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患者家属所焦虑的便是“现在的局面真的是父母所希望的吗？”他们开始感到强烈的自责。在这种自责感的驱使下，家属通常会选择终止延命医疗，“塞弗伦斯金某事件”的起因便是如此，也正是这一事件触发了人们对美好死亡（Well Dying）的关注。
《最好的告别》一书中辛辣地批判了美国医疗体系，认为用延命医疗手段救治患者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做法剥夺了患者回顾人生的权利。在这一问题上，韩国较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韩国，有30.9%的癌症患者在死前一个月还在使用抗癌药物，而这珍贵的一个月本应交给患者整理自己的人生，让患者使用吗啡缓解疼痛。然而，数据显示，在这一个月里，韩国仅有2.3%的患者使用了吗啡；在美国，这一比例却高达50%。
我们不得不反思，为何韩国只有2.3%的癌症患者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使用吗啡呢？这归咎于韩国的医疗保险评价标准和国民医疗保险体系。韩国拥有世界领先的完善的医疗保险体系，只是对于吗啡的使用格外苛刻，预算投入少得可怜。因此，即便医生想给患者用吗啡止痛，也碍于限额无法开药。癌症带来的疼痛让患者无法在生命的最后一程整理自己的人生，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他们因疼痛而意识不清，只能到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这就使得韩国临终前1个月还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的患者比例达到33.6%。这高达1/3的重症监护室使用率与吗啡使用受限具有直接关系。从这一点上看，韩国的医疗保险体系简直是对患者的一种折磨。
因此，在阿图·葛文德教授批判美国不合理的医疗体系时，我们没有资格隔岸观火。韩国对于相同问题毫无思考，政府更是没有认识到出台有关政策的必要性。直到1997年“雏鹰医院事件”引发全社会对有关问题的关注，《关于临终关怀、姑息治疗及延命治疗决定相关法律》才得以于2016年立法通过，并于2017年正式生效。这部法律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在临终时不受他人摆布，以自己的方式走完人生而制定的，又称“美好死亡法”。期待这部法律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