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已是一九九九年了，全世界的人都在忙着跨世纪，忙着自以为是地对一个世纪进行总结，好像过去的一个世纪就像他们家里过去的一天，三下五除二地一概括，一个世纪的重量和份量就称出来了。
太阳每天都是旧的，风也是旧的，只是多了一些烟尘和汽车尾气；只有人是新的，脸上可涂的脂粉和化妆品越来越多，割双眼皮，隆胸，**肥臀，整容术改变了许多人的面孔，而漫天飞舞的柳絮和钞票改变了人们的内心，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怀揣着满腹的心思和欲望上路，他们像怀孕的孕妇一样，肚子里的情况错综复杂。
也不是这个世纪想跨就能跨得过去的，对于许多人和事来说，跨过去的只是时间，而不是相对应的责任与使命，这样一来，跨世纪就变得很抽象和空洞，甚至没什么意思。比如说，中港合资的双河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就跨不过世纪，它死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八日，一个很吉利的日子正式破产。港商孟遥往来于香港和双河之间，他带来只是许诺和理念而不是资金，一条德国的旧生产线刚刚上马，就生产出百分之八十的不合格的产品，而另外三条生产线就放在德国的仓库里永垂不朽了。在香港开赌场的孟氏父子，他们最大的本领是会博弈和下赌注，而不会管理工厂和制造机器，所以双河厂灭亡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就像孩子一生下来就是脑瘫，想把他培养成优秀的科学家，那只能是痴心妄想。双河厂正式破产让下岗近八年的工人们最终没从资本家手里拿到许诺的买断工龄的六千块钱，在厂里上班的三百多人就更惨了，他们一个月拿二三百块钱工资等着时来运转，可等到的却是合资与外企美梦的破产，他们在头发熬白后，成了正式的一贫如洗的无产阶级，他们甚至不如早已下岗的同事们，那些下岗做小买卖的挣的钱比在厂里上班要多得多，76号院子里的胡连河私屠乱宰生猪，将一家人养得像猪一样结实，赵天军当保镖在外面买了带卫生间的套房，陈道生这几年虽吃足了苦头，但还了四万三千多块钱债，要不是被刘思昌坑了，挣的钱都可以买一小套商品房了。不过，要不是被坑，他也不会去卖糖葫芦，去伺候病人端屎端尿，去卖菜，去拉货，去公安局接受审讯，也就挣不了这么多钱。
世道无常，变化莫测。几年下来，五十岁的陈道生头发全都花白了，离婚后的日子饱一顿饥一顿，冷一顿热一顿，原来的慢性胃炎已经越来越严重，疼痛难忍的时候，他就佝偻着腰推着自行车沿街叫卖糖葫芦，夏天的时候，糖葫芦没人买了，贩一些冰棍沿街叫卖，天热得狗都拖着舌头的日子，他又蹬三轮贩西瓜摆在三岔路口的树荫下卖，遇上连天阴雨和气温突然下降，西瓜就像地雷一样堆在他的视线里成为一种威胁，亏得找不到家门，亏得胃里出血。陈道生不敢冒险就只好再接着做小生意，他是一个不能再输一分钱的人，不是他小气，而是输不起。一九九九年冬天陈道生的腰更弯了，他的目光更多的时候是看着地面，像是在地面上不停地寻找一把回家的钥匙，这种姿势日复一日，买他糖葫芦的孩子就会说，“爷爷，给你五毛，买两串，再找我一毛。”陈道生接过钱，很困难地抬起头迎着久违的阳光，看清五毛钱的票子字迹清楚货真价实，就谨慎地拔出糖葫芦，递到孩子的手里，他知道，自己真的老了。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不可违，他的天命是什么呢？到快要跨世纪的最后一天，他还是不知道。
