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最好的法官。紙裏包不住火，雪裏埋不住屍，謊言總有被揭穿的時刻。1970年代起，台灣學者黃彰建率先指出《戊戌奏稿》是康有為事後改纂的“偽作”；1980年代初，大陸學者孔祥吉撰文指出：“整個看來，《奏稿》所輯康有為戊戌變法時之奏折二十篇，進呈編書序五篇，除去在政變之前已在《南海先生七上書記》和《湘報》第一○四號公開發表過的《呈請代奏皇帝第七疏》、《進呈俄大彼得變法考序》兩篇外，其餘各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動，不少篇章均係後來補綴，文句與原折幾無共同之處。以上列舉各篇章均是康在變法時呈遞光緒的重要奏疏，大都輯入了《傑士上書匯錄》，成為光緒裁決新政的藍圖。但是，《奏稿》卻對此作了原則性的改易，有的幾乎改得麵目全非。”（22）“史料工作本來就是曆史研究的基礎工程，沒有豐富而經過甄別的史料，就不可能建築起宏偉的科學殿堂。”（23）近年來，隨著康有為《戊戌條陳原件》和編纂上呈光緒書籍真本的陸續發現，更使《戊戌奏稿》的研究價值銳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也就是說，“康有為是戊戌變法領袖”的立論基礎已轟然崩塌，塵歸塵，土歸土，康有為的曆史真麵目終於大白於天下！
鄺兆江指出：康有為《戊戌奏折》“隻有3折被采用，6折部分被采用，其餘皆落空”（24）。
康有為“同樣強烈地認為自己提出的變法建議，基本上是被否決了。康有為自編《年譜》裏一一敘述說：‘所雲誓群臣定國是一條，以為詔書兩下，國是已定，此條無庸議。所謂請選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議製度一條，乃改為選翰詹科道十二人，輪日召見，備顧問，於是製度局一條了矣。我所請令臣民鹹得上書一條，改為職官遞本衙門，士民遞都察院。我所請開法律局，定為每部派司員，改定律例。夫司員無權無才，無從定之，又非采集萬國憲法，與我本意大相反矣。學校局一條，則以大學堂及各省中小學堂，已經奉旨另辦了之。農工商局則以屢奉諭旨飭辦了之，所謂起民兵以練陸軍，購鐵艦以成海軍，則以裁兵並餉等旨了之。所請民政局，則擬旨令督撫責成州縣妙選人才了之。唯令開一鐵路礦務局，請即在總理衙門派人辦理。於是所議我折似無一語駁者，似無一條不行者，上亦無以難之，雖奉旨允行，而此折又皆成為虛文矣。大官了事，所謂才者如此。’”（25）劉大年認為：“載湉下詔定國是以後的一百零幾天裏，上諭如雪片紛飛。改良派一再上折，但沒有被采納，相反由洋務派提出來，雖與改良派的主張抵觸的建議，卻大量地見諸於詔書。其中有變法綱領的問題，也有經濟政策、文化教育方針的問題。”（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