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去年張東蓀先生在《東方雜誌》發表過兩篇論文，討論獸性問題，並提出理智救國的主張。今年李石岑先生和杜亞泉先生也為著同樣問題，在《一般》上起過一番辯論。一言以蔽之，他們的爭點是：我們的生活應該受理智支配呢？還是應該受感情支配呢？張杜兩先生都是理智的辯護者，而李先生則私淑尼采，對於理智頗肆抨擊。我自己在生活方麵，嚐感著情與理的衝突。近來稍涉獵文學哲學，又發見現代思潮的激變，也由這個衝突發軔。屢次手癢，想做一篇長文，推論情與理在生活與文化上的位置，因為牽涉過廣，終於擱筆。在私人通信中大題不妨小做，而且這個問題也是青年急宜了解的，所以趁這次機會，粗陳鄙見。
科學家討論事理，對於規範與事實，辨別極嚴。規範是應然，是以人的意誌定出一種法則來支配人類生活的。事實是實然的，是受自然法則支配的。比方倫理、教育、政治、法律、經濟各種學問都側重規範，數、理化各種學問都側重事實。規範雖和事實不同，而卻不能不根據事實。比方在教育學中，“自由發展個性”是一種規範，而根據的是兒童心理學中的事實；在馬克思派經濟學中，“階級鬥爭”和“勞工專政”都是規範，而“剩餘價值”律和“人口過剩”律是他所根據的事實。但是一般人製定規範，往往不根據事實而根據自己的希望。不知人的希望和自然界的事實常不相伴，而規範是應該限於事實的。規範倘若不根據事實，則不特不能實現，而且漫無意義。比方在事實上二加二等於四，而人的希望往往超過事實，硬想二加二等於五。既以為二加二等於五是很好的，便硬定“二加二應該等於五”的規範，這豈不是夢語？
我所以不滿意張東蓀、杜亞泉諸先生的學說者，就因為他們既沒有把規範和事實分別清楚，而又想離開事實，隻憑自家理想去定規範。他們想把理智抬舉到萬能的地位，而不問在事實上理智是否萬能；他們隻主張理智應該支配一切生活，而不考究生活是否完全可以理智支配。我很奇怪張先生以柏格森的翻譯者而抬舉理智，我尤其奇怪杜先生想從哲學和心理學的觀點去抨擊李先生，而不知李先生的學說得自尼采，又不知他自己所根據的心理學早已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