这个跟新生革命政权同一年诞生的下岗工人，他是粘在历史胸口上的一个人证，也是被历史绑架的一个人质，他必须用拼死拼活的挣扎赎回历史分摊给他的罪过和债务。陈道生当然想不到这么多，也想不到这么深入，他只想到，马上就是下个世纪了，三圣街挤满了蚂蚁一样密集的失业大军，除了极少数家里还能维持活下去的生计，大多数家庭靠政府的一百二十八块钱特困救济金过日子，三圣街孩子能读上高中的很少，上大学的更是属于走在马路上遇到车祸一样的偶然事件了，社会主义时代工人阶级的优越性以及三圣街的光荣历史是根本跨不过世纪的，体面而尊严的三圣街和76号大院如今再也没有那种心情了，当年陈小莉被抓的时候，一院子的人都来跟警察对峙，好像一院子都被抓了一样难以接受，三圣街一条街借钱给陈道生帮着救小莉的事如今再也不会出现了。这几年，三圣街已经沦为一个治安极为混乱的重灾区，曹刚的儿子抢劫进去了，余宝林儿子绑架杀死了一个小女孩，死刑已经判过了，元旦前要枪毙迎接新世纪，就连厂里烧锅炉的老实巴脚的张国山下岗后也翻墙进一所学校偷电脑，前不久也批捕了，至于那些初中毕业回来后的孩子无所事事打架斗殴偷抢，进进出出拘留所就像他们当初走进教室一样平常，早就见怪不怪了。三圣街巷子里隔三岔五地警笛声尖叫着冲进来，然后从某一个院子里按住一个人的脑袋塞进警车里扬长而去。
追忆逝水年华，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国营双河厂的工人找对象就像重点大学招生一样，分数线很高，都是择优录取的，所以漂亮的钱家珍当年能嫁给陈道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纯正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可三十年河东四十河西，历史就像一个魔术师，手里先是拿着一朵鲜花，一眨眼就变成了一把鲜血淋漓的刀。三圣街和76号大院被这把刀砍得遍体鳞伤。
被砍得最重的吴奶奶死了，当年劝陈道生好死不如赖活的吴奶奶是喝老鼠药自尽的，死的时候脸色成酱油色，很怕人，眼睛顽强地睁着，属于死不瞑目。吴奶奶儿子儿媳下岗后就去了浙江宁波的一个皮革厂打工了，留下孙女吴粉丽跟吴奶奶相依为命地住在76号大院，吴粉丽跟陈小莉不一样，从不浓妆艳抹，也从不出去鬼混，而且非常孝顺，奶奶的洗脚水每晚都是她打好了送过去，帮奶奶梳头，给奶奶倒尿盆，规规矩矩，本本分分的一个好孩子，她是作为陈小莉的正面典型出现在三圣街和76号大院的，大家都说吴奶奶教育有方，吴奶奶就说孙女自身品行端正，很是谦虚。吴粉丽先是在一个理发店学理发烫发，打算学成后自己在三圣街开一个小理发店，可理发店一直没开起来，人却在冬天来临的日子里进了美容院，吴奶奶问为什么不进理发店而进美容店，吴粉丽说现在人都讲美容，理发的很少，吴奶奶也就没怎么在意，也搞不清理发与美容有什么区别。可吴粉丽干了没多久，公安局的警车开进了三圣街76号大门前，警察通知吴奶奶准备五千块钱罚款送到公安局去，而且告诉她吴粉丽要拘留十五天，家里最好送些衣服去，天已经很凉了。吴奶奶问怎么能抓孙女呢，多听话的一个孩子，警察告诉她吴粉丽在美容院卖**被当场抓获了。吴奶奶听了后，说马上就去，她没去拘留所，而是去了农贸市场，买了两包剧毒鼠药，回到家里净身梳头，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将老鼠药和着糖水喝了下去。她临死的时候除了脸色难看，整个人看上去清清爽爽。
吴奶奶的儿子儿媳回来奔丧，从老人的箱子底下发现了借给陈道生一千八百块钱的欠条，陈道生拿出账本对吴奶奶儿子吴天根说还过两百了，吴天根哭着说带的钱不够办丧事，陈道生就将自己身上的仅有二百块钱掏了出来，还差一千四，院子里的街坊邻居不能眼看着吴奶奶不能按期火化，就纷纷掏钱，陈道生说，“你们凑的一千四百块钱都记在我头上，我认账。”
陈道生认账也就是口头认账，这么多账这么多年都认不了，眼下旧账未了又添新账，认什么账呢？大家都没说话，也没当真，可陈道生在吴奶奶丧事办完后，规规矩矩地在自己的账本上记下了具体数字。陈道生想，要尽快把这一千四百块钱还了，要是这些钱不先还上，大家对后面的债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他有时真希望大家来跟他吵架逼债，逼债只是让他难堪，不逼债却是对他绝望，反正不管怎么做，陈道生都很痛苦，眼下他能做的就是在年底前先还上一千四，可卖糖葫芦的生意越来越淡了，如今冬天的孩子们喜欢糖葫芦的少了，大街小巷不知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卖烤羊肉串的，还有卖炸串的，沿街叫卖糖葫芦串就像沿街挑个剃头挑子招呼人剃头一样很不合时宜了，有时一天都挣不了十块钱。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历史的无情。
