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宝醒了。
对一个精神病患者来说，醒来或者睡去，其实都没有什么区别。真实，梦幻，感觉，意识，像一锅杂碎似地煮在一起，浑浑沌沌，朦朦胧胧。即使不是在发病期，他也搞不清哪是过去，哪是现在？哪是真理，哪是错讹？哪是人咬狗，哪是狗咬人？何况此时此刻完全靠药物的作用，使他能够安静地躺在台球桌子上呢！
阿姨朝他笑笑。
他也朝站在台球桌旁的阿姨笑笑。假如你不知道他是个精神病患者的话，也许不会留意那种古怪的、异样的笑容。这种面部肌肉僵硬的笑，最好不要细看，会看得你直发毛。他问：“代表呢？”
“北京来电报让他回去！”阿姨按照事先统一口径的说法回答。那个被称做戚本禹联络员的医院杂工，被吴纬打发回温泉镇去了。
“我得给中央文革打个电话。阿姨，现在斗争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临江的情况，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一场反夺权的斗争，该死的韩潮卷土重来，气势汹汹。”
“那是你爸爸，大宝，不要瞎说。”
“我不承认他是我爸爸。从十六条，不，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起，我就跟他实行两个决裂。在花园街五号，阿姨，现在只有你是我的亲人。”
阿姨知道他说的是疯话。可她在这种人家当保姆时间长了，比较懂得分寸，亲人身分哪能随便僭越：“大宝，还有你妈妈，还有莎莎呢！”
他愣了一会：“不，他们都是一丘之貉。阿姨，亲不亲，阶级分；亲不亲，司令部分。因为我了解你，你是三代贫农，你是受他们剥削的，所以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阿姨，他们不让我打电话，对我实行专政。最好你能去一趟北京，找到那个联络员，让联络员陪你去找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他写过批判卖国主义的文章，能领你面见旗手。你向旗手说，最忠诚的韩学青委托你向她汇报，临江已经到了千百万人头落地的严重关头，无产阶级**的胜利成果，全给他们否定了。大字报见不到了，样板戏听不到了，工人民兵干活去了，文攻武卫销声匿迹了，既没有早请示，更谈不到晚汇报了！完了，全完了！把我监禁在地下室里，你也让他们重新逼回来做保姆，侍候这些走资派！”
“话可不能这样说，大宝，当初我就不情愿走；非轰我出去。后来呢，又说我有两只手，不能在城里吃闲饭，给赶下屯去。唉，要不是莎莎找我回来，我们一家就得在屯子里待一辈子了。真得谢谢莎莎，如今我老伴、孩子、娶的农村儿媳妇，户口都落下了，工作也找到了。我还没求你爸你妈，莎莎一句话，丁副市长大笔一挥，就全齐了。”
韩大宝皱着眉头盯着她：“你的阶级意识模糊得厉害！”说完，掉过脸去不理她。
阿姨觉得他除了谈起“**”，眼睛发直，有点疯疯傻傻，只要不让他挨近报纸、收音机、电话、麦克风，他跟正常人也没什么差别。至于他喜欢做报告，喜欢讲演，阿姨倒不认为怎么反常。那些大干部，不也一讲半天，车轱辘话来回翻么？
她看出了他不高兴，连忙问：“大宝，你怎么啦？”
“根据你的路线觉悟，我看你没有必要去北京了，算了吧！”
她笑了，对疯子就得说疯话：“那你自己坐上三叉戟去吧！旗手已经把飞机派来了，他还说学青是个好同志呢！”这次大宝被医院送回家来，正好吴纬从医学刊物上看到所谓的心理治疗，她不但让阿姨，还要让老伴，让吕莎一块配合她做这实验呢！母亲的心嘛，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韩潮不予理会，说她是瞎折腾。儿媳那儿，还没来得及说，只是对阿姨讲了讲她的想法。所以这会儿，阿姨才有意无意地跟他搭讪着。
他哼了声：“旗手当然会派专机接我去汇报的，我才和她通了电话！”
阿姨笑了，拿一个疯疯癫癫的人，有什么法子呢？在花园街五号，阿姨的一切观点，都是以吕莎的好恶为标准的。她知道吕莎婚事的始末，包括躲到温泉镇，包括被她老爹锁在楼上房间里，包括她捏着鼻子和韩大宝结婚，包括她结婚当天跑回娘家来住，阿姨是她最忠实可靠的知情人。所以对于躺在台球桌上的韩大宝，要不是因为吴纬有话，要用感情来软化他，她才不愿意搭理他呢！“你知道吗？大宝，‘四人帮’已经垮台了！”
