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近了。陈道生急了。
年关抵在陈道生面前就是一道鬼门关，二十多人上门“了解情况”无论怎么解释都是一次集体性的逼债，是一次不体面的质问。最初陈道生认为欠债除了欠钱之外，还欠情，这次集体上门后，陈道生发现，欠债也是欠理，借钱不还就是理亏。陈道生很累，但倒在**就是睡不着，床在他身下就是一个不让人睡觉的地方，眼睛涩得要命，但闭上眼睛脑子转得更快，还债在他平放于床铺的脑袋里变得遥遥无期，后半夜的时候，远处火车尖锐的汽笛声将寂静的夜撕成两半，陈道生坐起来看窗外，院子里一盏孤灯挂在水泥杆上发出昏黄的光，光亮之外，夜色如墨，天总是不亮。
天亮后的巷子里像一个漏风的袖管，匆忙走过的街坊头发很乱，陈道生每天推着自行车出门卖糖葫芦，总是主动打招呼，打招呼的感觉跟讨好卖乖是一样的，每个迎面走来的几乎都是他的债主，陈道生觉得如果讨好卖乖能够让街坊的内心感受与脸上的表情完全一致，他愿意一辈子都这样。街坊在陈道生打招呼的时候，总是很客气的应和着，但时间一久，陈道生敏感起来，他发觉如果不先打招呼，好像没有一个街坊主动先跟他说话，是自己心有余悸太快了，还是街坊如鲠在喉怠慢了，自二十多户上门问债后，这种情形变本加厉了。
逼近年关的时候，陈道生不想卖糖葫芦了。
每天推着车卖糖葫芦像游击队员一样四处奔走，走街穿巷的感觉很像流窜作案，这种感觉很窝囊。最焦虑的是，两个多月来，他总共挣了不到一千块钱，最多一天挣二十多块钱，平均每天只挣十来块钱，这买卖不能开店铺销售，季节性又强，到了夏天，太阳一晒，糖衣往下淌，没人吃了，生意就没了。卖糖葫芦糊一张嘴都是季节性的，要想还债，差不多就是痴心妄想，即使一年卖到头，他算了一下，要想还清债务，至少要六十多年，这一段日子，他想得最多的就是在一生走完之前，一定要把债还完，他不愿在他死后还被人指指点点。
陈道生许多想法是无法跟人说的，说了也没人听，钱家珍除了抱怨和指责，是不会多给他一个温暖字眼的，院子里人嘴上不说，但从他每天捣腾糖葫芦的姿势中早就对还债绝望了，他们都有一种认倒霉的无奈，所以大伙有机会凑到一起的时候，说得最多的就是，“就算抓到刘思昌，他也得被枪毙，骗去的钱肯定是一分搞不回来了。”说刘思昌，也是在说陈道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陈道生能把债还清，就连相关的片言只语都没说过，陈道生真希望院子里的人哪怕说漏嘴说上一两句，可等了几个月，经常说错话的院子里还是没一个人说过。在他们的想象中，陈道生要还清三十万就像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重新夺回政权一样完全是不可能的，而陈道生想的是，要是还不清三十万的话，他宁愿不活，他是为了还债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才还债的。
这些话只有对于文英说。
陈道生推着车不知不觉叫卖到了红蜻蜓快餐店门前，他也不知道怎么就卖到这条路上来了。已是午饭后时光，店里已经空了，穿着白大褂的于文英正站在一堆饭盒边将剩余的菜进行合并，见陈道生来了，他放下手中的勺子迎了过来，“来，吃一份盒饭吧！”陈道生咽了咽唾沫说已经吃过了，于文英说算我请你吃的，陈道生说真的吃过了，边说边从车后草坯上拔出一串糖葫芦递给于文英，于文英接了过来，并不吃，拿在手里像拿着一束红玫瑰。
陈道生站在午后清冷的空气中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于文英，“好像一条街的人都对我不放心，也可能是多心了。”于文英在快餐店伙食不错，脸上红润了许多，她对陈道生说，“不是对你不放心，而是一条街的人相信你只是做小买卖的人，可我不信。我早就讲过，五年、十年、二十年后再看，谁是英雄谁是狗熊不就清楚了。”于文英的话很抽象，甚至有些标语口号式的空洞，但陈道生听着却像快要死的被人打了一剂强心针一样，他能感到滚烫的血在全身上下川流不息。三圣街一条街上，只有于文英说这样的话。
快餐店门前法国梧桐树上最后一片枯叶飘到了陈道生肮脏的皮棉鞋边，这片挣扎了一个冬天的枯叶很像他的经历，他挪开脚，不忍心踩碎它。