一九九九年底，双河厂一锅端下岗后，在办完吴奶奶丧事后没几天，三圣街其他院子刚从厂里回家的同事们终于上门了，他们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陆陆续续来过陈道生的老屋里，他们先是说厂子就这么完了，然后就说日子过不下去了，还不如你们早先下岗的做个小买卖，挣的钱还多些，言下之意是暗示陈道生能不能念及他们悲惨的生活事实，将五年前借给他的三五百块钱略微还一点过来以度难关，陈道生就很尴尬地说，“真是对不起你们，也怪我无能，这么多年都没给你们还上钱，我心里有数，再挣到钱，我肯定要先还你们。”这样的话也等于是空头支票，不过开总比不开要好，毕竟还算有口头承诺，即使兑不了现，听起来也舒坦些。少数刚失业回来的街坊，情绪受到了重创，所以说话就来个单刀直入，态度也有些直愣，“道生呀，当初我们借钱给你，是我们救你，现在你还我们钱，就是你救我们。日子没法过了。”陈道生一边递烟，一边检讨，“哪能算我救你们，还钱天经地义，只是我无能，害了你们，只要一挣到钱，我马上就还你们。”刚失业的街坊情绪还是好不起来，说的话也有些难听，“都说债多人不愁，我们相信你陈道生不是这样的人。”这话最起码是警告陈道生不要做债多人不愁的人。
相当长一段时间，陈道生对三圣街不提还债的事很不踏实，他甚至盼着有人来逼债，真的等到债主们一上门，陈道生却又有着生不如死的痛苦。
陈道生进入一九九九年冬天以来，不停地检讨道歉，道歉完的时候，他的胃就开始泛酸、疼痛，胃不舒服的感觉比心里不舒服还要难受，那是一种被塞进了稻草、洗锅水和臭袜子的感觉，额头会冒出许多汗来，这时候，他就要站到最冷的风口去，让风吹干头上的汗和胃里酸涩的胃液。
糖葫芦已是卖到尽头了，要想在跨世纪的年关还上一大笔钱，除非把糖葫芦在锅里熬成一张张百元大钞，陈道生在院子里一边劈碎木柴，一边胡思乱想，吴奶奶办丧事留在院子里的残存的纸灰在风中盘旋，花圈的纸瓣花花绿绿地被卷到半空中，他突然想起，那天吴奶奶喝药死在**后，殡仪馆的车子开到巷子里，吴奶奶的房门很窄，担架不好抬，只能背到车上去，背尸体的劳工一开口就要二百块钱，还说这是最低的价格，背尸工用一根红绸带子扎住吴奶奶已经僵硬的腰，然后慢慢地挪到后背上，稳住，再小心翼翼地将吴奶奶背到了殡葬车带轮子的单架上。就那么四五十米远，就挣了二百块。
陈道生想到了当年在市二院曾护理过的一个癌症病人是市殡仪馆馆长的父亲，老人临死的时候对馆长留下的遗言是“陈师傅比你们当儿做女的都孝顺呀！”老人死后，馆长为感谢陈道生周到的护理，就把老人病榻床头柜上的一个旧台灯送给了他，另外还送给了他三包“红山茶”香烟，当时馆长拉着陈道生的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就去殡仪馆找我。”陈道生心里很不高兴，找殡仪馆能有什么事，不就是火化吗？找医院也不能找殡仪馆呀，这人说话怎么一点没有忌讳呢？
现在陈道生想明白了，殡仪馆馆长也是民政局的一级革命干部，也是有权力的人，他完全可以帮助搞点火化费减免，骨灰盒、吊唁厅优惠之类的，甚至还可以在本系统内帮着提拔干部。如果要是去火葬场去打一份工，不就是殡仪馆馆长一句话说了算。在一个天冷得直流鼻涕的清晨，陈道生去找馆长，他记得馆长好像是姓杨，四年过去了，也不知馆长是不是换了，不过殡仪馆馆长跟博物馆馆长展览馆馆长水族馆馆长是不一样的，一般人都不愿意到这个与死人打交道的单位当领导，估计换领导的频率不会太快，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找馆长，他想当背尸工。
陈道生花五块钱在秦大爷杂货店买了一包好烟“红山茶”后，骑着自行车去市西郊的殡仪馆，路上骑了一个半小时，一路上看到的都是活人，而且看上去与死亡毫不相干。