“可耻的谣言，你一个三代贫农也跟着撒谎，真让我痛心！你被他们收买了，你已经堕落成托洛茨基、布哈林，是个工贼！”说着说着，病又开始发作，很可能是镇静药并不像医生说的那样奏效；另外，精神分裂症患者有一种特殊的偏执力，发作到一定程度，药物根本无济于事，只好靠电休克这类强刺激使其服帖。现在，这两个因素也许同时在起作用，他兴奋的程度越来越高涨，面孔出现一块一块的潮红，嘴唇翕动，鼻翼发紧，两只手开始抓挠台球桌上的绿呢。
阿姨倒不怕他发作。他不打人，不砸东西，顶多就是做报告，内容基本上差不多——大段大段地背诵语录，大篇大篇地讲述“文革”期间两报一刊的社论精神。他的记忆力也真让人吃惊，像姚文元评《海瑞罢官》那样的东西，都能够基本上复述一遍，更不要说十六条了。你随便提问哪一条，他会一字不差地将原文念给你听。而且，无论他睡觉也好，吃饭也好，演讲也好，头的方向永远对准正南方，比指南针还准确。这种由偏执顽固到了精神分裂地步而产生的一种可怕的力量，着实是难以理解的。
每当做这类大报告，他总觉得整个临江市五十万人都在聆听，所以常常因大声疾呼，口干舌燥，最后弄得声嘶音裂。这时候，就得有一位装扮的“中央文革特派员”用更革命的语句制止他。另一种方法，就是塞给他一份“文革”期间出版的什么“井冈山”小报、“工总司”小报。尤其当你郑重地告诉他，小报上刊有最新消息、中央首长讲话，他就安静下来了。不过，给报纸这个法子，不宜多用。因为这次演说算停住了，但会很快又勾起下一场报告。报纸对他，也是一种发物。高音喇叭，话筒，则更是兴奋剂，千万不要让他接触。否则，会疯狂到发作癫痫病的程度。
他挣扎着要坐起来，大概又要开始演讲了，但是他身子里的氯丙嗪还未完全失效，连翻身都还很困难。阿姨想到吴纬关照过的，要让他充分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便过去扶了他一把。他还未坐稳，脸已朝着南方偏扭过去，幸亏台球桌子很大，要不然这猛地一转，非滚下来不可。
“小心，大宝！”
但是，韩大宝忽然丢魂失魄似地吼起来：“我的纪念章呢？我的语录本呢？我的——”他把他的胳膊转过来，调过去，分明是在寻找他那红卫兵造反兵团的臂章。
“莎莎怕你丢了，给你藏起来了！”如今那些玩艺儿，除了拍电影，谁还穿戴？吕莎一气之下全给扔掉了。阿姨当然不能告诉他，那是他的**呀！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我才不相信她的好心。”然后他又背语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你知道吗？我早就估计到他们会采取这一手，这些三反分子，你看——”他把草绿军装解开，掀起衣襟，左胸上一枚硬币大小的像章，是用别针穿在肉皮里挂在那儿的。
阿姨愣在那里。因为地下室里，光线暗淡，她不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是真事。她拉开了台球桌上的罩灯，走近去。那穿透皮肤的针口，因为汗沤、磨擦和不卫生，已经红肿发炎。那渗出来的黑色血水，使像章粘在胸脯上。不难看出，这是最近干出来的事。阿姨跺着脚数落他：“大宝，你可真疯了！”
他要是不疯狂，会干出这种愚蠢的事么？
韩大宝在狞笑。这笑容在罩灯光线的照耀下，倒真有点使阿姨感到害怕了。只见他又掀起另一侧衣襟，右胸上是三个忠字，阿姨不敢细看，只是说：“这乱画的可以洗掉，别针穿个窟窿，直流脓水，医院也不管！”
“洗？我把它铭刻在心灵上，溶化在血液中！”
阿姨一听这话，俯身过来看，眼睛都直了，好好一个人家，缺了什么德？受到这样报应？老天也太瞎眼啦！那三个忠字，每个都有扑克牌大小，从锁骨一直排到肋骨下的上腹部，统统是用土人文身的办法针刺出来的。阿姨自然不懂得文身是某些民族古老的传统，而且是一种美的装饰。据说，一个浑身刺遍了花纹的人，被他的国家视作国宝，不许外流。但韩大宝身上三个歪歪扭扭的忠字，实在相当的不雅观。阿姨马上想起，旧社会八道街有一个白俄老太婆，专门给人刺字，一朵花，一颗鸡心，一支箭，一根铁锚，正经要花一摞大洋才给你好好弄。在阿姨的印象里，所有在胳膊上和前胸后背刺过花纹的白俄也好，中国人也好，都不那么正经。这会儿，她也忘了大宝是个精神病患者，忿忿地责备着：“就你这不人不鬼的样子，甭说莎莎，连我也脸上无光，你不是作践你自己，是作践你爸、你妈和莎莎！”
