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與康有為的交情有多深？這也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戊戌事變後，為了避禍，翁同龢曾將自己的日記做了一些刪改，使有些事實撲朔迷離。但是，據專家考證，《翁同龢日記》的真實性還是比較高的。通過日記的一係列記載，仍然能夠比較清晰地看出他與康有為的交往過程，更能看清康有為在他心目中的真實地位。
1888年11月16日，康有為揣著《上清帝第一書》，登門求見翁同龢。《翁同龢日記》記載：“南海布衣康祖詒上書於我，意欲一見，拒之。”⒅
但康有為並不甘心，他將《上清帝第一書》“遞與祭酒盛伯羲先生昱，祭酒素亢直，許之上。”⒆轉交翁同龢，請其代遞皇上，仍被翁同龢拒絕。
1894年，兩廣總督李瀚章奉旨查究康有為所著《新學偽經考》。為了平息此事，梁啟超曾登門向翁同龢求助。“初十日，……康之弟子梁啟超卓如來，未見。”⒇翁同龢此前曾讀過《新學偽經考》。“初二日，……看康長素(祖詒，廣東舉人，名士)《新學偽經考》，以為劉歆古文無一不偽，竄亂六經，而鄭康成以下皆為所惑雲雲。真說經家一野狐也，驚詫不已。”（21）
甲午戰敗後，民族危機空前嚴峻，國難當頭，變法已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全國興起了上書熱潮。1895年7月1日，康有為前往翁府拜訪。翁同龢將當天見麵的情況寫進日記。但戊戌事變後，他在刪改日記時，將康有為的名字改為李慈銘。孔祥吉在《清人日記瑣談》中指出，翁氏忙亂之中，忘了李慈銘已在1894年就已謝世。因此，改刪的漏洞一目了然。孔先生參考翁氏後人翁萬戈提供的日記原稿本，發現李慈銘三字是事後剪貼上去的，做工精細，不仔細端詳，幾乎看不出來。那天的日記是：“飯後，李蓴客先生來長談，此君舉世目為狂生，自餘觀之，蓋策士也。”當時，李慈銘已是花甲老人，稱做“狂生”顯然不妥，如改為康有為，就比較好理解。因為在翁同龢眼中，他頂多隻是一個口若懸河而無多少政治經驗的“策士”，而“狂生”也符合翁同龢對康有為的一貫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