殡仪馆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要不是走到告别大厅前听到哀乐声和哭声，很容易把这里误认为是一处度假山庄。
陈道生穿过二号和三号告别大厅的夹缝，沿着一条铺满青石板的窄窄的过道来到后面的两层办公楼里，敲门推开馆长办公室的门，见馆长正在办公室里看VCD碟片，电视大屏幕上一群穿着三点式的女孩子们在海边戏水，女孩的动作和姿势很不规矩，带有明显挑逗的神情，她们的**清晰地暴露在屏幕上和陈道生恍惚的视线里。馆长见有人进来，迅速关了影碟机，头也不回地说，“要排队，都来开后门，我也没办法。火化就跟提拔干部一样，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陈道生小心地喊道，“杨馆长，你不认识我了？我曾经给你爸当过护工。”杨馆长站起身来，仔细地揣摸着陈道生脸上的格局，突然一拍脑袋，“想起来了，你姓陈，对不对？老爷子临死的时候，不说我好，偏说你孝顺。”说着就上前来紧紧地握住陈道生的手，看陈道生表情不像是家里死了人的，于是就说，“是亲戚还是朋友火化，我给你破个例，提前安排一下。”
陈道生掏出“红山茶”香烟给杨馆长敬了一支，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一再说，“要是还需要人的话，就请杨馆长帮帮我的忙，不然我真的跨不了世纪了。”杨馆长听了后很爽快地说，“正好我们要换人呢，可根本找不到人来顶，你愿意干算是帮我忙了。”陈道生有些不安地说，“要是你们不缺人手，那就算了，我也不能抢人家饭碗。”，杨馆长拉着陈道生的手说，“是这么回事，现在的背尸工是河远县乡下的，都五十八了，背不动了，一个月前就要回乡下了，一直找不到人顶，你来了正好，我这就通知财务科让他结账走人。”
半个小时后，那位背过吴奶奶的瘦老头来向杨馆长辞行，他很委琐地站在杨馆长的身边，悄悄地塞给杨馆长一叠票子，“杨馆长，多亏了这两年你照顾我，今年过年我就不给你去拜年了，这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杨馆长一把推开老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收你的钱跟拦路抢劫是一样的，快走吧！回家把房子翻盖好，留点钱喝点小酒打打牌，这两年也不容易了。”
杨馆长将老头的五百块钱又塞回了他的口袋，老头抹了一把眼泪鼻涕说，“杨馆长，你是大好人呀！菩萨会保佑你！”说着就走了。
四十来岁的杨馆长在老头走后跟陈道生说起了老头来背尸体的传奇经历，两年前老头是捡破烂的，那天在杨馆长住的小区里收旧家具，老头从五楼将一个杂树做的笨重的旧桌子从五楼扛了下来，杨馆长刚好下班路过那里，他问老头，背下来一个桌子卖了后能挣多少钱，老头说两块钱，杨馆长看老头是乡下来的，人既老实又结实，就问他，“要是从楼上扛一样东西给你两百块，干不干？”老头浑浊的小眼睛里放射出死里逃生的光芒，“要是给两百块，就是扛死人我也干。”杨馆长说，“是的，就是让你扛死人。”
职业分工是很有讲究的，既有面子又有钱的职业很少，大多数职业是有面子，但没钱，要想找挣钱的职业，必须干别人不愿或干不敢干的事，这就是剑走偏锋，比如当男护工，当火化工，当背尸工，当妓女，当骗子，当强盗。不过，人活在世上，也就是图个面子，所以人们都愿意要面子不要钱，哪怕一个月只拿两三百块钱，要是你是坐办公室的，就很让人尊敬。陈道生也一样，他是极要面子的人，但眼下为了多挣钱，他根本顾不了面子，如果继续走街串巷光明磊落地卖糖葫芦，今年年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的，那将是既没有钱，也没有面子的鬼门关。他决定当背尸工几乎是义无反顾的。
一般人都了解宾馆而不了解殡仪馆，不是难以了解，而是不愿了解，陈道生当然也不了解。大多数人的死亡地点应该是死在医院里，死在医生抢救的最后一秒钟，当然也有暴死于车祸现场施工现场以及溺死于河湖水泊的，此类死亡比较好办，殡仪馆车开去后，抬上轮式担架直接推进车里送殡仪馆冷库，等到发布了讣告吊丧三天后，在殡仪馆告别大厅作最后遗体告别，哀乐声哭声惊天动地过后，化妆很好的死者就推进炉子里化为灰烬了，火化工们烧人就像烧柴一样，边看炉火，边抽烟，很冷静，很从容，没人烧的时候，他们很失落，就像旷工和工作不努力一样的神态，心里很空虚，这是一种职业反应，与人本性是否善良与残忍无关。