“她有什么了不起？连红卫兵都不是！”
“莎莎从昨天下午出去，到今天还没回家，都因为你！”
“我要不念她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理都不理，让她给走资派殉葬去！”
“又是这一套，都是你瞎说八道，莎莎的爸给整死啦！”
韩大宝吼了：“他死有余辜，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他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同志们，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他挥动臂膀，提高调门，敞开胸前肌肉上别着的像章和那三个忠字，开始发表演说，“吕况是何许人也？让我们剥开他的画皮。同志们，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早就发现了他骨子里的三反罪行，他每做一件他认为不该做的事情，就偷偷地忏悔，折磨自己，通宵不睡地楼上楼下蹓跶，尤其是大跃进时期。他后来对我说，他压根儿就——”
阿姨一看钟点，做午饭的时间已到，连忙从怀里掏出事先准备的一份钢板油印的“北京来电”塞给他。在“文革”期间，各种各样的印刷品满天飞，俯拾即是。到八二年却很难找得到了。幸亏临江市有那么一位被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的教授，是个有收藏癖的人。他搜罗了许许多多“文革”中的传单、小报、讲话、上访材料、通缉令、檄文、勒令……各色各样非正式出版物，以及各种版本的语录，各地制造的像章……承他情，送了一些多余的藏品给吴纬，作为他一点友谊的表示。
“谢谢你啦，教授！”吴纬十分感谢。说实在的，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一见这类东西，头都疼的，早清理得一干二净。没想到偏偏有人专门搜集，而且堆了整整一屋子。
这位教授不但学富五车，那脾气性格也着实古怪。三十年前，为一幅郑板桥的画，竟敢顶撞进城不久的许杰，硬是不给他看。三十年后，前些日子平反，最近把全部珍藏书画捐献给市博物馆，连该得的奖金，也馈赠给拟议中的少年宫。他开始搞新的收藏，不遗余力地搜集那大如铜锣的像章，小若拇指的语录，五花八门的袖章、胸标和各式各样的小报、讲话。在他的书斋里，你可以欣赏到什么林副统帅可以活到一百三十八岁啦，样板戏是文艺复兴以来最高成就啦，旗手是第二鲁迅啦，是三十年代革命文艺创始人啦，绿灯通行必须改成红灯啦等等奇文，吴纬看得头晕眼花。她认为从小得了癫痫症的大宝，在那个失去理智的年代里精神分裂，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了。她对教授说：“你是有意识地钻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可我儿子却无意识从垃圾堆里走出来，唉！”
“可不么！从今天来讲，那些荒唐的闹剧，或者是丑剧的东西，对他来讲，都还是一本正经的呢！悲剧就在这里。”
“殉葬品啊！”说这话时，她恨不能恸哭一场！
被他妈妈称为殉葬品的韩大宝，如获至宝地抓住这份“北京来电”，立刻停止了揭发吕况的演说。哆哆嗦嗦地打开那张纸，全神贯注地看着，终于慢慢地读出声来：“……我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小将们，这些年，我只是主席身边的一个流动哨兵……”
阿姨趁此机会离开了这位演说家，走出了当年康德拉季耶夫的台球室。由于她巴不得摆脱那无休止的报告，同时，也由于她惦着整整一夜没回家的吕莎，便匆匆忙忙从地下室里走上来。可她疏忽了一件绝顶重要的事情：台球室的门，她忘记反扣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