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康黨在戊戌變法中的表現，過去都是持肯定態度，甚至將戊戌變法概括成“康梁變法”，把康有為當作戊戌變法領袖或精神領袖來美化、歌頌，而對於其負麵作用，一直不敢觸及，嚴重背離了實事求是的治學原則。現在，當我們破除思想禁錮，回到曆史現場重估戊戌變法之時，卻發現，早在多年之前，戊戌變法的親曆者們已經對康有為的錯誤給予了嚴肅批評。
沈曾植是支持變法的朝廷命官，曾參與創建強學會，時任刑部郎中，與弟弟沈曾桐同為骨幹，經大家推舉，沈曾植、陳熾擔任了正董， 沈曾桐(1853―1921)、侍讀學士文廷式(1856―1904)為副董。沈曾植與康有為交往頗多。康有為談藝論學，對沈曾植的學識也是極為欽服。戊戌變法期間，“皇帝將重用康有為，（沈曾植）先生贈《唐順宗實錄》，請康一閱，憂康改革過激生變。康讀畢默然。”（25）1898年6月4日，沈曾植在與文廷式的通信中，再次對康有為的激進行為將危害變法大業深表擔憂，“論時局，謂世事非變法不可為，而深憂變法之機將被康有為鹵莽滅裂，中生變阻。廷式既覽，以為數月以來情形，此函頗得其實。”（26）
張元濟（1867—1959），號菊生，浙江海鹽人。出生於名門望族，書香世家。1892年參加科舉考試，中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戊戌年，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章京。曾積極參與維新運動。1898年11月7日，戊戌變法夭折不久，張元濟在給友人的信中也指出：“時詔各省廣設學堂，考試並廢八股。餘勸長素（即康有為）乘此機會出京回籍，韜晦一時，免攖眾忌，到粵專辦學堂，搜羅才智，講求種種學術，俟風氣大開，新進盈廷，人才蔚起，再圖出山，則變法之事不難迎刃而解。而長素不我從也。陳奏不已，益急進，遂有八月六日之變。”（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