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已经偏西了，陈道生出了西市日杂批发市场，蹬着三轮直接回家，不知不觉中抬头，发现车已到了市二院门口，他想绕也绕不过去了。这是一个让他光荣也让他伤心的地方，本来想多挣点钱还债，吃再大的苦也认了，好不容易干成了二院的明星，却没想到又犯了错误被开除出门。后来他认真想过自己的错误，那晚即使值班医生在病房，首长也肯定是要死的，脑血栓引起心脏猝死就像刚结过婚的人很容易怀孕一样正常，所以首长的死是必然的，不死是偶然的，为什么一个调查组不调查偶然中的必然，而偏偏咬住必然中的偶然不放，当年全国人民学辩证法的时候，早就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了。所以陈道生虽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这个错误不足以将他开除，他心里不服。
从此他再也没走进过市二院的门，能绕就绕开了，但今天已经抵到了这个门口，他就停下车子，抹了一头的汗，站在门口的一棵老槐树下，用目光重温院子里的水泥路和树，心里竟有些温暖，温暖来自于病人家属恳求的目光，还有来自于医院窗口递出来的饭菜与声音。然而，自吴奶奶代表三圣街全体人民的意志对陈道生进行教育挽救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跟于文英联系过，于文英也似乎听到了一些风声，76号大院一次都没进过。他们就像两个相隔千山万水的远房亲戚，只是在记忆中保留着一些省略不掉的轮廓。
陈道生点上一支烟，索性坐到车座上，手里摇着草帽扇出一些热风，目光清点着医院里走出来的每一个身影，医院走出来的人跟剧院走出来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脸上绷紧了每一根神经，仿佛每个人都刚刚经历了一次手术，腿接不上力，步子又软又飘，陈道生不知道自己当初在医院当护工时是不是也是这种的表情和姿势。
于文英是贴着右边的围墙从医院里走出来的，跟陈道生突然相遇，两人都有点猝不及防，于文英惊讶地问，“陈叔，你怎么在这？”
陈道生一只脚踩在脚踏板上说，“刚好路过这里，我以为你下班了呢。”
两人都没有骑车的意思，他们推着一大一小三轮车和自行车往三圣街慢慢地走着，边走边说话。
于文英在夕阳的暗黄色的光线里发现了陈道生嘴角上和鼻梁上残留的血迹，就问怎么回事，陈道生将这一天倒霉的经历不厌其烦地叙述了好半天，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一样喋喋不休起来，“自从被医院开除后，这大半年来，一直不顺，你说人不会永远倒霉，我怎么就连着倒霉呢？你说永远究竟有多远？”
于文英望着精神比身体更加疲惫的陈道生说，“比一生近，比大半年远，要是你这样的人一生都翻不过身来，那人世间就真的没有公平了。别人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相信，人间没有道理，头顶上有天理。”
陈道生苦笑了笑，“我又不活在天上。”
于文英说，“不说这些了。我看你每天拼命地蹬三轮，无论是抢还是打架，都不是人家对手，还不如趁早就歇手算了。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介绍你到大昌公司去帮忙，平时帮着收拾收拾，有快件和托运来的货就帮着送一下，活轻闲，收入也能固定，工资我可以让老板多开一些。”
陈道生说，“不用麻烦你了，我在公司干不好，当初在刘思昌欧亚公司干了不到一年就砸了好几笔生意。”
于文英说，“大昌是个快件公司，没多大业务，主要也就是送货上门，跟刘思昌的不一样。”
陈道生问，“要是这样，我倒可以去干一段日子，大昌公司你能做得了主吗？”
于文英很轻松地说，“没问题！那是我男朋友开的公司。”
陈道生全身上下像是被电麻了一下，肌肉绷直了，脚步也就抬不起来，鞋子被固定在路面上，咬得死死的，这种反应很短暂也很隐蔽，不轻易能看出来，陈道生迅速稳定住自己的心脏，站在原地“噢——”了一声，表示知道了，若无其事的样子。
