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安乐死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终止延命医疗。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允许终止延命医疗，而韩国直到2016年才通过有关法律；其中临终关怀于2017年开始实施，终止延命医疗于2018年开始实施。如果没发生“塞弗伦斯医院金某事件”的话，韩国也许至今都不会通过这项法律。虽说这与文化风俗有关，但却比同属东亚文化圈的中国台湾晚了10年，比日本更是晚了足足15年。
美国对终止延命医疗的讨论比韩国要早40多年。1975年美国新泽西州21岁的卡伦·柯因兰（Karen Quinlan）由于在生日聚会上同时服用药物和酒精，医治无效成为植物人。她的父母向法院申请终止女儿的生命，首次引发美国对于终止延命医疗的关注。当时争议的焦点在于当事人的父母是在与天主教教徒商议后做出的此番决定。后来，法院是怎样判决的呢？
1976年，当事人的一个朋友称：“一次，我与卡伦一起看到电视剧里出现植物人的场景，当时她说过无法接受那样活着。”法官以此作为证据，根据《宪法》中“公民拥有放弃治疗的权利”这一规定，判决同意摘除当事人的呼吸机。
1981年[8]，24岁的美国人南希·克鲁珊（Nancy Cruzan）因车祸成了植物人，她可以自主呼吸，但无法自主进食，只能通过鼻饲管摄取身体所需营养。南希的所有治疗费用由密苏里州承担。7年后，她的家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摘除她的鼻饲管。美国舆论界认为摘除鼻饲管后，患者会被活活饿死，这与摘除呼吸管的意义截然不同。
1990年，当事人的朋友向法院证明当事人曾说过“如果自己成了植物人，就不想活下去”的话。美国联邦法院同样是以当事人朋友的话作为证据，依据《宪法》中“公民拥有放弃治疗的权利”这一规定，同意摘除当事人的鼻饲管，并且解释道：从当事人拒绝延命医疗的角度看，鼻饲管与人工呼吸机没有本质区别。
很多人会误解美国法院是本着对死亡权的尊重做出的判决，实则不然，他们只是允许公民依照《宪法》行使放弃治疗权而已。
美国联邦《宪法》第14条中明确提出“公民拥有拒绝使用医疗设备维持生命的权利（Right not to be kept alive by unwanted medical procedures）。”原文如下：
A competent person has a liberty interest under the Due Process Clause in refusing unwanted medical treatment.（依据联邦宪法合法程序条款，具有判断能力的个人拥有拒绝使用医疗设备的权利。）
第二种是医助自杀。现在，医助自杀在很多国家已得到允许，如瑞士、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等。虽然这些国家也由此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并没有改变相关政策。瑞士著名的“自杀旅行”吸引了很多来自中东地区，德国、日本等国的富人携家人前往，旅行中他们可以一边领略少女峰的美景一边死去。
当然，“自杀旅行”有一套严格的审查流程，要由心理医生诊断申请人是否患有抑郁症；如果不是抑郁症患者，那么申请人在1个月内改变主意不得超过2次。通过审查后，医院会为申请者准备好自杀时所需的医疗设备。当然，最终是否要按下设备的开关要由其自己决定。
美国思想最为进步的两大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都允许医助自杀。在思想同样进步的马里兰州，有关允许医助自杀的法案已提交至众议院，却被高票否决；在华盛顿州，虽然允许医助自杀的法案得以通过，但在医生群体的强烈反对下，一次也没有实施过；在加利福尼亚州，法案通过后又被撤回；最近夏威夷州通过了法案并预计2019年开始实施，当然能否真正实施还有待观察。英国的一位市民运动领袖罹患脑癌，曾向议会提案允许实施医助自杀，结果也被英国下议院高票否决。
每个人的价值观千差万别，世上每个角落都会有人难以接受医助自杀。现在全世界允许医助自杀的也不过是瑞士、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在内的8个州，以及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在内的3个州而已。[9]
第三种是自愿安乐死。所谓自愿安乐死是指患者恳请医生帮助自己结束生命。比如说，身患肌肉萎缩症、丧失行动能力、无法自行按下自杀开关的人，只能请求医生帮助他结束生命。
法律上对实施自愿安乐死设置了十分严格的条件。首先，还是要确认患者是否患有抑郁症；其次，必须有3名以上的医生诊断患者确无恢复可能，且时日无多；另外，患者必须在30天内至少两次向医生提出安乐死的请求，且时间间隔小于15天，在此期间，患者哪怕只改变一次主意，就不予实施安乐死。上述流程结束后，医生会为患者准备好结束患者生命时所需的医疗设备，设备开关是由医生按下，但是否要按下依然取决于患者在最后一刻的决定。
通常情况下患者会请自己的主治医生为自己实施安乐死，但有的医生会感到为患者实施安乐死像是狱警为犯人执行死刑，在主治医生有类似想法或不愿实施安乐死的情况下，患者也可以委托其他医生。目前，比利时和荷兰两国允许实施自愿安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