陈道生的背尸工作与一种另类死亡有关，像吴奶奶那样死在担架推不进去屋里的，还有心脏病突发死在办公室里的，夜里睡觉脑溢血死在很高的楼房里，这类死亡的机率不高，但比较麻烦，窄门里轮式担架推不进去，高楼电梯里太狭小，担架长度不够也进不去，死了的人总不能让四个活人一人拎一条腿和一只胳膊从楼上一层一层地往下抬，很麻烦，也很不方便，这时候就需要陈道生这样的背尸工，将尸体用白布裹好，再用红绸带捆扎上，由背尸工背到担架上，这是双河本地的风俗，死了的人不能被几个人搬运，更不能一人拎一条腿抓一条胳膊，那叫五马分尸，很不吉利。平房里是两百块钱起价，楼房是两百起价每层加二十块钱，要是从十五层楼上背下来，一次就能挣五百。背尸体的收入由殡仪馆跟陈道生三七分成，从平房背一个死人，陈道生可以得一百四十块钱，而从楼房里背一个下来，就可以得二三百，甚至更多。只是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
陈道生平时的工作是跟殡仪馆的运尸车一起出动，双河市每天死的人不少于七八个，但需要背的很少，运气好的时候，有时一天能遇上一两个死在家里或死在高楼里需要背的，有时三五天都遇不上一个，要是到医院运尸，陈道生就不用跟车了，他跟火化工老严老林一起在炉前抽烟说闲话，甚至还可以谈论女人和爱情，没有人会对火化工的工作态度提出质疑，死者家属总是要送给火化工们一条烟让他们烧得小心点仔细点，陈道生跟老严老林在炉前的时候很轻松，香烟一支接一支，关系挺融洽，老严一点都不严肃，他跟陈道生开玩笑说，“将来我烧你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烧得干净些。”陈道生说，“你怎么知道我比你死得早些呢？”老严说，“你五十，我四十八，按先后顺序也该你先进炉子。”他们谁也没有当真，说了也就忘了，仅限于说说笑笑而已。
76号院子里都知道陈道生不卖糖葫芦了，但不知道陈道生在外面找了什么工作，按说陈道生找到了工作应该主动说一下才是，可这个工作不能讲，在医院当男护工不过有些丢面子罢了，而当背尸工会让院子里沾上晦气，院子里大多数街坊估计陈道生可能又去找了男护工的活，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一次王奎还是忍不住问了，“道生，你还是想办法做点小生意，而后慢慢往大里做，端屎端尿是端不出前途来的。”陈道生说，“你说得对，眼下我也就是想挣点本钱，等到跨世纪了，我肯定得想其他法子的。”他还是没说自己在做什么。
陈道生每天天没亮就出门了，一是火葬场在西郊骑车要一个半小时，还有就是怕被院子里的人发现，他出门的时候就像去当小偷一样，动作很轻，姿势也不够光明磊落，要是谁家的开门声响了，陈道生就会吓得一跳，然后推着车慌不择路地骑上车蹬得飞快。背尸工让他的腰直不起来，心也直不起来，他总觉得这钱来得太快，像是敲诈勒索一样，而且有点发死人财的难堪与可耻。每天骑车快到城边上的时候，天就亮了，太阳在他的背后升起来了，他跳下车买一块烧饼就着一碗稀饭喝下去，喝下去后胃里却更不舒服了，像喝下去了死人的血肉。直到有一天他问杨馆长，“我这钱就该这么多？”杨馆长对他说，“这个价格是经过物价局核过的，少是少了点，可我们也没办法。”陈道生本来嫌多，杨馆长这么一说，他心里就踏实多了。
陈道生并不怕死人，他在市二院当护工的时候，那么多人死在他面前，甚至到临咽气的时候还拉着他的手迟迟不愿松开，死者把手心里最后的余温留给陈道生，陈道生常常是伤心得泪流满面，现在背尸体的时候，他总想着自己是在背着一口袋粮食，没有丝毫的恐惧，从感情上来说，他有时候把心理调整到背自己的父亲母亲上来，一种孝子贤孙的感动油然而起。他真正的恐惧还是来自于对挣钱的质疑，因为没有一个死者家属敢讨价还价，这种强行交易的不公平让他的胃里倒海翻江地难受。
