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某（77歲）在首爾江南塞弗倫斯醫院做支氣管內窺鏡檢查的過程中，被儀器誤傷了血管，導致她大腦供血不足，大腦功能嚴重受損，成為植物人。
她的女兒在醫院盡心盡力地照顧她一段時間後，開始思考：“母親能接受以這樣的方式結束一生嗎？”她深思熟慮後決定在家中照顧母親，並且向醫院提交了出院申請，結果可想而知，醫院堅決不同意她的出院請求，理由是：患者並未腦死亡，無論治療將持續多久，隻要患者還活著就不允許出院。江南塞弗倫斯醫院的立場之所以如此堅定，不僅是受到“雛鷹醫院事件”的影響，與其本身的基督教性質也不無關聯，基督教對堅守生命倫理的要求較為嚴格。
老人的女兒隻好訴諸法律，法院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對此案的審理足足持續了一年半才下定論，判決結果為：患者接近死亡狀態且無恢複可能，此時的延命醫療手段是對患者尊嚴和生存價值的侵犯。我想法官一定也覺得這種給患者渾身插滿管子、不斷注射抗生素的延命醫療的意義有限吧。
這些管子是怎樣維持生命的呢？舉例來說明，我們是通過肋間肌與膈肌一上一下運動配合肺部的張開，完成呼吸動作的。而延命醫療是利用呼吸管人為地使肺部擴張，強製其做呼吸運動；雖然肺部沒有神經組織，但反複地人為擴張也勢必會給患者帶來不適。
法院認識到這種延命醫療侵犯了人類的尊嚴與價值，開始與醫生協會探討終止延命醫療的必要性並著手製定有關方針。專家小組也立即開始行動，嚐試將終止延命醫療納入法律範疇。
當時，我也參與了醫生協會製定終止延命醫療有關方針的專班，經過長期探討與多輪修訂，該方針最終得到韓國國家生命倫理審議委員會的批準。自此，延命醫療從一種強製治療手段變成了一個自由的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