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莎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小统计，市委书记韩潮一周六个工作日（有时连上帝规定的休息日星期天也得算在内），至少有五分之三的时间，是消耗在会议室里、主席台上；剩下的五分之二，打电话用去一半，被各式各样的人物，揣着各式各样的心思找他谈话，又用去另外一半。
“爸爸，你生活的主要部分，都消耗在无效劳动上了！”吕莎像工厂里的劳动定额员，对韩潮一周的工作进行分析以后，这样发表意见。
这当然是以前心情愉快时，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说着取乐的。现在，地下室里躺着一个精神病患者，她再不会有那样的心情了。尤其是把韩大宝从马路上弄回来以后，她甚至连话也少了。往日，全家包括阿姨，在地下室餐厅里吃完饭，免不了要坐在餐桌旁边，谈些家长里短，市井新闻，球赛胜负，服装式样……作为消遣。最近，只要一丢饭碗，她站起来就走。不是给这个或者那个打电话，就是在房间里写东西。
有时候，韩潮问：“莎莎，你在忙些什么？日程安排得这样紧张？”
“你别管，爸爸，我珍惜我的每分每秒！”然后，她用她那习惯的愤懑口吻说，“我要是你，决不花生命的五分之三，陪他们去清谈！”
是五分之三吗？韩潮认为她太夸张了，然而掐指一算，果不其然。这一个星期，已经开了三天会，还不包括马上要进行的、从上周就拖下来的例会。而且，这次例会还是一次具有决定性质的会议，因为省委组织部一位常务副部长要来参加，要发给二十五位市委常委每人一张类似选票性质的硬白纸，每人可以在上面写出自己认为最适合担当下一任临江市委书记的人选。所以周五例会还是头一次成为全市关注的会议，值班秘书好像也是头一次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尊敬。
省委的一位副部长到来，《临江日报》是决不会发消息的。但是全市区局以上的干部，却无一人不知晓。尽管丁晓把副部长安排到温泉镇附近的部队疗养院躲起来，可以洗洗温泉浴，或是到不远的大水泡子里打打野鸭子，但终于还是被人知道了。一个人开了头，就接连不断地有人去打扰。有坐上海、丰田、伏尔加去的，有坐华沙、北京吉普去的，有坐公共汽车去，把票根留下，准备回单位报销的。结果，副部长不但连根野鸭毛都没打着，想在温泉浴池里多泡一会儿也不可能。这也难怪，涉及到今后的安排，谁上？谁下？怎么上？怎么下？虽然不可能从一个做党的组织工作的干部嘴里，掏出点什么干货来，但谈谈自己的情况，顺便提提自己的要求、愿望，使领导在决策之前，自己不至于成为棋盘上的一个小卒子，随随便便被扒拉掉，也是至关紧要的。
大家都在关注市里的动静。尤其是接到星期一党员干部听报告的通知后，一些人更是坐立不安了。住在温泉镇的副部长，刚背起猎枪，想去好好过个星期天，却不料这一天倒比平日来的人更多。大家都想（当然是变着法儿）摸底：明天到底要讲些什么？他越是说不知道，人们就越从守口如瓶的机密劲里判断出会议的重要性。反正那一天晚上，肯定有的人是睡不安稳觉，甚至要做噩梦，吓出一身冷汗的。第二天，市府礼堂座无虚席，一个迟到的也没有，会场气氛那份肃静，那份紧张，简直让吕莎奇怪极了。
她听说，当年传达“九·一三事件”，是在晨光公园的地下人防工程里举行的。那天，整个公园停止开放。现在坐牢的市革委主任，当时抽调了数百名工人民兵，每棵大树都有一人把守，搞得神秘紧张到了极点。“那么，今天是怎么回事呢？”报社主编悄悄向她打听，“你知道会议是什么内容？”
她摇摇头。
他认为她不会不知道，不过，她不像有的干部子弟那样，喜欢炫耀自己先知道的一些消息，但忍不住还是试探：“莎莎！”他附在她耳边说，“听说省委要宣布临江的干部安排。”
“是吗？”她不相信地反问，“我怎么没听说！”
主编嘴上不说，心里想：“真滑头，装得多像啊！”
八点准时开会，韩潮走上主席台，他说：“因为文件星期六来得太晚，没法及时传达，只好利用星期一上班后向大家宣读，马上还要送回省里去。这份文件，不许记录，不许传达，不许……”这时，整个会场静得连一根针落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到，更不知有多少人的心堵在了嗓子眼里。“我的眼神不济，现在，请秘书替我宣读！”
