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还要从周建平讲起。
一九九一年，二十三岁的周建平告别了家乡的土地，在城里开了一家售卖五金零部件的小店铺。当年秋，周建平跟随老乡一同去浙江温州进货采购。初到温州，一下火车，已是轻车熟路的老乡们说先带他享享福，几个人来到了一家装潢显阔的美容美发店，三四位衣着鲜艳、妆容明媚的女人热情洋溢地迎了上来，寒暄不过片刻，她们便一人带着一位老乡进了里屋，说去洗头。老实木讷的周建平平生第一次见这样的阵仗，整个人吓得晕晕乎乎，直愣愣地傻站着，不知所措。一个梳着马尾的女孩子前来挽他的胳膊，她挺着大大的胸脯，一半雪白的球体**在外，周建平的眼珠子转都不敢转。他只得抬头盯着天花板，连连摇头，嘴里念念叨叨：“我不洗我不洗，我没有钱。”女人笑得咯咯响，笑声越来越远。不一会儿，一个年轻男孩子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那我给你洗吧，放心，正规的，只要两块钱。”
周建平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听了他的话，呆呆地跟在他身后。周建平活了二十三年，第一次感受到有人可以把头发洗得这么舒服。男孩的手指肚像一只只小蚂蚁，在他的头颅上长征、跳舞、歌唱。他很想笑，又不敢笑，他憋着笑，偷偷睁开眼，瞧见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也正看着他。周建平心里刚冒出来一个问题，嘴巴一张就问出来了：“你这双眼睛，睫毛怎么那么长？”
一九九一年，十八岁的杨扬从苏州投奔嫁到温州的表姐，在姐夫的理发店里做起了学徒。是年秋，杨扬遇见了自胶东来温州采买的周建平。一九九二年春，杨扬来到了这座小城——周建平的故乡——他开了一间理发店，名叫小香港。
周建平的五金店搬迁进了“小猪圈”，生意日益红火；杨扬的理发店开在了步行街的正中央，名气如日中天。两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哪里知道人世凶险，正沉浸在玫瑰色的青春幻想里不可自拔，自以为可以凭借善良与努力偷得浮生，却不知命运汹涌，来日变故一重接着一重。重重困厄，皆是命定。
一九九七年秋，小香港来小镇的第六年，那年香港真的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周建平却结婚了。
两人约定最后一次见面。小香港给周建平洗头，周建平躺在软软的椅背上，他睁大着眼睛，从下往上直扑扑地望着小香港，他说：“我对你是真的，可我没办法了。我对不住你。”
小香港俯着身子给周建平洗头，他一根一根地摸着这些他曾轻抚过千万次的短发，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仔细。泡沫在发梢上堆起了一层层云朵，不一会儿就幻灭了。他说：“我明白的，我都懂，你要好好待人家。”
这个城市不知道小香港的秘密。
几日后，周建平大婚。小香港关了店门，喝了一整天的酒。他撑起身子想在屋子里走走，可没走几步，他的五脏六腑就把他绞得生疼。他实在疼得撑不住了，疼得连喘一口气的力气都没有。马秋妮——他在这个小城的第一位顾客，也算是他唯一交心的朋友——来看他，他忍不住向她倾诉了所有的疼。马秋妮把他的脑袋抱进自己怀里，哄啊哄，哄啊哄，哄了一整晚，等到他哭累了，入睡了，才悄悄离开。
第二天，小镇起了风暴。
人人都说，小香港是个二刈子，是个精神病，是个大变态。男人们见了小香港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这种病传染给自己；女人们见了小香港也躲得远远的，生怕这种病传染给孩子。也有些浑不论的年轻人，会故意等在某些地方堵他，见了他，便要扒他的裤子，他们说非得亲眼验证一下，他裤裆里到底有没有长男人那玩意儿。
朝去夕来，故人变恶鬼，他乡成地狱。
小香港彻底崩溃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彻底消失在这个小城的视野里。又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听闻小香港又重新开门营业了，价格降了大半，而且店里还多了两个理发师：一个年纪大一些的女理发师和一个年轻的男理发师。人性健忘又贪婪，慢慢地，消失的客人们又渐渐回来了，好似小香港从没得过“病”，又似他的精神病已经治好了。
眨眼又九个秋天。
二〇〇六年夏天刚过，三十八岁的周建平发觉自己连着几天总是大便出血，偷偷吃了很多偏方也不管用，直到最后晕倒在厕所里，才被送去医院。一检查，肠癌晚期。
