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生每天带二百串糖葫芦出门，不到天黑就卖个尽光。
这一年年底的时候，他终于摸出了卖糖葫芦的规律，严管街的商场门口绝对不能卖，一逮到就要罚款，但可以在严管街的拐弯的第一个巷口卖，那是去严管街的必经之路，客流量比较大，隐蔽性比较强，管得也比较松，属于战略上的薄弱地带，如果遇到大检查或来了什么上级大领导的时候，市容管理的人就会增加，那么推着车叫卖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一看二慢三快，先看是不是有市容的人出现在附近，然后慢慢地靠近客流量多的大街拐弯处的巷口，如果发现市容的人来了，要立即骑上车飞快地离开。一般情况下，对于这种游动摊点，跑了后市容的人也不会追的，这像打仗一样，很惊险，很刺激，陈道生甚至想到了这就是毛主席讲的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扰，敌追我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陈道生觉得这很有趣。两个月来，陈道生除了第一天被罚五毛，此后也只被抓到过一次，他什么话也没说，乖乖地掏了五毛钱。
在大街上不必久留是因为还要抓住两个关键的时间段，一是上午十一点半，二是下午四点半，这两个时间正好学生放学，所以务必提前十五分钟赶到一所小学门口，放学的铃声一响，学校的大铁门一开，小学生们一拥而上，糖葫芦几乎不是被买走的，而是被抢走的。要是上午卖光了，遇上时间充裕，中午骑飞车赶回去再做些货出来卖，口袋里的毛票和块票就会塞得鼓鼓的，最多的一天陈道生曾卖出过三百一十串。卖糖葫芦还有两点必须要注意，一是不能去中学门口卖，中学生总有一种已经长大的念头，无论男女生，虽然想吃，但都不愿在大庭广众下买，他们一般是在快到人迹罕至的巷子里才会悄悄地买上一两串，然后迅速离开；二是不能在固定的小学门口叫卖，叫卖久了，学校会出来干涉，说影响学校的周边环境，甚至指责陈道生扰乱了教学秩序，陈道生曾跟校方辩论过，“我又没到你教室里卖，怎么扰乱你教学秩序了？我看你们像林彪四人帮，就会给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校方不理睬，然后会把派出所的警察叫来，要他出示营业执照还有卫生许可证，陈道生傻眼了，口气也软了下来，他说自己被一个朋友骗了三十万，又没钱做大生意，做点小买卖慢慢还债，还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还清，一脸苦相，一腔的悲惨，警察们将信将疑，陈道生就说，“你要是不相信，就到三圣街去调查。我以前也是堂堂国营厂的正式工，还当过市里的劳模。”校方和警方看陈道生神情凄惶言辞恳切，就不再追究，说，“去吧，去吧！以后注意点！”没罚款，陈道生千恩万谢，推着车跑了。所以在小学门口叫卖，适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全市几百所小学，就算在附近十里路范围内轮一遍也要好几个月，过一段时间再来，也就不再扎眼了，也没人过问了。
陈道生觉得自己的这些经验都可以办一个叫卖糖葫芦的培训班了，他想让钱家珍也加入进来卖糖葫芦，可钱家珍坚决不干，“那跟叫花子有什么两样！”当初服装店营业员都不当，怎么会去沿街叫卖，陈道生也只是随嘴说了一句，还没说完就知道说错了。
进入隆冬以来，钱家珍的情绪越来越坏，她对自己今生再也无法转运充满了忧伤和绝望，钱家珍生得白里透红肤色细腻，眉眼之间也不乏楚楚风情，可她毕竟已经四十二岁了，身材也有点偏丰满，属于这个年头女人比较忌讳的体形，所以她身上女人的优点再多也只能像一瓶用剩下的价格昂贵的化妆品，品质再好，也只能叫作残留的风韵，落日的余晖。年轻的时候她可以理直气壮嚷着离婚，可人到中年，离婚只是她吵架的一个符号用语，没什么实际意义，半辈子吵吵闹闹，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冲突，也就是一个穷字，应验了“穷争饿吵”那句老话，等到家里有了大难，陈道生真的准备跟她离婚的时候，她却不干了，尽管陈道生是不想让她跟自己绑在一起共同承担这也许要到下辈子都还不清的债，但在钱家珍看来，这是陈道生抛弃她，是想借机搂着小寡妇过日子，所以她坚决不干。