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第一信曾談到，孫中山先生知難行易的學說，和不讀書而空談革命的危險。這個問題有特別提出討論的必要，所以再拿它來和你商量商量。
你還記得葉楚傖先生的演講吧？他說，如今中國在學者隻言學，在工者隻言工，在什麽者隻言什麽，結果弄得沒有一個在國言國的人，而國事之糟，遂無人過問。葉先生在這裏隻主張在學者應言國，卻未明言在國亦必言學。惲代英先生更進一步說，中國從孔孟二先生以後，讀過二千幾百年的書，講過二千幾百年的道德，仍然無補國事，所以讀書講道德無用，一切青年都必須加入戰線去革命。這是一派的主張。
同時你也許見過前幾年的上海大同大學的章程，裏麵有一條大書特書：“本校主張以讀書救國，凡好參加愛國運動者不必來！”這並不是大同大學的特有論調，凡遇學潮發生，你走到一個店鋪裏，或是坐在一個校務會議席上，你定會發見大家竊竊私語，引為深憂的都不外“學生不讀書，而好鬧事”一類的話。因為這是可以深憂的，教育部所以三令五申，“整頓學風！”這又是一派的主張。
葉、惲諸先生們是替某黨宣傳的。你知道我無黨籍，而卻深信中國想達民治必經黨治。所以我如果批評葉、惲二先生，非別有用意，乃責備賢者，他們在青年中物望所係，出言不慎，便不免貽害無窮。比方葉先生的話就有許多語病。國家是人民組合體，在學者能言學，在工者能言工，在什麽者能言什麽，合而言之，就是在國言國。如今中國弊端就在在學者不言學，在工者不言工，大家都拋棄分內事而空談愛國。結果學廢工弛，而國也就不能救好，這是顯然的事實。惲先生從中國曆史證明讀書無用，也頗令人懷疑。法國革命單是丹東、羅伯斯比爾的功勞，而盧梭、伏爾泰沒有影響嗎？思想革命成功，製度革命才能實現。辛亥革命還未成功，是思想革命未成功，這是大家應該承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