于文英像是在跟叔叔汇报工作一样地说，“这两年，我都被缠死了，三圣街的人，还有一些亲戚同学朋友都给我介绍男人，我都推了，可这一次是我表姐赵文丽介绍的，她帮过我们，欠她人情，也就跟王大昌见面了，人很勤劳，能吃苦，三十八岁的时候被老婆蹬掉了，开了间小公司，赚不了多少钱，日子倒也是能过的。”
陈道生问，“你男朋友多大了？”
于文英说，“四十七，比我大十三岁。”
陈道生说，“也好，毕竟有一家公司，不像我，连一间小店都开不好。”这话听起来有点酸，话音没落陈道生就后悔了，于文英只能按照陈道生的字面意义上往下说，“也不是开不好店，要是你愿意卖假名牌，不早就发了，一开始，我也觉得真的肯定能打败假的，可眼下的世道，假的肯定能打败真的。”陈道生说，“现在哪有什么真假，挣不到钱的男人就是一个假男人，连邓小平都说发展是硬道理，挣不到钱就没发展，没发展就没道理，没道理就得被女人踹了，钱家珍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你男朋友能开得了公司，说明人家有硬道理，所以就能找女人了，像我这样的，没钱没发展没硬道理的人，也就只好打光棍了。可我饿死累死不会干缺德事的，假货挣的钱花着能安心吗？”陈道生这话听起来像是在说气话，他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于文英接着他的表面意思继续说，“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五年十年以后，有钱的肯定是你，你手里攥着的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他们在黄昏里的对话像是在交流信息，也像是在交流心灵，而真正心灵里的信息是不需要交流的，只需要感悟和体验。
大昌公司租住在沿河路一幢两层小楼里，办公室一间，库房两间，这种格局使得办公室更像是仓库保管室。办公室里只有两张样式陈旧的桌子和一部灰蒙蒙的电话，椅子的腿不牢固，陈道生坐上去的时候摇晃得很厉害，四十七岁的王大昌看上去像五十七岁，推一个寸头，衣着朴素而呆板，标准的下岗工人形象，他对坐在摇摇晃晃椅子上的陈道生说，“说是公司，其实也就是中转货站，接货送货，很简单，卖苦力的，所以也就委屈你了，一个月开你五百块钱，不嫌少吧？”陈道生说，“不少，不少。”
王大昌在外跑业务，陈道生和另外两人负责去客户门上拿货或送货，快件业务都是小包装，有的是特快信函，有的是快件小型样品和货物，公司有一辆二手面包车，货多就用面包车，小件的货就用自行车三轮车运送，活比较轻，陈道生干了两个月，虽没挣到多少钱，脸色由枯黄而变得红润起来。
秋天又到了。一到秋天，陈道生就开始紧张，他对这个季节的阳光和风时刻保持着警惕，大街上走过的每一个人都形迹可疑，他们像是隐形的刘思昌，又像是整容后的杀手出现在他的视线里，夜晚时常出现钱家珍翻动箱子的声音，这让陈道生难以入睡，睡不着的时候，他就爬起来给女儿小莉写信，信中的陈道生不停地检讨自己作为父亲的失职与愧疚，而且告诉她家里一切很好，他和妈妈都在等着她早点回来，小莉似乎是在一夜间长大的，她每次给爸爸的信中都泪水忍不住落到信纸上，每页的墨迹都有几处被泪水晕染后的模糊，她说自己真正的罪过是对不起父母，连累了父母，她以自己的行动在赎罪，冬天在风沙弥漫的劳改农场演出，她的嘴上都起了血泡，但让她充满信心的是，三年来，她已经两次立功，减刑一年半。她说还要争取减刑，等提前释放后，她就回来跟爸爸一起开店，她要做店里最好的营业员，要做最孝顺的女儿，小莉说，“爸妈前半生为我受苦，女儿要让你们的后半生享福，这是我现在努力改造自己的最大动力。”陈道生在夜深人静里，一遍遍地读女儿的信，在读信中缓冲对秋天的恐惧。屋外的夜真静，静得能听到万里之外女儿在睡梦中均匀的呼吸。
陈道生的秋天按部就班，他谨慎地蹬着三轮车，甚至害怕轧死路上无辜的蚂蚁，这种神经过敏在季节进入冬天的时候就渐渐地消失了，或者是麻木了，天太冷，他蹬车的速度快了起来。这一天他蹬着三轮车送一箱从广东发过来的货到临河小区87幢502室，箱子是木头做的，钉得很死，外包装上写着“电子元件”，因三轮车不许在城内跑，陈道生要专门拣小巷钻，他像个游击队员多绕了四公里路才赶到临河小区，扛着很重的木箱爬到五楼时，陈道生已是满头大汗，敲开502的门，门缝里出现了陈道生很熟悉的半边脸，好像见过的，等到门完全打开的时候，这张脸像一道闪电一样击中了陈道生，是钱家珍。
