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生是一段旅程，那么死亡就是终点；如果人生是一部小说，那么死亡就是最后一个章节。我们应该按照自己的规划和想法去度过临终时光。然而在现代社会，死亡的剧本往往掌握在医生手中，人们竟将人生的决定权交给了素昧平生的医生。虽然这种方式被人们广泛接受，但是从“人对自身生命的所有权和决定权”这一角度来看，延命医疗可谓是现代医学界最大的争议。
2014年8月，健康保险政策研究院针对韩国20岁以上的1500余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2%的人表示希望自己的去世地点是在家中，其次依次为临终关怀医院、医院、养老院。
然而事实上，在家中去世这一愿望很难实现。统计厅发布的死亡统计数据表明，1989年死亡人口中有77.4%是在家中去世的，仅有12.8%是在医院去世的；而到了2012年，在医院去世的占比高达70.1%，而在家中去世的占比仅为18.8%。此外，在社会福利机构去世的占比为11.1%。
还有另外一个普遍现象是，人们希望“去世时与家人在一起”的夙愿，在被推进重症监护室的瞬间就化作泡影。大部分癌症、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都是躺在重症监护室冰冷的病**孤独离世的，或在医生进行心肺复苏的过程中结束此生，临死时身边只有医护人员，没有家人的陪伴。
美国一篇著名论文曾指出，如果患者在重症监护室接受长达6个月以上的治疗却不幸离世，那么他的家人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可见长期的延命医疗也会给患者家属带来巨大的心理阴影。
哈佛大学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教授所著的《最好的告别》（Being Mortal）一书中主张，人不应为令人痛苦、毫无意义的延命医疗所困。该书的中心思想是如何让死亡变得更有“人情味”，如何更加从容地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书中讲述了阿图·葛文德教授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所目睹的无数种死亡，以及透过这些死亡感悟到的人生真谛。整本书的观点与我不谋而合，让我如获至宝。
所谓有“人情味”的死亡是指尊重患者本人对死亡的决定权，而不是一味遵循医院给出的治疗方案。在此过程中，医院起到的作用，仅仅是引导患者做出合理的判断。
再来看一项美国的统计数据，10%~12%的医疗卫生预算都用于患者临终前的1年里，其中5%是用于临终前1个月。这个数据说明，艰难维系生命需要耗费大量医疗资金，且大部分都花费在了重症监护室。众所周知，那种给患者全身插满管子的医疗手段是十分昂贵的。韩国的统计结果也大同小异。
重症监护室给我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患者家属回避死亡的态度，这是一种悲哀。如果是父母生命垂危，子女常说的话是“请您一定救救我的爸爸/妈妈，他/她辛苦了大半辈子，刚过上好日子，不能就这样走了。”这种情况多出现在癌症晚期患者的家属中间，这些家属在理应陪患者做好临终准备的关头，却对“死”字绝口不提，这一点令我感到十分遗憾。
经常有患者的家人为了避免患者受到打击，在病情恶化情况下仍然对他们隐瞒真实的病情，因此患者的病情成为医生和家属之间的秘密。问题是患者在接受治疗时一定会有所察觉，却又问不出口“我会死吗？”这句话，因为他们也同样害怕直视“死亡”这个话题。
可一旦患者陷入昏迷状态，他们的家属又会长吁短叹“我还有好多话要说”，因此他们开始热切地期盼患者能够醒来，为此不惜一切代价通过延命医疗的方式救治患者。然而，当延命医疗持续一到两个月时，这些家属又会产生新的焦虑，是什么焦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