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尧森是韩国著名的拳击运动员，2008年1月2日晚在赛场上突发脑溢血离世。当时，崔尧森被对方运动员击中下巴，突然倒地，送往医院后被诊断为脑死亡。当时医生向他的母亲建议，由于崔尧森的心脏还在跳动，生前身体素质也好，希望捐献出他的器官去救助更多的生命。一开始他的母亲是不同意的，她一再地说：“我的儿子还有心跳，我的儿子没有死。”后来，在医生恳切地劝说下，这位可敬的母亲终于同意捐献儿子的器官。但她有一个要求，希望医生将儿子的法定死亡时间延迟至第二天0点01分，因为她丈夫的忌日是1月3日，她想在每年的同一天祭祀丈夫和儿子。
医生拥有判断死亡时间的权利，不仅在韩国，全世界都是如此。同样，我作为法医，在登记尸检报告时，也会询问家属哪天作为忌日较好。有的逝者去世于0点前后，那么几分钟之差就能改变他们的忌日，因此在判定他们的死亡时间时，我愿意尊重家属的意见。
医生按照崔尧森母亲的要求，在1月3日0点01分关掉了维持崔尧森生命的人工呼吸机，正式出具了死亡诊断，同时将他健康的器官移植给了6名患者。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医生是可以将他的心跳维持到0点之后的，如果有必要还可以维持更久，甚至可以无限延长。
只是现在几乎不会再有人选择无限延长脑死亡者的心跳了，因为人们已经普遍将脑死亡当作死亡的标志。被诊断为脑死亡的人，往往会在医生的“帮助”下停止呼吸和心跳，这导致关于生命自主决定权的争议日益尖锐，人们开始迷茫，我们究竟能不能为自己的死做主。
在纷纷扰扰的争议中，我开始思考：死亡，究竟可不可以是美好的？就像一首诗中写的那样：“当我知道我即将离去，我将留下最美的背影。”也许只有当我们做好离去的准备时，死亡才会从容且美好吧。
记得我上小学时的一天，接到奶奶病危的消息，那天，我转了好几次大巴，用了13个小时，来到了位于庆尚南道陕川郡的老家。奶奶此前患有胃癌，一直在与病魔抗争，她看到我来了，紧紧握着我的手，只对我说了一句“孩子，一定要好好学习”，第二天就安详地走了。
在我回去的当天，大伯已经召集了所有的亲人为奶奶送行。后来我们问大伯，他是怎么知道奶奶快要离去的。他说：“医生早就说过奶奶时日不多。那天我看她的状态不对，像是要去世的样子，就赶紧把大家都叫来，见她最后一面。”我是奶奶小儿子的儿子，是她最小的孙子，一句“一定要好好学习”饱含着她的疼爱，也让她走得毫无遗憾。
然而，现如今有多少人能在家人的簇拥下离开人世呢？大部分人在临终前都无暇为最后的告别做准备，整天忙于接受各种治疗，让人生的晚景平添了几分凄凉。
那么，我们能不能试图走出这样的怪圈，积极面对死亡，主导自己与人生的告别呢？对此，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有所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