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過頭看看，我發現自己對查爾斯·斯特裏克蘭的描述似乎很難叫人滿意—我隻寫了我所了解的一些事件，但由於不知道導致這些事件的原因，所以寫得模模糊糊。最奇怪的是，斯特裏克蘭為什麽執意要當一名畫家，這看上去過於任性。盡管我知道其原因一定出自他的生活環境，但我對此卻一無所知，從他的話語中也未能獲得任何信息。如果我是在創作一部文學小說，而非敘述真人真事，講述一個性格古怪的人的經曆，那我倒可以編造出種種原因以解釋他人生軌跡的變化。我會寫他童年時期就有投身於繪畫的強烈使命感，後來由於屈從了父親的意願，或者說為了生計而忙碌，童年的夢想成了空；我也可以寫他對生活的桎梏忍無可忍，寫他對藝術的熱愛與生活的職責間的矛盾衝突，用以喚起讀者對他的同情。如此，我就可以將他刻畫成一個氣勢如虹的人物，也許能夠讓讀者把他視為一個新的普羅米修斯[84]。這樣寫，就可以塑造出一個當代版的英雄，甘願為人類的福祉經受痛苦和磨難。這樣的主題曆來都是感人肺腑的。
另外，我也可以從斯特裏克蘭的婚姻關係中找到他立誌繪畫的動機。我可以用十幾種方法處理這個主題：因為他妻子喜歡同文藝界人士來往，他也有緣結識了一些畫家和作家，因而喚醒了那潛伏在他身上的藝術才能；或者，家庭的不和睦使得他轉而把精力放在了繪畫上；或者，我可以寫他心中早就埋著熱愛藝術的火種，後來由於愛上一個女人，那火種就燃燒成了熊熊的烈焰，等等。我想，如果這樣寫的話，斯特裏克蘭夫人就會被描繪成截然不同的形象。我得放下事實不管，把她寫成一個嘮嘮叨叨、惹人生厭的女人，或者寫成一個小心眼，根本不理會什麽精神追求—這樣，婚姻對斯特裏克蘭就是漫長的煎熬，唯有離家出走才是唯一的出路。我覺得不妨多費些筆墨寫他如何耐心地容忍他那不般配的糟糠之妻，寫他如何心存憐憫，不願貿然甩掉套在他身上的枷鎖。這樣寫，我當然就不會提那兩個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