她把转运的希望寄托于一个瞎子掐来掐去的手指上，可最后掐出的竟然是改嫁当姨太太，让她去当姨太太就相当于让一个跛腿歪嘴的女人去当时装模特，这样类比虽有些损人，但钱家珍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所以这个灾难的冬天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日子越往下过，喘息变得越来困难，走在三圣街巷子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债主，所以她低着头走路就像文革时被造反派拽住头发往下按住沿街批斗一样，老厂长就曾在三圣街游过街，可老厂长只游了一次，她是天天被一双双无形的手按着脑袋在三圣街游行示众，只有在牌桌上，她才能忘记贫穷和耻辱，才能找到做人的公平与平等，下了牌桌，走进家中，又像走进地狱，她真的厌恶那漏风漏雨的破家，可不回去，又能去哪儿呢？
陈道生的手开裂了，风吹开的裂口里渗出细微的血丝，站在寒风如刀的风口里，陈道生的脸红一阵，黄一阵，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跟土匪有这样的对话，“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陈道生刚出门时脸被风一吹，血往外涌，两边红了，到了下午，脸已被风吹麻木了，血在皮下也凝固不动了，脸上就呈现出蜡黄色。陈道生戴着当初店里卖不掉的棉帽，又厚又肥，丑陋而暖和，棉帽将头和两耳裹得严严实实，脸部实际上只剩下巴掌大一块，像是从黑乎乎的帽子里抠出来的一块烧饼。陈道生在冷得腿直打哆嗦的时候，他就想起晚上回家坐在灯光下数块票毛票的动人情景，他的手指在数票子的过程中轻快如飞，想到这，他就不冷了，腿也不打颤了。真是奇怪，原来人怕冷并不是因为缺少棉袄棉裤。这一年冬天，陈道生卖糖葫芦在生意清淡的时候，他倚着电线杆听着头顶上呜呜作响的风声，脑子里产生了许多很奇怪的想法，比如说好人是因为不坏才好的，贫穷不是缺钱而是缺门路，女人跟你并不是因为你是男人，不是干坏事而有罪而是有罪了才干坏事，拒绝卖假货就是不相信真货是真的……想法很多，也很乱，好多想法根本没想清楚就冒出来了。
陈道生站在风口等小学生放学的那天下午，钱家珍在齐小云家打牌，前一次在牌桌上慷慨输钱的大人物郭文达又来了，他们团结在牌桌上开始了战斗。齐小云丈夫高正山在粤风酒楼当厨师，一次郭文达去吃饭，饭后要找大厨，店老板叫来高正山，郭文达说你的菜做得比我在广州吃的粤菜还要正宗，随手就抽出一百块钱塞给高正山，高正山不敢接，郭文达说这是小费，我们在台北、香港吃饭付小费是很正常的，不要就是不给面子了，高正山在店老板的认可下很为难地收下小费。此后郭文达常来吃饭，一来二往就熟了，高正山非常崇拜这位梳着背头鼻梁上架一付金边眼镜的大人物，那风度，那神气太让人着迷。更让高正山蓬荜生辉的是郭文达在一个晚上突然造访他家，而且还送给他一个一次性的气体打火机，高正山在惊喜激动之余问郭文达怎么知道他家住址的，郭文达笑着说，“不要说找你家在哪里，就在找你们市长在哪里，沿海对台导弹布置在哪里，我马上就可以报出来。”高正山有些紧张起来了，光荣的情绪马上变成了恐惧，“你是台湾特务？”郭文达笑了，“我是有二十六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国防大学毕业的，怎么能当国民党特务呢，”然后他神秘地小声对高正山两口子说，“我是中共中央情报部和国家安全局的特派员，千万不能对外讲一个字，泄密出去那可是要受军事法庭审判的。”郭文达说他正在执行中央的一项特殊使命，在双河要呆一段日子，他不能跟官方有任何接触，只能跟老百姓交交朋友，齐小云问是不是调查港商孟扶根在双河搞合资的，郭文达说我的任务是不能告诉你的，这是组织纪律，纪律懂吗？高正山叫齐小云不要随便问，齐小云不敢说话了。此后郭文达常来陪齐小云高正山打牌，每打必输，输得很轻松，输的好像不是钱而是路上捡的一叠无用的草稿纸。钱家珍也赢过郭文达的钱，对他的身份很好奇，齐小云没敢告诉钱家珍这位五十多岁男人的真实身份，只是说他是“大人物”。