“天塌了。”周建平在医院里刚睁开眼，就听到老婆张如娟淡淡地和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她坐在病床边的一条四腿板凳上，也许是坐的时间太久了，整个人显得僵硬麻木，看不出有什么表情，也似乎毫无悲伤。她才不到四十岁，皱纹却已密密麻麻地爬在她的眼窝里、嘴角上。她看见丈夫醒了，只是嘴角动了动，好像要死的是她自己，铆足了劲儿吐了最后一口气，只剩下一副干瘪的空皮囊。
周建平与张如娟结婚九年，有一女一儿，姐姐八岁，弟弟五岁。九年里，“小猪圈”没落了，五金店倒闭了，周建平和张如娟贩卖起了海鲜，两人白手起家，经历风风雨雨，日子刚有些起色时，周建平的小舅子、张如娟的亲弟弟来给他们打下手，把两人的积蓄全都卷走了。家里报了警，警察说查到他搞传销去了，从此杳无音信、人财两空。夫妻二人不甘失败，从头再来，又卖起了蔬菜，正是艰难的时候，周建平倒下了。
麻绳专挑细处断，噩运只找苦命人。
周建平说不治了。张如娟说治。周建平说上哪儿去弄钱治。张如娟不说话。
二〇〇六年的槐树花开得格外香甜，蜜蜂嗡嗡嗡的叫声宛如盛夏协奏曲。小香港正准备送上一位客人出门，就瞧见一个女人面色冷清地推开了门。
九年来，小香港从没与张如娟正脸撞面过。可怨这小城太小，在七里塘农贸市场门前、在实验中学门口、在周建平家楼后的拐角处……小香港其实见过这个女人很多很多次。
“我来求你救救建平，他肠癌晚期，医院说要尽快做手术，我们没钱了。”张如娟死死地盯着小香港，腰杆儿挺得笔直，她一个字一个字咬得真真切切，却并非求人的口气。
小香港的脸忽一阵红，忽一阵白。围观的人面面相觑，平日里能说会道的女人们一秒间都变成了哑巴鹦鹉，只能干愣愣地坐着，一动也不敢动，生怕发出一丝声响。就连门口槐树上轰鸣的蝉和采蜜的蜂，也都噤了声。
“救，多少钱都救，钱我有！”小香港说。
关于小香港的风暴再度在这个小城崛起了，只不过，这风暴是在每个人的眼里、心里、神经里。没人敢开口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大家只是稀里糊涂地看着，看着张如娟日日风雨不动地带着一双儿女早出晚归地摆摊儿赚钱，看着小香港月月沉默无声地带着周建平从小镇去了青岛、济南、杭州、北京……
周建平说：“不治了。”小香港说：“治。”周建平说：“我没钱了。”小香港说：“我有。”周建平说：“那是你的钱。”小香港哭了，号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哭得那叫一个震天响，哭得周建平的命都要没了。
一九九七年，周建平来和小香港告别，说他要结婚了。小香港笑着送他走，没落一滴泪。
周建平摸着他的头发说：“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我不值得。”
小香港把头往病床前靠，好方便他摸：“是你对我好，我这辈子没人珍贵我，只有我妈妈珍贵我，可她去得早，狠心留下了我一个人。爸爸说我是怪胎，喝点儿酒就拿铁棍打我。我十三岁就辍学打工，四处漂泊，任人欺辱。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只孤魂野鬼，只有你不嫌弃我，尊重我，给了我一个家。我这一辈子，要说没白来，也只是因为有你和我妈妈的缘分。”
周建平笑着说：“我哪儿敢嫌弃你，我长得那么丑，你长得那么好看！”
小香港也抹着鼻涕笑：“你才不丑，你最好看！”
周建平说：“你当年为什么不走？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小香港说：“当年我从温州随你来，你给了我你所有的积蓄。你说你得为我负责，给我在这儿安个家。我哪儿也不去，小香港就是我们的家，我也想着总有一天要把这些钱还给你。”
周建平玩笑着说：“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我的命贱，你的钱我可不要，这可是催命钱啊！”
小香港又哭了：“这是救命的钱，别说是钱，就是拿我的命换你的命，我也心甘情愿。我的命不值钱，可你的命贵重。你要赶紧好起来，你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孩子们多无辜。你这次要像个男人扛起来啊，不要像当年，就那么把我一个人抛下了。”
周建平也哭了：“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如娟。”
二〇〇七年冬，周建平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