分管政法的副市长刘皋是突发心脏病死的，在市政府十六楼办公室里，他正在召集市公安局长和防暴队长研究如何应对楼下一千多上访的工人，那些没饭吃的下岗工人们情绪很激烈，上午十点的时候开始冲击政府大楼，副市长非常恼火，“冲击政府办公场所，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防暴队给我将带头闹事的抓起来！”闹事的还没抓起来，副市长却倒下来了，他捂着胸口说了一句，“快叫医生！”就扶着桌子像焦裕禄那样头上直冒汗，然后慢慢地瘫倒在地上，公安局长防暴队长共同架起副市长，副市长软软地往下沉，眼睛的瞳孔放大，心脏停止了跳动，等到医生赶到时，他们折腾了一会后说，“通知殡仪馆来车吧！”
楼下闹事的工人们听说市长被他们气死了，全都一哄而散。
陈道生是跟着殡仪馆的车来的。
十六楼的刘副市长办公室里挤满了一屋子的市长书记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们，陈道生进去的时候，领导们都要陈道生慢点轻点，再慢点再轻点，脸上巨大的紧张和恐惧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风度，兔死狐悲的伤感四处蔓延，陈道生看到副市长非常年轻，看上去比自己还要小，只是脸上扭曲着死不瞑目的痛苦。陈道生对死者一视同仁，他很镇静地将刘副市长用白布裹好，又用红绸带扎好系到自己的后腰上，一步一步地沿着楼梯往下走，政府大楼的电梯很小，设计的时候从没考虑过抬死人的担架能否进来，所以陈道生必须从十六楼往下背，背到五楼时，陈道生头上汗如雨下，气喘得厉害，刘副市长好像是每下一层楼就增加一些重量，压得陈道生脚步越来越沉，到了一楼大厅的时候，他几乎支持不住了，腿晃了几晃，身后许多声音惊叫着，“稳住，稳住！”陈道生屏住呼吸，咬着牙稳住了，当他把副市长平稳地放到担架上时，他觉得自己也快要死了，一屁股坐到了坚硬的水泥地上。
现场很乱，他们围着运尸车紧急磋商安排一部警车在前面开道，没有一个人掏钱给陈道生，陈道生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对着一群头发梳得很整齐的领导们说，“钱，谁付钱？二百块钱基价，十六层楼，每层二十块钱，总共五百二十块钱，谁付？”市政府的袁副秘书长火气冲天对着陈道生吼着，“你还是人吗？刘市长都走了，大家这么伤心，你在这要钱，你钱比命还重要吗？”陈道生说，“这是殡仪馆的规定，我不收钱就是失职，给你开发票呢。”袁副秘书长也不想解释了，他冲上来推了陈道生一把，“滚，把你们领导叫过来，什么混账东西！”陈道生也火了，“领导，你不要把我不当人，我也是堂堂正正的人，是国营双河厂老职工，我还当过市里的先进，你知道吗？我宁愿来背死人，也从来没到政府闹过一次事，你以为这个活谁都能干得了吗，我不到了活不下去的绝路上，谁愿意当孝子贤孙来干这种事？你们当领导的站着说话腰不疼。”陈道生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汗水和泪水满脸都是，这时市委书记走过来对袁副秘书长说了一句，“把钱给他吧！”袁副秘书长掏出钱数齐了交给陈道生，陈道生让开车的老钱给开了一张收据给副秘书长。
运尸车发动开走的时候，车窗外阳光灿烂，大楼里悲声一片。
陈道生第一个月就挣了一千八百六十块钱，当他从殡仪馆财务科那位化妆得非常漂亮的女会计手里接过厚厚一叠钱的时候，陈道生的手有些颤抖，数了好几遍都没数清楚，女会计小苏用舌头卷了一下鲜红的嘴唇，“没错吧？”陈道生说，“没错没错！”他也没数清，拔腿就走了。当晚回到76号大院就将吴奶奶办丧事的一千四百块钱全还了，所有的人都很吃惊，陈道生哪来这么多钱？王奎问，“道生，护工的工资涨了？”陈道生点点头，他不敢用语言表示肯定，毕竟他隐瞒了真相，心里还是有点虚。
