袭杀了！”汪庸闻报，顿足道：“到了此时，不御外患，尚且自相残杀，看来大元真的是没有指望了。”
正嗟叹间，有守边将士送来牒报：“有数万明军至我边境下寨，且送来文书一封。请令定夺。”说罢，将文书呈上。汪庸闻报，未免吃了一惊，只说了句：“再探回报！”随即打开文书，原来是一张劝降的告示，无非是叫认清形势，及早投降，免得军民涂炭的话。
作为汪世显的六世孙、现任的巩昌便宜都总帅汪庸，见到此文告，已是意料之中的事。这与其先祖在一百三十多年前的处境，是惊人的相似：朝廷已亡近两年，巩昌成了一座西陲孤城，粮乏援绝。下一步该如何应对？是战、是走，还是降？这关系到自己的名节、汪氏家族的荣辱以及全体军民性命攸关的大事，汪庸不能不慎重考虑。乃召集部属，介绍了眼下的态势，然后道：“好在明军还未打进来，大家回去好好考虑考虑，改日再议。”
越日，汪庸连接两处消息：一是李思齐临洮战败，其养子赵琦窃了珍宝美女，逃匿深山，余下将士，亦大多散去，是以李思齐不得已开城投降。二是徐达在兰州沈儿峪大败扩廓，扩廓率残兵败将退往和林去了。
汪庸迭接惊报，暗自思忖：“完了，大元确实完了。我们巩昌也该走自己的路了。”乃立召本家兄弟叔侄及部属，至帅府商议大事。
欲知巩昌汪氏如何应对当前局势，请看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