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國鎮教授是韓國建國後的首批法醫學家之一。文教授最初就讀於平壤大學醫學院，後轉入首爾大學醫學院。我曾有機會親耳聽文教授回憶他走上法醫之路的曆程。
那是他在醫學院就讀期間，一天，大雨滂沱，他偶然走進一家舊書店。一本日軍侵略時期被日本人丟棄的舊書吸引了他的眼球，這本書就是《法醫學》。書裏講的都是他在醫學院從未接觸過的知識，他越讀越起勁，逐漸認識到法醫學是維護人權、實現正義的學問，進而萌生了做法醫的想法。於是，他去找張起呂教授，想聽聽導師的意見。
張教授斷然反對，他說：“臭小子，學那些還沒成體係的學問做什麽？就算不來外科也別去做什麽法醫！”張教授的反應多少有點激烈，但我想他一定是擔心弟子的前途才會那樣吧，畢竟在這條路上連一個指路的導師也沒有，未來是多麽虛無縹緲啊。
即使這樣，年輕的文教授還是走上了在韓國前無古人的法醫學之路。走在這條少有人走的路上，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太累的時候，他去找張起呂教授吐苦水：“老師，您說的對，法醫幹不下去了，您還是收我去做外科醫生吧！”張教授狠狠地批評了他：“沒出息的家夥，醫學哪有簡單的，你想做的都做不成，做別的也好不到哪裏去。別讓你三年的辛苦和心血付諸東流，做事得有始有終，回去繼續研究你的法醫學去吧！”
文教授隻好再次獨自踏上征程，飛往美國進修，回國後成為“韓國法醫學的第一代奠基人”。此後，韓國法醫學專家隊伍不斷發展，我已經是第四代法醫學傳承人了。回頭想想，沒有張起呂教授的逆耳忠言，法醫學的命脈或許無法延續和發展至今。
韓國首位法醫學家，高麗大學名譽教授文國鎮。
我永遠的人生導師，韓國國家生命倫理政策院院長李允成（音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