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帝國，一個注定要當皇帝的小孩子生下來後，便不是被作為一個人而是作為一個神奉養起來。他一旦登上寶座，便成為權力的象征，神的化身。他擁有一切，主宰一切，而恰恰也是出於同一原因，他又成為整個帝國最不自由和最不幸的人。他的一切行動都要受到嚴格的限製，以便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行為準則和榜樣。為此，朱翊鈞的母親常常在他睡眼朦朧時催他去舉行早朝，張居正要他讀那些枯燥無味的書，群臣也不止一次地用祖宗的規範去勸諫他。麻煩的是他也是一個“劣根”未除的“凡夫俗子”，和常人一樣有七情六欲。因此，當他臨朝重複地看著臣下做著早已爛熟的動作，朝他日複一日地跪拜行禮時，當他退朝以後隻能冷冰冰地廝混於六宮佳麗之中，看著他早已習慣而且千人一律的期待神情時，他生活上的不自由、精神上的空虛便可以想見了。尤其是，像他這樣一個麵對邊疆危機四伏、朝政日益腐敗而又無能為力的王朝後代，有什麽辦法能夠寄托他的感情呢？
無論當朝和後人對鄭貴妃作何評價，但她的聰明機靈、善解人意卻是個無可否認的事實。這樣一位才貌雙全的女人，既然已被推上這個淒壯的祭壇，那麽這個祭壇上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會教她必須傾盡生命的本能與才華，去作殊死一搏，以便盡可能地獲取上蒼的恩寵，除此別無選擇。但是，這個帝國製度卻容不得她對命運的把握和抗爭。1586年，鄭貴妃生下兒子常洵。由於萬曆對王恭妃和鄭貴妃的待遇不同，長達幾十年的“國本之爭”由此揭開了帷幕。
鄭貴妃對於生下常洵後被萬曆冊封為“皇貴妃”感到毫不意外，她認為以她和皇上的親密關係，獲得這一榮譽並不過分。冊封之前，萬曆要預先公布禮儀以便有關衙門作必要準備。消息傳來，就有一位老臣提出異議：按照倫理和習慣，這種尊榮應該首先授予皇長子的母親恭妃王氏；鄭貴妃僅為皇三子（另一位皇子不知生者為誰，史書無記載）的母親，後來居上，實在是本末顛倒。這一異議雖然引起萬曆的一時不快，但冊封典禮仍按原計劃進行。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這個冊封典禮竟成為一場影響深遠的政治鬥爭的導火索，導致了此後數十年皇帝與臣僚的互相對立，而且涉及到整個帝國的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