于文英的白大褂给了陈道生一种很隐蔽的暗示，他想起了于文英在市二院当大夫的表姐赵文丽，赵文丽也穿白大褂，他对于文英说，“你表姐还在二院当大夫？”于文英问，“你病了？”陈道生说，“胃不好，我想找她看一看。”于文英说，“我陪你去吧！正好她今天下午值班，店里也没事了。”陈道生说，“我一个人去，她去过我们店里，认得我的。”说着了陈道生骑着车就走了，于文英目送着陈道生远去的背影摇摇晃晃，直到消失在人车混杂的视线尽头，她的心里突然涌起尖锐的悲凉。
陈道生胃不好，但他并没有去看胃病，他找到赵文丽说自己是O型血，问医院要不要血，赵文丽当时的反应就是成语中说的“瞠目结舌”，“于文英卖血还差不多，你是当老板的，还卖血，开什么玩笑！”
陈道生于是将自己的遭遇详细告诉赵文丽，“年关到了，我欠街坊那么多，总得还一些才是，求你帮帮我，实在没法子想了。”赵文丽这才看清陈道生一身难民穿着，棉袄上被烟头烧了好几个洞，里面的旧棉花呼之欲出。赵文丽叹了一口气，就带着陈道生去了血库，血库采血的大夫告诉他明天一早来抽血，不要吃早饭。
陈道生对赵文丽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又关照赵文丽千万不要对于文英说卖血的事，赵文丽答应了，临走前她对陈道生说，“卖血不是长久之计，毕竟岁数也不小了，得想其他办法才是。”陈道生说，“等过了这个年，我就不卖了。”
下楼后，陈道生站在楼下过道里停住脚步，迟疑片刻，他又气喘吁吁地再次爬上四楼站在赵文丽大夫的值班室门口，伸头一看，赵文丽正在给一个老头看牙，等到老头捂着嘴离开后，他才小心谨慎地进去，赵文丽有些吃惊，从脸上摘下口罩，“不是说好了吗，不想卖了？也好，卖血风险太大！”陈道生说，“赵大夫，求你你千万不要跟于文英说。”
第二天一清早，陈道生骑着车往市二院赶，东边的天空一开始是青灰色，骑了一会儿，楼后面就漫上了一层血一样的红色，等到陈道生在市二院车棚里架好车子，血红的太阳在漫天朝霞中像一个分娩的婴儿从楼缝中爬出来了。
采血的女大夫在他的胳膊上涂了酒精，又用一根皮管将胳膊扎紧，暴跳的动脉血管像一条很大很长的蚂蝗从胳膊上爬了起来，酒精很凉，血很热，陈道生在冷热不均的感觉中很振奋，大夫将一个针头刺进蠕动的蚂蝗里，陈道生感觉只是被蚊子叮了一下，血从针管里流向挂在架子上的一个塑料袋里，四周是白色的墙壁，眼前是红色的鲜血，这两种颜色让陈道生想起了白色代表反革命，红色代表革命，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对峙中，陈道生有一种神圣和光荣的使命感，他想，为了革命，他身体里的血就是自来水，只要龙头一开，就可以让它源源不断地流下去，还债是一次光荣的革命行动。二百毫升很快就满了，医生拔了针头，又用一个醮了酒精的棉球按住，血很快止住了，棉球上只留下一个米粒大的血点，他扔了棉球，一点感觉都没有，抽了一袋子血，居然一点都不痛苦，甚至有点像撒了泡尿一样轻松，他问那个戴着白口罩的女大夫，“能不能再弄两袋？”女大夫声音堵在口罩后面很含混，语气却很尖厉，“你要钱不要命了，不是放自来水，懂不懂？一个星期最多抽一次血。”陈道生像是被当头挨了一棍子，一个星期卖一次，到年底哪能凑齐一千块钱呢，他苦着脸对着女大夫的口罩哀求道，“我不到万不得已，哪会来你卖血，大姐，求你让我每星期抽两次，好不好？”女大夫看着陈道生孤立无助的脸上挤满了绝望的情绪，动了恻隐之心，“那你不能对外说，还得用一个假名字。不能干体力活，营养还要跟得上。”陈道生赌咒发誓地搓着粗糙的双手，“大姐，我保证做到。我要是对外乱说，烂舌头根子！”
陈道生拿着医生开的单子去会计室领了二百块钱，他攥着钱走出漂满了药味的医院，快步如飞，身轻如燕，蹬上自行车，他嘴里情不自禁地想唱歌，可眼下的流行歌曲一点都不会，所以他就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这时候，早晨的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天空的血色被寒冷的风抹净了，陈道生抬起头，发现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太阳就有了一种失血的惨白。这种感觉让他不由自主地摸了一把自己的脸，脸上热乎乎的，一点事也没有。上班的人们迎着冬天寒冷的阳光大步流星地走向自己的岗位，陈道生走向自己家的厨房，他还没吃早饭。走到三圣街巷口，陈道生下了车，在一个炸油条的摊子上，他买了两根油条，摊主是三圣街的丁麻子，丁麻子将油条递过去说，“道生，发财了？”陈道生很敏感，他发觉丁麻子好像在质疑他吃油条的合理性，所以第一反应不是接过油条，而是要先付钱。陈道生在棉袄口袋里掏来掏去地掏了几个回合，掏着掏着脸色就变了，动作也越来越匆忙而急迫。