陈道生手中的箱子差点跌落到地上，他踉跄着将箱子抵住门框才稳住，箱子要是摔坏了，那是要赔的，陈道生一年的工资也许都赔不起一箱子电子元件。钱家珍看着一脸汗水的陈道生也大吃一惊，随后她用嘴指挥着陈道生进屋的走向，“进来吧！放到里屋的铁柜子下面！”
陈道生搬着箱子走进了设施简陋的两室一厅，房间里的一个大彩电上一些漂亮的女孩子正在比赛唱歌，凌乱的席梦思**胡乱地摊着花被子，床头柜上一堆瓜子壳注解着钱家珍在这屋里的生活情景，放下箱子，陈道生抹着一头变冷的汗，“这是你的新家？”
衣着显然已经变得邋遢的钱家珍很不满陈道生的口气，“这是我的办公室，你要不是来送重要文件，是不能进来的。”
陈道生望着神经兮兮的钱家珍说，“木箱子里面不是电子元件吗？”
钱家珍像是受了嘲弄一样，说，“不要多问好不好？”
陈道生不问了，他的目光停留在墙上一幅放大了的彩色照片上，照片上的钱家珍穿一件夸张的红色羽绒服，依偎在一个显然比陈道生更有风度的男人怀里，男人看上去比陈道生年轻，但眼角的皱纹暴露了他骨胳的老化与脆弱。陈道生并没有什么激动，只是对钱家珍说，“小莉减了一年半刑，她在信里要我告诉你，让你不要跟我吵架了，有空去服装店帮忙，提前释放后她就去店里干活，哪儿也不去了。我没说店关门，也没说离婚，被骗三十万更不能说了。”
钱家珍听着听着就流下了眼泪，她伤心地说，“你要是像个男人，我又哪会跟你吵架，哪会走到这一步。”
陈道生没有了刺痛，也没有了恼怒，但他有一股犟劲，“我没有钱，没有势，我什么都不是，但我是一个男人，没有哪家条文规定，有钱有势的才是男人。”
钱家珍止住了哭，她被陈道生的话咽住了，一时不知说什么，陈道生指着墙上的男人说，“如果这个大款真能让你后半辈子过上舒心的日子，我也就放心了。”
钱家珍向陈道生要了女儿的地址，她说要给女儿寄钱去，陈道生说，“小莉没出来前，不能把被骗三十万，还有离婚、服装店关门的事告诉她，地址你也别要了，每次信里我都说你惦记着她呢，算我求你了，好不好？”
钱家珍点了点头，然后又问钱还了多少了，陈道生说，“你还能记得这件事，我就心满意足了，总共还了两万七千多块钱，反正这三年来，我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没抽过一包好烟，两毛八一包的烟，每天只抽半包，能省的钱都省下来还债了，你就安心过你的日子，我闯下的祸，我认了。”
钱家珍不支声，她站在光线明亮布局混乱的房间里发愣。
陈道生临走时说，“你能不能把电话号码告诉我，要是厂里发买断的钱，我好通知你去拿。”
钱家珍摇摇头说，“不行，我们办公室的电话是保密的。”
此后，凡是有临水小区87幢502室的货，陈道生总是自告奋勇地去送，每次去送货都是钱家珍验收。他一次都没看到过那个大人物，陈道生第三次去送货的时候对钱家珍说，“你要是有什么苦处不好说的话，我代你去报案。”钱家珍把脸一沉，“你是我什么人呀？瞎操心！”
陈道生也不生气，他在屋里转了几个来回，说，“我总感到这屋里气味不对，我是怕你被骗了。”
钱家珍跳起来说，“你才是骗子，我被你骗了二十年。”
陈道生一听这话，没接话，很没趣地走了。
陈道生是第五次送货上门时被警方抓获的。
他扛着一箱子货爬到五楼很辛苦，他本来想进屋后问一问钱家珍，电子元件怎么这么重呢，累得他每次气都不够用。他敲门的时候，先是没反应，然后他就在屋外喊，“钱家珍，钱家珍，开门！”
门开了，是突然打开的，他搬着箱子一进屋，只感到腿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人已经被按到了地上，地上有一些瓜子壳和香烟头，他听到头后面有人喊，“铐上，铐上！”
屋里没有钱家珍也没有那个让市长都害怕的大人物，五六个扑了个空的警察将陈道生铐上的时候很兴奋，很有成就感，他们觉得总算逮到了一个同伙，“线索不会断了，总算逮到了一条鱼！”
陈道生被塞进警车带走了。
在车上，他感到警车里很暖和，窗子很严实，一点风都进不来，只是他隐隐觉得钱家珍被卷进案子里去了，想到这，全身就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
