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及“戊戌變法領袖”時，我們還可以看到梁啟超、李端棻等人的名字。2005年1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梁啟超的《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在網絡書店編輯推薦欄中寫道：“梁啟超是近代思想家，戊戌變法維新運動的領袖之一。”2007年11月17日，是晚清重臣李端棻逝世100周年紀念日。有關媒體將李端棻稱作“戊戌變法領袖人物，北京大學首倡者，貴陽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過去，人們常將戊戌變法稱為“康梁變法”，將梁啟超與康有為在變法中的地位等同起來，既然康有為是“戊戌變法領袖”，那麽，梁啟超也應該是“戊戌變法領袖”。事實上，戊戌年間，作為康有為的得意門生和維新幹將，梁啟超的確在辦學、辦報、代康起草奏章等方麵做了許多工作，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唯康有為馬首是瞻，處於從屬地位。因此，說梁啟超是“戊戌變法領袖”，有些名不副實。
同樣道理，戊戌年前後，梁啟超的大舅哥、刑部侍郎李端棻富有維新思想，通過梁啟超的“中介”，與康黨聯係密切，並積極投身於維新運動。1895年，在康梁組織的“公車上書”活動中，從公車上書尚存名錄看，貴州公車為95人，約占總人數的六分之一。其中李端棨、李端榮、李端概、李端檢皆為李端棻的堂兄弟。以中國的宗法製度而言，李端棻既為李氏家族在京的“大哥大”，又是貴州旅京人士的代表性人物，沒有他的首肯，李氏兄弟和貴州公車不可能這麽踴躍地參與上書。1896年6月，李端棻上的《請推廣學校折》，對於推進創建京師大學堂及其近代教育體製，發揮了重要作用；1898年7月24日，李端棻又上了一道《變法維新條陳當務之急折》，提出了政治改革綱領：一請禦門誓群臣、以定國是；二日開懋勤殿，選通人入值，議定新法；三請改定六部之則例；四日派朝士歸辦學校，請派各省通才辦學堂。其中，選通人入值懋勤殿，已涵蓋了對康有為等人的薦舉，可謂是“密薦康有為及譚嗣同堪大用”。9月3日，光緒皇帝罷免懷布塔等禮部“六堂官”之後，李端棻被提拔為禮部尚書。9月5日，經過李端棻的力薦，光緒又任命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議新政事宜。戊戌事變後，作為“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他自知難逃幹係，於10月4日上折自責，以求自保，其《濫保匪人自請懲治折》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