陈道生发觉两百块钱不见了。丁麻子手中竹签串着的油条悬在半空里，“快拿着，我还要炸油条呢。要是没钱下次再给！”陈道生还是不说话，他匆忙地解开纽扣，脱了棉袄，将里面的口袋翻过来，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烟屑飘到了地上，陈道生将棉袄倒过来，索性猛烈地抖擞着，嘴里叽咕着，“糟了，钱到哪去了呢？”这可是卖血的钱，陈道生急得蹲在地上，眼睛在石板路上搜索着，石板路上除了零星的碎纸屑、踩扁了的烟头还有一些炸油条散落的面粉，什么也没有。丁麻子说，“又不是几千几万，不就是两根油条钱吗？看你这失魂落魄的，两根油条送你了。”陈道生站起来，眼睛都直了，还是没接油条。他愣了一会，突然往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摸去，一摸，就摸出了两张百元大钞。原来从医院出来的时候过于激动，没想到将钱塞到了屁股后面。丁麻子说，“乖乖，你真的发财了，两毛钱油条你掏出两百块钱，吓我呢？”陈道生抹了一把鼻尖上的冷汗，尴尬地笑笑。
陈道生拎着两根油条回到家，钱家珍已经出门去了。这些天钱家珍一大早就出去了，有时很晚才回来，每天早饭不做，晚饭不烧，回到家就坐在凳子上嗑奶油瓜子，瓜子壳也带着一股怨气飞得很远，陈道生想问她干什么去了，又不敢问，家里的祸是他闯下的，他对受了连累的钱家珍说三道四缺少足够的底气。又过了一些日子，钱家珍身上多了一件真丝刺绣的棉袄，绿底红花，光鲜照人，等到下身穿了一条米色的绦绒长裤再加上脚上配的一双棕色皮鞋，钱家珍倚着门框将瓜子壳吐出一道弧线的时候，她的神态真像是一个享足了荣华富贵的姨太太了，陈道生问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么好的行头，钱家珍说打牌赢的，陈道生说你们不是打五块钱一锅的牌吗，哪能赢这么多钱，钱家珍将一粒捏在手缝里的瓜子扔到地上，直面陈道生说，“告诉你吧，我找到了一份工作。”陈道生说，“什么工作？”钱家珍说，“不能告诉你，告诉你是要犯错误的。”说着一闪身，扭头回到了屋里，屋里已经很暗了。确实，大人物郭文达明确告诉过她要是对外讲出去的话，那是要上军事法庭审判的。陈道生追着钱家珍想再问下去，可钱家珍把收音机声音调得很大，不想跟他说话，他只好点上一支烟，闷闷地抽起来。
回到家的陈道生独自就着开水吃了两根油条，肚子里充实了许多，他本来以为像采血女大夫说的那样，卖血就不能卖糖葫芦了，可不卖又干什么呢，身上不疼不痒的，坐在家里晒太阳，出去到处闲逛，别人看见了都说不过去，他又不能告诉人家自己卖血，再说了，做糖葫芦、卖糖葫芦也就是动动手，动动腿，跟做广播体操差不多，跟锻炼身体差不多，算不得什么体力活。他用自己的逻辑说服了自己。于是吃了两根油条的陈道生只无所事事了一支烟工夫，就跑到厨房熬上了糖浆，将山楂洗净一搅拌，不到一小时，糖葫芦就做好了。十点钟的时候，陈道生将做好的糖葫芦绑到自行车后架上，出门了。
他想每个星期卖血两次四百块钱，年关生意好，每天卖糖葫芦挣个三四十块钱，到年三十还有半个月，差不多就能还上一千块钱。在没有找到新的挣钱门路之前，一边卖血，一边卖糖葫芦，是最好的选择。卖血这天糖葫芦也卖得出奇地好，下午四点钟，在胜利路小学门口，两百串糖葫芦剩下的最后六十多串被哄抢一空，前后不到五分钟。
陈道生踏着夕阳归来，雄纠纠，气昂昂，感觉有点像端掉了鬼子炮楼后胜利凯旋的八路军战士。可一踏进家门，钱家珍还没回来，家里充满了霉味，残破的家具在黄昏暗淡的光线里沉默，院子里陆续响起车链条哗哗啦啦的声响，出摊的男人们回来了，陈道生坐在昏暗中抽烟，他在想女儿小莉。
钱家珍是夜里十二点多回来的，陈道生睁开疲倦的眼睛问钱家珍哪去了，钱家珍吐出嘴里已经嚼得索然无味的口香糖，懒洋洋地说，“才下班。”陈道生坐了起来，人也醒了，“你在哪儿上班这么晚才回来？”钱家珍向空气中踢了踢脚上的棕色皮鞋，“不是跟你说过了嘛，不能告诉你！”陈道生沉不住气了，“明天我跟你一起到你单位，看你究竟做什么了不起的工作。”钱家珍不屑一顾地说，“你算老几，市长都没资格去我打听我的工作。”陈道生觉得钱家珍简直就是发烧说胡话，是痴人说梦，贩毒，她不敢；做见不得人的事，人老珠黄又好面子，不会干；也许当媒婆在外面骗吃骗喝骗点衣服穿。想不清楚，陈道生就不想了，他倒头睡去，太累了，后半夜睡得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