审讯室大同小异，而且陈道生已经不止来过一次了，所以他很镇定地面对着神色激动的警察，警察问他跟货主什么关系，陈道生说以前是夫妻关系，三年前离婚了，警察很兴奋，他们的兴奋使得语言和动作都凶狠了起来，先是拍响了桌子，然后又让他老实交代，陈道生说他是大昌公司送货的，货是广东发来的，就这么简单，他站起身想走，可手上戴上了手铐，于是陈道生就对警察说，“把铐子打开吧，你们抓错人了。”那位肩膀上星比较多的警察不理他，他对身边的警察说，“快去，立即把大昌公司的老板抓起来！”
接着就听到了外面响起了皮鞋匆忙跑动的声音，鞋子声音消失的时候，警笛声响了起来，外面的节奏很乱。陈道生心里有些犯闷，难道箱子里是毒品，怎么他这一家总是跟毒品扯到一起呢？他倒不为自己担心，他为钱家珍担心，担心她卷进毒品案里，这个虚荣而薄情寡义的女人这么快就遭到报应了，陈道生并没有因为钱家珍遭报应而解气，而是恐惧她被抓到后枪毙，毕竟跟自己生活了二十年，同床异梦二十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陈道生心里很复杂。
复杂的心理让陈道生沉不住气了，将他晾在那里的警察让他好好想想，陈道生想得不够深入，就问警察，“箱子里面装的是不是毒品？”警察反问他，“你装什么糊涂？我们要是被你这点小伎俩扰乱了视线，那警察这碗饭就该让你吃了。”陈道生一听这话，放心了，“只要不是毒品就好，钱家珍再怎么糊涂，也不会干贩毒的事的，那可是要掉脑袋的。”警察不理他，坐在门边上抽烟。
抓捕王大昌的人回来了，说王大昌弟弟在广东建筑工地打工从脚手架上摔死了，他去广东处理弟弟的后事了，警察赶去的时候，他刚上飞机走了。“货恰好也是从广东发过来的，对吧？这是一条狐狸！”那位肩膀上星比较多的警察说。
主要嫌疑人郭文达和钱家珍在警察进屋前就已经逃走，供货的王大昌又去了广东，这个链条一断，陈道生就成了这个案件中至关重要的嫌犯。交锋了一晚上后，陈道生已经讲明白了自己的问题，他也明白了自己送的货根本不是什么机密文件，而是假币，当然对于假币贩子郭文达来说，一箱箱的假币就是他的最高机密，不过这与国家机密肯定是沾不上边的。警察告诉陈道生，经他手运送的假币就有三千二百万，陈道生听得头皮都炸了，三千二百万要买多少脑袋呀，钱家珍呀钱家珍，你怎么能干这种不要脑袋的买卖呢？他眼前腥红的灯光像是枪毙钱家珍喷射出的鲜血，湿漉漉的，心里的恐惧一阵阵地袭来。他真没想到，有人卖假服装、假皮鞋，还有人卖假人民币，他总是有些健忘，那么多人都告诉过他，连人都是假的，还有什么不能是假的呢？这样的提醒在陈道生的生活中总是像站在风口里抽烟冒出的烟雾一样很淡很淡。
王大昌是在广东弟弟的火化炉前被抓获的，押解回双河后，审讯了三天，讲的情况与陈道生一样，大昌公司不过是全国联网的一家快件公司在双河的一个中转站，收货送货赚一点手续费，从外地发过来的货是无权开箱检查的。陈道生和王大昌当然是无罪的，他们是一同被放出来的，警察在送他们走出院子的时候，安慰性地说了一句，“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当然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走在大街上清冷的阳光下，陈道生忍不住说了一句，“他们冤枉了我六天。”王大昌说，“六天算什么，有的冤案冤几十年呢，屈死在牢里的都大有人在。不要泄气，回公司我请你喝酒，往后好好干，年底效益好，我给你加一百块钱工资。”陈道生说，“我不干了！”
陈道生在大昌公司干了三个月辞职了。
三圣街76号院子里的人很快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又一起聚到了陈道生的老屋里，大部分人对钱家珍嫌贫爱富上当受骗表示欢欣鼓舞，而陈道生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情绪极端的王奎破口大骂，“把钱家珍抓起来枪毙掉！”陈道生听了后，看了他一眼，“你怎么心这么毒呢？”像是自己被枪毙了一样，王奎一下子愣住了，他的同仇敌忾居然被看作了幸灾乐祸，情绪很是受伤，于是就反唇相讥，“陈道生，你哪天要是能像我一样嫉恶如仇，就不会被刘思昌骗了三十万，就不会被钱家珍甩了。”大伙也都纷纷给王奎帮腔，“钱家珍良心被狗吃了，落到这步田地，活该！”陈道生想申辩说，钱家珍落到这步田地，也是他害的，要是不被刘思昌骗走了三十万，又何至于此，再说钱家珍并不知道郭文达是个假币贩子，也是受害者，可众怒难犯，他没说话。香烟屁股烫着了手指头，直到钻心疼痛的时候，他才本能地扔了。
