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
此，那一場長達幾十年的夢魘，對於我媽媽朱小玲這樣的人來說，自有一種出於天然的消解之法。這個消解的過程盡管無奈而且無意，我仍相信她是一個最終得以幸存的例外。
一九六三年是一個好年頭。
街上要飯的人漸漸少了。店裏的東西漸漸多了。糧站又開始供應大米，前幾年為支援災區省份調劑來的那種玉米粉、高粱粉總算不見了；學校的食堂，竟然有了肉骨頭粥可吃。外婆從洛舍更經常更豐富地，給我們帶來她自己醃製的鹹魚鹹肉和新鮮雞蛋，使我們的餐桌變得有聲有色。一九六三年像一個大病初愈的患者，打著哈欠、伸著懶腰向我們走來。在我的記憶中，一九六三 年是我出生以來屈指可數、抑或也是最後一個平安之年。
就在那年夏季，我考上了全城那所著名的重點中學，走進了杭州一中森嚴的大門。也從此離開了我和媽媽在一起相處了5年之久的瑞金中學校園，開始了我獨立的中學時代。那所中學聞名於全省，不僅因為它已有一百多年的曆史，還因為幾十年前，魯迅先生曾在此任教。
七月統考的那天，媽媽沒有陪我去考場。每年的這一個時間裏，媽媽要在她的學校監考。那天清晨媽媽把我送到巷口，對我說了一句：相信自己啊！我朝媽媽招了招手就要走。媽媽忽然又把我叫住，從自己頭發上拿下一隻發卡，將我額頭上擋著眼睛的一縷頭發輕輕撩開，用發卡別住。好了。她說。我走啦。我說。我就那樣一個人怯生生走進了考場，隻覺得在很遠的身後，有一雙媽媽微笑的眼睛注視著我。
一個台風剛剛平息的下午，一隻印著那所學校名字的信封裏，飄出了一張小小的錄取通知書。我看見了自己的名字。
這就是我身上那粒紅痣忽然出現的那個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