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實情來看，“大太後、小皇上的錯位”和“‘枝強幹弱’的錯位”早已存在，雖然他們會對戊戌變法產生幹擾、阻礙作用，但是，由於變法是時代召喚，大勢所趨，所以，這兩大“錯位”並不能迅速扼殺變法大業。在戊戌變法之前所進行的洋務運動，存活30多年，也取得了不少實效，就是明證。相比而言，“康黨錯位”才是戊戌變法的“死穴”。
康黨等維新派人微言輕根底淺，要想在等級森嚴的晚清政壇上異軍突起，必須千方百計地取悅於當權者。而當時當權者有兩人，一個是老謀深算、黨羽滿朝的慈禧太後，她根本不可能對康黨感興趣，就像榮祿所說的哪樣：“康有為立會保國，現放著許多大臣未死，既使亡國尚不勞他保也。”另一個就是年少無知、缺少“班底”、急於建功立業的光緒帝。光緒是個愛國皇帝，但是，他自幼養在深宮，不了解中外實情，在執政能力、威望、性格方麵都有明顯缺陷。可以說，光緒與康有為是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因此，康黨的“變也變，不變也變、大變”等激進主張，才被光緒接受。光緒也是投桃報李，破格任用林旭等軍機四章京、破格將正三品的按察使袁世凱提拔為正二品的兵部侍郎等。伊藤博文指出：“唯仆察彼所謂革新黨者之所為，其策劃未可謂盡得其當。竊料其事難成，果不出數月，其黨立敗……必俟有英邁逸群之帝者出，而以才識卓拔之士為之輔弼，然後能創立大英業也。”⑻就是委婉地批評了光緒和康黨所存在的“軟肋”。
康黨缺乏做大事的經驗和手腕。變法的操作性很強，風險性很大，牽一發而動全身，稍有不慎則滿盤皆輸。日本明治維新的骨幹“大多參加過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經風浪鍛煉，具有鬥爭經驗與政治才幹。如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於謀略，精明強幹的政治家、軍事家”。相比之下，康黨等維新派要稚嫩的多。康有為隻是一個七品候補主事，實質上就是一個教書先生；梁啟超、譚嗣同、林旭等人是初出茅廬的書生，除了教書、辦報，沒有多少實際政治經驗；維新派身後，也有一些官吏，比如李端棻、徐致靖、張蔭桓等，但康有為剛愎自用，很難聽進他們的“合理化建議”。慈禧早就告誡光緒：“變法乃素誌。……若師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則是得罪祖宗，斷不可行”。⑼但是，康黨卻頂風逆行，唆使光緒皇帝連出敗著：六月，康有為上折，要求皇上下明詔，強製推行禁止纏足；隨後，康黨又連續提出“棄舊京”“營新都於江南”和“易服、改元”等脫離實際的建議，引起朝野一致反對，無形中破壞了變法的形象，增大變法的阻力。比如，清朝末期，官僚機構臃腫龐大，閑職眾多，人浮於事，耗費銀兩，被民謠形容為：“光祿寺的茶湯，太醫院藥方，神樂觀祈禳，武庫司刀槍，營繕司作場，養濟院衣糧，教坊司婆娘，都察院憲綱，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都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玩意兒。1898年初，翁同龢等五大臣代光緒帝問康有為“宜如何變法”，康答曰：“宜變法律，官製為先”、 “弱亡中國，皆此物也”⑽。梁啟超也在《時務報》上發表《論變法不知本源之害》一文，指出：“今之言變法者，其犖犖大端，必曰練兵也，開礦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將率不由學校，能知兵乎？選兵不用醫生，任意招募，半屬流丐，體之贏壯所不知，識字與否所不計，能用命乎？將俸極薄，兵餉極微，傷廢無養其終身之文，死亡無卹其家之典，能潔已效死乎？圖學不興，阨塞不知，能製勝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誌乎？海軍不遊弋他國，將卒不習風波，一旦臨敵，能有功乎？如是則練兵如不練。礦務學堂不興，礦師乏絕，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盡利乎？械器不備，化分不精，能無棄材乎？道路不通，從礦地運至海口，其運費視原價或至數倍，能有利乎？如是則開礦如不開。商務學堂不立，罕明貿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藝不興，製造不講，土貨銷場，寥寥無幾，能爭利乎？道路梗塞，運費笨重，能廣銷乎？厘卡滿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勸商乎？領事不報外國商務，國家不護僑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則通商如不通。其稍進者曰：‘欲求新政，必興學校。’可謂知本矣，然師學不講，教習乏人，能育才乎？科舉不改，聰明之士，皆務習帖括，以取富貴，趨舍異路，能俯就乎？官製不改，學成而無所用，投閑置散，如前者出洋學生故事，奇才異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縣皆設學校，然立學諸務，責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盡善乎？”“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製”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