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快，一年去了大半。樹葉兒紛紛墜落了。
人呢？同樣，一眨眼工夫，垂垂老焉！誰也說不好自己，是從何年何月何日開始老的？說老，我們這幾個當年通過封鎖線跑到解放區去的一撥子人，好像約齊了似的，須發白了，壽眉有了，牙齒脫了，兒孫大了，追悼會上晤麵的次數多了，一下子全都老了。像秋天裏留戀在枝梢的黃葉，隻待一陣風，便會撲棱棱地跌落了。
老梅打來個電話，建議老同學們聚聚。
“好，我讚成——”這位準部長大人有辦法找到按內部收費的大飯店，“大家湊份子，打平夥好了！”
“用不著，”他從來有氣派，“既然我起頭，我付鈔便是。”
“您破費啦！部長——”
“甭提部長這兩個字，老兄！”
“沒撈著？”
“根本我也沒想，我還是當我們永遠的班長吧！”
我們到了解放區，就進了聯大，他當班長。老梅是天生的領導型人物，個子高高的，聲音大大的，儀表堂堂的。似乎這班長非他莫屬。果然也是如此，事實證明他是當時聯大的一個挺能幹、挺得力的班長，校方相當器重他。
“‘牢騷’呢？”
“牢騷”是我們三個人結成一組去解放區的另一個，“牢騷”是外號，當然，這外號很適合他，要不然，近四十年，我們不會這樣叫慣了的。我在電話裏告訴老梅：“他老人家還健在。”
“沒有鬧什麽風流韻事？”
我笑了，“前些日子他差點腦血栓形成，已經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牢騷”可以說是一輩子坎坷，但豔聞始終不斷，也許女性容易同情身陷苦楚境地裏的他，他總是得到這種異性的溫馨、慰藉和愛。老梅罵他，諷刺他，也嫉妒他。說來也怪，我們這位班長，可以說得上是有魅力的男子漢，似乎從來沒有這方麵的記錄。他命令地說：“你一定把‘牢騷’給搬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