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
序轉入一九五二年的初夏，我眼看就快滿兩周歲了。
在這個都家花園裏，除了那些警衛人員和班幹部，我是唯一一個自由的人。但我每次在花園裏玩耍，卻從不靠近那扇黑色的鐵門，我知道那是一道絕對不能逾越的界限。我害怕衛兵的槍，有時他們來逗我玩，我極不友好地尖叫著逃開去。我喜歡在食堂裏同那麽多人一起吃飯，把飯桶和搪瓷碗敲得當當響。我早已習慣了這種又像是共產主義、又像是監獄的生活。我從不央求媽媽帶我回家，出生至今，我還從未有家的概念。
那是一個靜悄悄的上午。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剛剛下過一場雨，草地上落滿了紅紅白白的花瓣，像扔在水裏的糖紙，蔫蔫的皺成一團，一棵桃樹下掉了許多青青的小毛桃，空氣中浮**著青草和腐葉的氣味。那會兒我正在小洋樓的台階上玩，突然看見花園外麵的大路上，開來了一輛綠色的吉普車和一輛大客車，就停在花園洋房的大門口。帶槍的衛兵齊刷刷地跑步列隊，門裏門外排成了兩行。我有些怕，就往樓上跑，想去找媽媽。這時哨子響了，有人大聲喊著，快點快點，緊急集合了。爸爸從裏麵跑出來，一把抱住我說，好孩子，別動，就在這裏玩兒，我們一會兒就回來。我縮在一根柱子後頭，心怦怦直跳。
整棟房子裏的人好像都出來了，在台階下自動排成幾行。
那個平日總是板著臉的班主任，手裏拿著一份名單，用濃重的山東口音，大聲說：大家聽好了，我叫到名字的人，站出來！
我看見媽媽的脖子伸得老長。她好像比我爸爸還焦急不安。
她突然像是被雷電猛地擊了一下，身子晃了一晃。起初她以為自己聽錯了。但那個山東口音明明白白又重複了一遍。是的，是她的丈夫張愷之。我還聽見爸爸響亮地回答了一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