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大華、喻春梅在《近10年來（1998—2008）戊戌維新思潮研究綜述》一文中指出：“曆史研究的主體在思想認識上有偏差，再好的原材料也釀不出上等的瓊漿玉液。”
康有為、梁啟超等康黨，一直是戊戌變法研究的重點人物，其變法理論一直是戊戌變法的研究中心。戊戌變法不僅被人稱為“百日維新”，甚至被稱作“康梁變法”。“我們研究近代史，研究思想文化史，特別是研究戊戌維新的曆史，康有為是首要的人物。”⑽可見康梁在戊戌變法研究中的地位之高。
為什麽在一百多年來，康有為能成為戊戌變法的首要人物呢？分析起來，大概有以下四個原因：
其一，康有為是戊戌變法的鼓吹者和參與人，在變法中起到過一定的曆史作用，研究戊戌變法，自然不應繞過他們；
其二，康有為是戊戌變法中的“政治明星”“新聞人物”，一直是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
其三，因為種種原因，戊戌變法的當事人（特別是朝廷重臣）留下的第一手史料並不多見，而康有為及其黨羽卻撰寫、發表了大量文章，比較著名的有康有為的《戊戌奏稿》、《康南海自編年譜》，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南海康先生傳》、《三十自述》等，影響很大；
其四，變法夭折以後，康有為及其黨羽長期在教育界、文化界、新聞界工作，“話語權”較大，桃李滿天下，其思想觀點代代傳承，流傳甚廣，這是戊戌變法中的其他任何人都無法可比的。
但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近年來，經過孔祥吉、黃彰健、茅海建等學者的考證、揭露，人們開始對康梁的“變法理論”及其所發揮的實際作用有了新的更為清醒的認識。
首先，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的奏折，有絕大多數沒有送達朝廷，也就沒能在變法實踐中具體運用，收到成效。比如，孔祥吉在《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一書中，詳細考證了《戊戌奏稿》等書開列而實際並未進呈的書目有：《突厥削弱記》、《新學偽經考》、《春秋董氏學》、《法國變政記》等。陳鳳鳴認為：“《戊戌奏稿》所載這五篇奏稿都不是康有為當時呈遞的真折，其中有的可能是當時的草稿，或後來根據當時的提綱、摘記等追記重寫的，有的則是後來適應新的形勢偽作的。”⑾；醫生開具的藥方再高明，如果不被病人使用，怎樣證明其療效呢？以未送達的奏折作為立論基石，反複證明康有為在變法中的地們重要，無疑於癡人說夢，滿口胡言！遺憾的是，數不勝數的專著，就是圍繞著康梁記贗品展開論述的……同理，康有為的奏折再多，送達不到朝廷，在戊戌變法期間，怎麽能發揮具體作用呢？不過是廢紙一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