陈道生剩下的四百六十块钱想去还于文英，于文英嫁给了老板王大昌后，很少见面，见了面也像是狭路相逢，说几句不疼不痒的话，苍白如水。陈道生欠她两千多块钱，至今一分都没还过，可他不知道于文英住在哪里，即使找到她了又不知该对她说点什么，思前量后，陈道生也就算了。他将剩下的钱先还了刚下岗失业回家的几个心情恶劣的街坊，他们每人在接过陈道生一百块钱的时候，就有些不好意思了，“道生，你也不容易，那天说话有些不够仗义，可不要往心去哟！”陈道生说，“你们借钱给我就是仗义的，只是我这么多年没还上，是我不仗义。”大家都说，“是三圣街出去的败类刘思昌不仗义，把你害惨了。”一席话说得陈道生眼圈发热，他想要不是刘思昌坑他，他哪会去背死人还债。这么多年来，警方一直没抓到逃往国外的刘思昌，陈道生确信他还活着，他一直梦想着能再见到刘思昌，他想要是能再见到他，他不会扑上去跟他打架，他就问一句话，“刘思昌，你每天晚上都能一觉睡到天亮吗？你怎么忍心睡着的呢？”
陈道生身体累不怕，可心累让他常常想跟后背上的死者一起被推进炉子里永垂不朽，他把死者看成是父亲母亲，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尽管他把这项工作升华到了非常神圣而崇高的地步，可他还是没有丝毫的勇气敢于面对任何一个自己熟悉的人。有一天在运尸车刚刚抵达沿河路的一个居民楼前，他发现一个推着卤菜摊子的背影正在从车窗边经过，那是洪阿宝的背影，他吓得低下了头，不敢下车，老钱说，“快上五楼，送回去还要赶大通路去呢。”陈道生还是低着头不动，老钱动手去拉他，陈道生脸上做出极其痛苦的表情，“我胃难受，你让我歇几分钟。”陈道生捂着胃压低目光见推卤菜摊子的背影走远了，才慢吞吞地下了车，下车后，他的胃真的疼了起来，胃痛比心痛要好一些，陈道生上楼去背尸体了。其实连他自己都知道，那个背影不可能是洪阿宝，阿宝不住这，也不会来这么远卖卤菜，他的固定摊点在菜市场。
长淮路“碧云花园”是高档住宅区，里面的房子和人在花木的陪衬和点缀下，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优越的格调和高贵的倾向，陈道生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区，冬天的树和草都是绿的，运尸车开进大门的时候，戴着大盖帽的保安还立正敬礼。
陈道生从62幢601室将一位夜里猝死的老太太从六楼往下背，第一天夜里偶感风寒的陈道生拉了三次肚子，身体本来就有些虚，背到三楼时，陈道生感到力不从心腿脚发软，他知道自己干不动这活了，但还得咬着牙一步步地往下走，走一步像上一座山一样，后背上沉默的老太太越来越重，陈道生头上虚汗源源不断，正在这时，他发现三楼住户的一扇门开了一道缝，里面闪出半张脸，陈道生正好在三楼拐弯处，所以他压低的视线就很自然地与这半张脸相遇，起初他隐约看到的是女人的脸，等到女人的脸完全伸出来的时候，一看是于文英表姐赵文丽，陈道生脑袋“嗡”地一下像汽球爆炸了，他扭转着身子绞麻花一样与后背的老太太一起滚下了楼梯，后面响起了惊心动魄的惨叫声和哭声。
陈道生脸上鼻子上都是血，他挣扎着爬起来，用袖子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脸上就涂满了血污，他将老太太抱起来反背到后背上，竟然很利索地背到了楼下的运尸担架上。老太太的几个亲属哭着扑上来揪住陈道生的衣服和头发，边哭边嚷，“你把老太太摔到了地上，你算个什么东西，让老人家死后还遭罪，你要是不给老人家下跪赔罪，我们就饶不了你。”
这时，赵文丽也从楼上下来了，她没有做出任何惊诧与怪异的表情，好像早就知道陈道生当背尸工一样，她在打圆场，而且对死者家属说，这是我以前的一个老街坊，人家也不是故意的，给我个面子，不收你钱了行不行？死者家属说必须给老人家下跪，磕三个头，冲一冲晦气，说着就将陈道生推到运尸车边往下按。满脸血污的陈道生用力挣脱开许多条胳膊，“我可以不收钱，可以赔钱，可以赔老太太一起进炉子烧掉，但我决不下跪！”许多胳膊又挥舞了过来，陈道生连连招架，脸上的血迹斑斑中扭曲着变形的愤怒和耻辱。场面乱成一团，赵文丽给她一个派出所的朋友打电话，警车五分钟就来了，车上跳下几个警察，他们很严肃地说，“先把人送到殡仪馆去，公共场所，这样闹丧，太不像话了！”
