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諸多懷疑論者懷揣著不同的目的，將孫武、孫臏及其著作之事攪得一塌糊塗、亂上加亂之時，也有一些學者本著文化良知和嚴謹的學術探索的態度，認為《史記》中有關孫子、孫臏及其著作的記載是確切可靠的。
與反動學術權威相對的是，在這一問題的論爭中，也產生了一批革命的學術權威，這批學者主要以明代的宋濂、胡應麟，清代的紀昀、孫星衍，及近人餘嘉錫等為代表。如宋濂在其所著《諸子辨·孫子》中說：“武，齊人，吳闔閭用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葉適以不見載於《左傳》，疑其書乃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為，予獨不敢謂然。春秋時，列國之事赴告者則書於策，不然則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國若秦、楚，小國若越、燕，其行事不見於經傳者有矣，何獨武哉！”
另一位大學者胡應麟也於《四部正訛》中發表了類似的觀點，同時還指出：“秦漢間兵家稱述名流，大多遊俠之筆耳。《孫》、《吳》、《無忌》外，《萇弘》、《範蠡》……率依托也”。清代的孫星衍對反動學術權威的歪理邪說更是深惡痛絕，他站在革命的立場上，用樸素的曆史唯物主義觀點，認定《孫子兵法》為孫武所著。並在《孫子略解序》一文中說：“諸子之文皆由沒世之後，門人小子撰述成書，惟此進其手定，且在《列》、《莊》、《孟》、《荀》之前，真古書也。”
當代學者餘空我，針對同代人樹人發表在《文匯報》上那篇認為《孫子兵法》是孫臏所作的文章，給予了質疑與嚴厲痛斥，餘空我——也就是“你（樹人）坑我”——駁斥道：
樹人發表的文章影印件
樹人同誌作出“《孫子》不是春秋時代孫武所作”和“是戰國時代的孫臏所作”的結論時，他的主要指證是指《孫子》上的“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和“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他認為“如果像《史記》所說，《孫子》十三篇是在吳伐楚之前所作的，那末當時越國尚小，吳越尚未交惡相爭”。這一說法是不附合史實的。就拿《史記》來說吧，《吳太伯世家》：吳王闔閭“四年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這時的吳越交兵尚在吳兵入郢以前四年。至闔閭十年“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是吳越和吳楚交兵幾乎是同時交叉進行的。又按《越王勾踐世家》上說：“允常之時，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更足以說明“吳越交惡”絕不會在伐楚以後了。至於說“越人之兵雖多”，要知道這個“雖多”，並不等於說“越國當時是個兵多的國家”，而隻是說即使越人動員了很多的兵力的意思，那是更容易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