屋外的月光很好，石榴树站在如水月色中，像是一个从不插嘴的倾听者。
于文英没敢去76号大院找陈道生，那里人多嘴杂，说起话来难听得很。急于要找陈道生的于文英只得每天晚上到秦大爷的小杂货店去买一盒火柴、一斤酱油可一块肥皂，就像守株待兔一样，只要守着小店，就一定能守到陈道生，他知道陈道生总会要来买烟的。秦大爷说，“小于，这几天怎么天天都来照顾我生意？”于文英说，“我能照顾你多少生意呢，晚上憋得慌，出来走走，陪你老人家说几句话。”秦大爷听了很高兴，收钱的时候总是将零头两分、三分的全免了，他捧着不停抖动的紫砂茶壶说，“你不是找到男人了吗，咋不去会一会你男人呢？”于文英笑了笑没说话。
第四天晚上她去买一斤盐的时候，陈道生出现了，他买了一盒二毛八一包的“丰收”烟，脸上一点丰收的迹象都没有。
买了烟的陈道生跟于文英一起往回走，冬天的巷子里空****的，很少的几盏路灯在风中摇晃，落在地上的一圈黄色的光也就跟着晃，像是刚被泼翻在地的一盆肉汤。于文英和陈道生站在灯光的后面说话。
于文英说，“那么倒霉，又被公安抓了一回，都是王大昌惹的。”陈道生说，“谁送谁都倒霉，与王大昌无关，倒霉的是把货送给了钱家珍，而且是假币。”
于文英好事没办好，心里愧疚，不过今天她找陈道生是说另外一件事，“王大昌要我辞了二院食堂的活，去他公司当会计，你说去不去呢？”陈道生不假思索地说，“帮着你男人做事是应该的。”看不见站在黑暗中的于文英是怎样的表情，但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失望，这显然不是她要的答案，“王大昌能吃苦，不坏，会挣钱，既然你都把他当作我男人了，那我也就认了，年底我就跟他结婚！”
陈道生站在离于文英不到一尺远的地方，他听到了于文英急促的呼吸。在经历短暂的沉默后，情绪混乱的陈道生说了一句驴头不对马嘴的话，“我是你叔叔辈的，能看到你过上好日子，心里也就踏实了。”于文英终于撕掉了由来已久的温柔，气急败坏地说，“你不就跟我爸当年一个车间的，谁规定你就是我叔叔了？你比王大昌还小一岁呢，我是你嫂子！”
于文英拔腿就跑，陈道生呆若木鸡地站在黑暗中，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嘴和舌头完全是多余的，说出的话全都像癌细胞一样。
于文英是在腊月二十六跟王大昌结婚的，她邀请了当年一个车间的同事参加了婚礼，没邀请陈道生，陈道生是自已去的，也出了五十块钱礼份子，婚礼在高正山当厨师的粤风海鲜楼举行，人很多，也很隆重，穿着一身洁白婚纱的于文英从租来的“奥迪”轿车里走下来挽着西装革履的王大的昌的袖子，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走进酒楼的大厅，大厅里音乐声四起，《婚礼进行曲》像水一样漫过人们的头顶，人们也就像水里的鱼一样鲜活，掌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陈道生看着这情景，心里无比别扭，起初他以为自己只是参加了晚辈的婚礼，可真正站在这个现场，他才感到自己就像一头猪自动走进了屠宰厂，完全是一种自寻死路的选择，他有一种被切割的痛楚。然而他又必须以正常的心态面对这一事实，所以当王大昌和于文英来跟陈道生敬酒时，陈道生就很高兴地端起酒杯跟他们碰了杯，王大昌说，“真想不到你还能来，让你受委屈了。”于文英接过话头看着陈道生说，“其实也没什么，只要不是一个人受委屈就不算受委屈，对吧？”陈道生装糊涂地说，“是呀，知人知面不知心，哪知道箱子里装的是假币呢，又不能打开箱子验个究竟，我和王经理就只好自认倒霉了。”新郎官王大昌显然没情绪在婚礼上继续讨论这件事，于是就打了个哈哈，“我倒没什么，总之你是受了大委屈，有对不住你的地方，还望多多包涵！”说着就拉着于文英去另一桌敬酒去了。
这一天晚上，陈道生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摸到了口袋里有两袋喜糖，还摸出了礼份子的五十块钱，这钱是谁塞进来的呢，他记不起来了。
冬天的城市也像喝醉酒了一样，大街上到处是摇摇欲坠的行人和自行车，所有的姿势都很脆弱而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