后来经殡仪馆跟死者家属多次交涉并达成一致意见，运尸费、告别大厅租用费、整容费、火化费全免，共计是两千二百八十块钱。本来死者家属还要殡仪馆送一个紫檀木的骨灰盒，价值一千一百块钱，杨馆长说，“我们都全包了，那你们这些当子女的不就一点孝心也敬不上了吗，骨灰盒还是你们自己买，不然老人家在阴间会说你们不孝，连间房子都不给。”死者家属也就不再争了，他们反复强调背尸工陈道生服务不好而且态度恶劣，建议给一些处分，杨馆长说，“背尸工也是人，你让人家给不相识的死者下跪，这不是侮辱人吗，能说得过去吗？做人做事得有个分寸。”杨馆长毕竟是领导，水平就是高，既向死者家属道歉赔礼，又坚持原则捍卫陈道生的尊严，陈道生对杨馆长非常感动，损失的钱一分钱没让陈道生赔，他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
陈道生不愿再干这个活了，杨馆长让他支持一下他的工作，最好能干到明年，陈道生觉得杨馆长有恩于他，也就勉强地答应了下来，杨馆长很爽快地说，过年发奖金、发色拉油，发瓜子糖果，还有一罐煤气，你跟正式工一样。
可陈道生没等到奖金、色拉油和瓜子糖果，杨馆长被抓起来了，说他是腐败分子，陈道生心里很不平，他找到市纪委说亲眼看到杨馆长拒绝了背尸工送的五百块钱，纪委的人不理睬他让他不要多管闲事，陈道生就很失落地走了，后来他听说杨馆长收了骨灰盒厂家五万块钱回扣，而且还贪污了公款六万多块钱，这让陈道生很糊涂，那么爽快仗义的杨馆长怎么会是腐败分子呢？杨馆长被捕后，陈道生就离开了殡仪馆，从此不再背死尸。不久上面派了一位新馆长，他将为物色下一位称职的背尸工而烦恼。
陈道生结了账，拿了一千九百四十块钱，这些钱拿在手里，已不像第一个月拿钱那样激动了，他觉得两个月来自己像是一台机器，麻木不仁地工作着，他努力遗忘自己在干什么，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在干什么，可还是被赵文丽发现了，而且最后还惹出了那么大的麻烦，离开了那辆白色的运尸车，他突然有了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揣着结来的钱，陈道生去澡堂泡了大半天，他要将一身的晦气泡掉，晚上走出澡堂时，一身轻松，他终于明白了，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有些钱是不好挣的。
走出澡堂，街上亮起了灯火，陈道生就去了小吃一条街，他想花七八块钱好好地吃上一顿，走在人流如织的小吃街上，陈道生贪婪地用目光将一条街的卤鸡串烧全都卷进了自己的肚里，等他坐下来的时候，他忽然发现那是他跟于文英坐过的摊位，而且他点的菜居然也是一瓶啤酒和一份卤猪肝。
吃完后走出小吃街，陈道生突然发现于文英独自一人在街口徘徊，他以为看错了，等到走近了一看，真是于文英，陈道生走过去跟她打招呼，“小于，好像有大半年时间没见到你了，忙不忙？在等王大昌吗？”于文英见是陈道生就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怎么一个人来吃饭？”陈道生尴尬地搓了搓手，“习惯了，独往独来一个人，日子一直就这么过来的。”于文英转了话题说，“你还是要做点实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那就真的一辈子都翻不过来了。”
于文英可能已经知道了陈道生的背尸体的事情，而且对陈道生靠苦力挣钱还债的办法进行了否决，肯定是赵文丽告诉她的，陈道生听了于文英的话真的就抬不起头来，他脸朝向地面说，“过了年我就要想其他办法了，做实业、开店都要本钱，我一直在筹着呢。”于文英说，“不能说开一个店倒了，就再也不敢开了，不开服装店，可以开饭店、食品店，没本钱的话，我可以借给你。”陈道生说，“我怎么好意思再跟你借钱，那么多钱一分都没还，我心里受不了的。”
于文英告诉陈道生自己来买点卤菜，她的新家跟小吃街隔一条巷子。陈道生说，“买卤菜给王大昌喝酒？”于文英说了一句，“我一个人喝酒。”
陈道生没弄明白，一个人喝什么酒呢，何况是一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