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在《中國問題》裏討論我們民族的性格，指出三個弱點：貪汙、怯懦和殘忍。他把殘忍放在第一位，所說的話最足令人深省：“中國人的殘忍不免打動每一個盎格魯撒克遜人。人道的動機使我們盡一分力量來減除九十九分力量所做的過惡，這是他們所沒有的。……我在中國時，成千成萬的人在饑荒中待斃，人民為著幾塊錢出賣兒女，賣不出就弄死。白種人很盡了些力去賑荒，而中國人自己出的力卻很少，連那很少的還是被貪汙吞沒。……如果一隻狗被汽車壓倒致重傷，過路人十個就有九個站下來笑那可憐的畜牲的哀號。一個普通中國人不會對受苦受難起同情的悲痛，實在他還像覺得它是一個頗愉快的景象。他們的曆史和他們的辛亥革命前的刑律可見出他們免不掉故意虐害的衝動。”
我第一次看《中國問題》還在十幾年以前，那時看到這段話心裏甚不舒服；現在為大學生選英文讀品，把這段話再看了一遍，心裏仍是甚不舒服。我雖不是狹義的國家主義者，也覺得心裏一點民族自尊心遭受打擊，尤其使我懷慚的是沒有辦法來辯駁這段話。我們固然可以反詰羅素說：“他們西方人究竟好得幾多呢？”可是他似乎預料到這一著，在上一段話終結時，他補充了一句：“話須得說清楚，故意虐害的事情各大國都在所不免，隻是它到了什麽程度被我們的偽善隱瞞起來了。”他言下似有怪我們竟明目張膽地施行虐害得意味。
羅素的這番話引起我的不安，也引起我由中國民族性的弱點想到普遍人性的弱點。殘酷的傾向，似乎不是某一民族所特有的，它是像盲腸一樣由原始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還沒有被文化洗刷淨盡。小孩們大半歡喜虐害昆蟲和其他小動物，踏死一堆螞蟻，滿不在意。用生人做陪葬者或是祭典中的犧牲，似不僅限於野蠻民族。羅馬人讓人和獸相鬥相殺，西班牙人讓牛和牛相鬥相殺，作為一種娛樂來看。中世紀審批異教徒所用的酷刑無奇不有。在戰爭中人們對於屠殺尤其狂熱，殺死幾百萬生靈如同踏死一堆螞蟻一樣平常，報紙上輕描淡寫地記一筆，造成這屠殺記錄者且熱烈地慶祝一場。就在和平時期，報紙上殺人、起火、翻船、離婚之類不幸的消息也給許多觀眾以極大的快慰。一位西方作家說過：“揭開文明人的表皮，在裏皮裏你會發見野蠻人。”據說大哲學家斯賓諾莎的得意的消遣是捉蚊蠅擺在蛛網上看他們被吞食。近代心理學家研究變態心理所表現的種種奇怪的虐害動機如“撒地主義”（sadism），尤足令人毛骨悚然。這類事實引起一部分哲學家，如中國的荀子和英國的霍布斯，推演出“性惡”這一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