秘书走上台去，在韩潮身边坐下，拿过文件，翻开第一页，先念标题：“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改革的谈话摘要——”他顿了一下，准备往下读正文。这时，秘书忽然感到一股气浪朝他扑来。原来，全场听众如释重负似的，都长吁了一口气，几百人的气息聚成热浪，朝台上涌去，使得秘书像呛了口水似地噎住了。如果有一种巨型血压计，可以同时量许多人血压的话，那么，顿时变得轻松活跃的会场，肯定水银柱会急剧下降的。
说实在的，那天，文件中所讲的有关改革的许多非常重要，特别是理论、政策上的指示，全部认真听完的人并不太多。而完全应该听一听的刘钊，却因为有约在先，与奥立维进行第二轮洽谈去了。吕莎直替他惋惜，怎么能够错过这样一次学习机会，几乎每一句话都在给刘钊鼓气、撑腰。但是，转念一想，不听也好，他的勇气已经很够很够的了，为了临江大厦能在国庆节前竣工，步步进逼，不退不让，咬住了就不撒嘴，弄得丁晓几乎到了快要跟他摊牌的程度。
“你能说改革不是一场革命么？莎莎！”刘钊总这样说。
他到市委来了，穿着那件洗得泛白的旧衬衫。只有吕莎最熟悉这黄不黄、绿不绿的棉布衬衫。有人诧异地问过他：“你这衣服怎么老穿不坏呢？”他当然不能说，那是好多年前，莎莎给他买的。俄国有句谚语，叫做贴身的衬衫最亲。也许因为他信口一说，她在温泉镇那小商店里，一下子抱回来一打，所以，一直穿到今天。他推开韩潮办公室的门：“丁晓不在？”
因为刘钊不是市委常委，韩潮奇怪他为什么来了：“今天这个会，好像——”
他冷冷一笑：“这种会他是决不肯缺席的。所以，我要在这儿堵他。”
“什么事？”
“老韩，我已经口头向你提出两次，报告也打了一次，不知丁晓转给你没有？还是那句老话，我要求把我派到一建公司当经理去，我不在乎什么级别高低！”
“你总是急茬！”
刘钊恨不能跺脚：“错过施工的黄金季节，哭都来不及了！丁晓躲着我，你老人家拖着我，这座二十层大楼成了临江搞改革的拦路虎。”
“你真相信你的药方儿灵？”
“我没有仙丹妙药，可我想，只要大伙儿一块找，未必找不到。”
恰好，丁晓走进屋来。那袖珍型的精壮汉子，立刻爆发出一场大笑：“好小子！我算脱不开你这瘟神啦！”
“请神容易送神难！你安排我到拖拉机厂，你提拔我到市里来抓沿江新村，又把外贸旅游一摊子塞给我。现在，说是毛遂自荐也好，顺理成章也好，过问临江大厦，那是很正常的。”
“我好像从来不反对你过问！”
“真话？”
“如果你不搞那些挺玄乎的改革！”他转脸对韩潮说，“我不明白刘钊，非要名垂青史不成？干吗步子非迈那么快、那么大？那天传达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不是强调了有秩序地改么？什么叫秩序？我理解就是稳妥。过去我们临江，许杰同志，吕况同志，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得啦，刘钊，性急吃不得热窝窝，照我们临江眼前的情况，还没有学会走，就想跑，你还要飞，那怎么行？昨天晚上，居然把工作做到我老婆孩子那儿了！老韩，我看，也就只有你能使他头脑清醒了！……”
韩潮用心听了听他这番**裸的语言。中央的精神他寻章摘句，按他的心意予以曲解。而且还用教诲的口吻，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吓唬别人。那言外之意，要不是他丁晓支持，你韩潮也未必懂得领导临江的真谛。韩潮稍稍沉思了一会儿：“好吧，我看这样，在今天会上，大家议一议吧！”
“议什么！老韩！”丁晓感到意外。
“刘钊的想法啊！”
“几位主要的同志，事先没碰头呢！”
“那有什么？今天这个会只有常委参加。”
丁晓愣了一会儿，笑了：“可也是——”他望望刘钊，又望望韩潮，做出欣然同意的样子，“那好吧！”
秘书探头进来，对韩潮轻声地说：“来了，车已经停在楼下！”
“那我去迎他一下！”韩潮起身出去，迎接今天例会的主角，主持“民意测验”、无记名投票的副部长。
丁晓是精通送往迎来的专家，对于什么人该友好，什么人该奉承，什么人该私下里有所表示，他一清二楚，总是使上级机关来人，称心满意而去。临江物产虽然不算富饶，红参白参，鹿茸鹿鞭，猴头木耳，飞龙锦鸡也算是土特产中的佳品，对于联络感情，增强友谊，能起特别好的作用。虽然这位常务副部长是比较倾向高峰观点的人，但手中握有实权，自然是以争取他的好感为第一要策。所以，他也随着韩潮往外屋走。
“你稍等一等！”刘钊叫住他。