这天下午，钱家珍牌运比命运还要差，黄昏时分将口袋里的四十多块全输光了，大人物郭文达掏出两百块钱扔给钱家珍，“算我借给你捞本。”钱家珍说，“再输了，我可还不起的呀！”大人物开玩笑说，“还不起就拿你抵债，像《白毛女》里的喜儿那样。”齐小云说，“你要是能抵给大人物，那就享大福了。”钱家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哪有人家喜儿长得漂亮呢？”高正山说，“钱家珍年轻时候长得才漂亮呢，那时候厂里的小伙子见了她都走不动路。”郭文达说，“女人三十一支花，像钱女士这样三十多岁的女人正是风情万种的年龄，我看挺漂亮的！”大人物郭文达把钱家珍年龄减去了十岁，而且这么有风度又有钱的男人如此夸赞她，钱家珍心里像是喝下老母鸡汤一样舒服，她的脸微微地红了，心渐渐地乱了，牌也越打越差了，很快二百块钱又输光了。天黑了，高正山一看表，说酒店上客了，要迟到了，说着拔腿就走了。
郭文达对钱家珍和齐小云说，“我请你们去吃饭！”齐小云说儿子放学马上就要回来了，要给儿子做饭，钱家珍输了钱赢了心情，感觉不错，也推托说，“我们都是有家有口的，要回家做饭呢。”郭文达不再勉强，他从阴暗的光线里抽出自己有些僵硬的身体，自嘲地说了一句，“好在我已习惯了自斟自饮的孤独，干我们这一行的，本来就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差点都忘了纪律。”
钱家珍是跟郭文达一起走出了58号院子的，在巷口快要分手时，郭文达站在黑暗中看着钱家珍，“难道我俩在一起吃顿饭有困难吗？”钱家珍犹豫了一下，没说话，一辆黄色面的突然停在了他们面前，“先生，要车吗？”郭文达拉着钱家珍的手上车，钱家珍想推开的他的手，脚却不由自主地踩上了车踏板。车子穿过路灯稀少的巷子，驶上灯火灿烂的大街，满眼霓虹灯你死我活地蹦跳着，钱家珍头有些晕，郭文达攥住钱家珍的手没有松开，她感到这个五十多岁男人的手又柔软又温暖。
在大富豪酒楼缠绵而饱满的灯光下，郭文达与钱家珍共进晚餐。餐桌上点了扇贝、鸡尾虾、蛏子、红烧甲鱼、清炖海参，菜不多，道道名贵，钱家珍很别扭地使用着筷子就像使用着陌生的手枪，郭文达不停地给钱家珍夹菜，受宠若惊的钱家珍享受着男人的呵护和温暖，脑子里突然闪电一样划过一道瞎子说过的那句箴言，然后又立即否定了，“这不可能！”钱家珍小心地问了一句，“你在哪个单位呢？”郭文达很神秘地说，“这我不便告诉你，我只能说我在执行一项连你们市长都不知道的任务。”钱家珍说，“你认识市长？那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郭文达说，“这没问题，你要是实在想工作的话，就当我的助手，八百块一个月，怎么样？”钱家珍一块甲鱼肉停在嘴里进退两难，她惊呆了，“八百块？帮助你做什么呢？”郭文达说，“你要是愿意的话，哪天你到我办公地点去看一看，好不好？有你这样成熟干练而有风度的女士做我的助手，天助我也。”钱家珍不好意思地说，“我哪有什么风度。”
郭文达端起高脚杯中的王朝干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一位有高贵血统的女人，肯定是文革把你坑到了这条穷困潦倒的街上，你不是命不好，是运不好。”这样的话就是说错了，也是美丽的错误，钱家珍听得脸上都冒出了汗，郭文达将一张雪白的餐巾纸递给钱家珍，钱家珍没敢接，心里怦怦地跳着。
结账的时候，郭文达付了七百块三十块钱，钱家珍伸了伸了舌头，“这么多钱？”郭文达笑了笑，“小意思啦！还不抵我在美国吃一小盅干捞鱼翅呢。”钱家珍问，“你去过美国？”郭文达轻轻地拍着钱家珍的肩说，“地球不就这么大嘛！当然了，月球我是没去过的。”
郭文达打车将钱家珍一直送到76号大院门口，下车的钱家珍听到院子里声音噪杂，像是在吵架。
钱家珍真没想到自己这么有魅力，活了这么多年，还没被哪个男人能这样一句话说到心窝里去，居然让这么一个大人物待为上宾，下了车的钱家珍很草率而又盲目地认为，自己虽然是稻草婆的运势，但命中却是过姨太太日子的福人，嫁给陈道生并不意味着她就不会转运，但需要一把打开命运之锁的钥匙，钥匙在大人物郭文达手里，或者说郭文达就是一把钥匙。她这样想的时候，走进院子的脚步就非常扎实。
推门大院的木门，院子里的不太明亮的灯光扑到她脸上，她有些眩晕，一头就跟于文英撞了个满怀，钱家珍看清于文英的时候，一愣，“这么晚，你来干什么？”于文英说，“你回家看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