他心里骂：“这个该死的，春元楼那夜你占了上风，第二天还到我家，当着老婆孩子，奚落我酒后的狼狈相！今天恐怕不那么容易啦！”他停在门口，回身问：“什么事？老弟！”那口吻，实在是相当亲热的。
“你把门关上，丁晓，咱俩好好唠一唠！”
“要开会呢！”
“几句话就完。”
“我算宾服你的顽强劲头！”他无可奈何地关门回来坐下。
刘钊搓弄着自己那双大手，在屋里慢慢踱步，活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他问丁晓：“你干吗躲着我？”
“我不像你单打一，全市日常工作全在我肩膀上，你知道吗？老百姓连酱油都买不到。”
“甭说漂亮话，你压根儿没管过。酱油厂老矫头找过你前后不下十次。好，不谈这些。丁晓，我再请教一个问题，临江市是支持改革的人多，还是反对改革的人多？一建公司是赞成维持现状的人多，还是希望有个新局面的人多？”
丁晓站起来：“你说呢？”
“应该明白什么叫大势所趋！”
他嘿嘿一笑：“刘钊，咱俩反正有一个把形势估计得过分乐观的。”
刘钊坐到韩潮的座位上：“怎么样？咱们谈个条件？”
“你给我算了吧！刘钊，等你真正坐到这个位置上，再用这种口气讲话！”
“如果你肯撤出一建公司，我们可以不伤和气！”
“什么？”丁晓诧异地走过来问。
“我再说一遍，请你把手从这个样板企业缩回去！”
丁晓笑了，这是一种胸有成竹的笑。二十多年的较量，不论是五七年反右派、五九年反右倾，还是六〇年拔白旗，刘钊从来都是他的手下败将。除了建国初期，同给吕况做秘书时，曾经稍逊一筹。不过，他略施小技，不也就把刘钊请出花园街五号，调到省里工作去了么？
这时，外间屋里，韩潮陪着那位年纪不算老的副部长走进来。还有一些来参加例会的市委常委，都是些资格比较老的同志，也随之说说笑笑地在四周大沙发上坐下。值班秘书忙着给大家倒水，因为今天的例会比较重要，把这些老人家都惊动来了，他好像很觉抱歉似的，赶紧张罗着。这其中有老红军，有三八式，有抗联战士，还有地下党的老同志。由于他们年事已高，身体也不算好，基本上都是挂名兼职。所以这次机构改革，班子调整，按老百姓的话讲，算是“没戏”的人物。因此，他们反而比较豁达洒脱，竟拿韩潮开起玩笑来：“我们刚进城那会儿，老韩还是个黑不溜秋的小青年呢！”
“丁晓那会儿腰里扎着红绸子，在街上扭秧歌，是个宣传队员呢！吕况带头喊口号，韩潮挎个二把盒子，活像个黑旋风。”
“老啦！”韩潮摸着自己的络腮胡子，觉得人老了，连胡须也绵软了。甚至包括性格、脾气、言谈、举动，都不如早先那样刚强有力，杀伐果断。韩潮记得，十年前，自己也就是比刘钊现在的年岁稍大一点，蹲在“牛棚”里，人们还被他煽动得打算越狱，想到原始森林里当野人去呢！如今，刘钊那样鼓吹改革，自己竟心如古井，吹不起一丝涟漪。吕莎有时候开玩笑：人老了就是不行，甭说万物之灵，你看猫，一老了就成天在沙发上打呼噜；鸽子老了，总在窝里咕咕。“是啊！这不，省委派人来征求大家的看法和意见了吗？”然后，他也真心实意地向这些为革命做过贡献的老同志们抱歉：“临江的工作，我没抓出什么成绩，到底是力不从心啦……”
这时候，里屋的争论开始升级，一人比一人的嗓子高、喉咙粗。更令外屋的人惊讶的是，他们记不得丁晓曾经跟谁红过脸，发过急，都说他太极拳学到了家，掌握了真谛，功夫和力量全不在表面上流露出来。可想不到他也会像迫击炮似地连珠反击。
他们的白热化语言，把大家吸引住了。
“我告诉你，我忍耐是有限度的，不会无止境地退让下去。”
“不是退让，而是服从真理！”
“你算什么真理？修正主义、物质刺激，靠这个调动起来的积极性是持久不了的。”
“你放心，只要党的政策不变，这种干四化的积极性，会一直持久到二〇〇〇年，实现翻番。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你倒好，按兵不动，结果等于零。”
“等于零，就等于零，我没犯过错误！”
“拿这个当作资本炫耀，你不觉得你多空虚吗？我不妨告诉你，真正退让的是我，为了顾全大局，我愿意给你台阶下。如果你不表现合作的诚意，也别怪我不够朋友！”
“你请便吧！”
“我可是失去过一切的人，所以我不怕重新丢掉。现在我和你比，你是百万富翁，我是穷光蛋，请你想一想，到底谁更怕破产些。你还是知趣一点，不要搞得天翻地覆，彼此撕破了脸，何必呐？”
“你不要用这种流氓语言威胁人！”
“我一向对什么人，说什么话！”
“滚！”丁晓咆哮地，吼了出来，那声音充满了恼恨。
室内室外都静了下来，只有窗外院里的杨树上，知了在炎炎烈日下，一个劲地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