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根回到山村的时候，夏天一场百年不遇的山洪刚刚撤退，整个山区被暴雨和洪水撕得稀烂，山坡上的茶树、板栗树被连根拔起，山脚下的苞米地里只能看到一些倒伏的秸杆和洪水冲下来的断树枯枝与大大小小的乱石纠缠在一起，呈现出一派劫后余生的废墟，夏天毒辣的阳光照亮了沉闷的山区，百孔千疮的山村就像正在死去的老人，只剩下最后一丝喘息。
杨树根在村口首先遇到的是一条拖着舌头的大黄狗，大黄狗似曾相识地望着杨树根叫了两声，不凶，像是打招呼。后来就有三三两两的老乡们从高高低低的土屋里走出来，他们看到杨树根时脸色苍茫地问，“今年全完了，城里有活路吗？”
杨树根从一个塑料手提袋里掏出了糖果和饼干，答非所问道，“梅花回来吗？”没有人答腔，少数人摇摇头，算是答复。
听说杨树根要带人进城，全村都被煽动起来了。一时间三十多人全都涌到了杨树根家的老屋里，一条腿麻痹的老母亲见有这么多人来找儿子，沉默许多年的脸上就放射出翻身解放的光芒，女儿吃着爸爸带回来的很甜的饼干，很幼稚地问，“妈妈呢？”杨树根摸着女儿瘦小的脑袋，说，“妈妈在城里打工，这是妈妈给你买的饼干。”
晚饭后，杨树根踩着黑暗去梅来家，一扇潮湿的木门艰难地打开了，开门的是梅花的母亲。杨树根进屋后将一袋饼干和十几块糖果放到开裂的桌上，闻到甜味的梅来的两个孩子直扑过来，在第一时间争抢饼干和糖果。杨树根对丈母娘说，“这是大哥梅来让我带回来的。”梅来的妻子秋萍问，“梅来呢？”杨树根平静地说，“大哥在工地上忙着呢，走不开。”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块钱，“嫂子，这是大哥让我带给你们的。”
谁都没有提起过梅花。
杨树根实际上从村里只能带走十八人，连他自己十九人，他总觉得另一个名额就是梅来的，梅来一直跟他在一起。招工让杨树根有了一种当家作主的意志，梅来坐牢后，他在城市里只有靠自己了，跟他一起进城闯**的老乡也都得靠他。责任和使命让他三十年来第一次学会了果断、坚决和说一不二。
山里人出门打工跟讨饭没什么区别，打工的人就是城市乞丐，乞丐一样的身份和乞丐一样的待遇，打工的待遇甚至都不如乞丐乞讨的多，这样类比虽然有点损人，但事实就是这样，没有一个出门打工的乡亲把发家致富作为目标，都是因为走投无路才背井离乡的。这与报纸电视上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或者说报纸电视上说的都是错的。现在，三十多个人要去打工，可杨树根只能带走十八个，还不到一半，权衡再三，杨树根确定的带人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日子过不下去的最困难的家庭。最后敲定的十八个人中，五十七岁的高成海的女儿被骗子拐到广东卖**了，有人在潮汕一带见到过他女儿，他想去找女儿，可没路费；四十二岁的钱多已经揭不开锅了，前年被石头砸断腿为治病借了三千块钱高利贷如今已翻成六千多了，钱很少的钱多春天的时候被债主打得耳朵嗡嗡地疼了半个月；三十五岁的周山老婆死了，丢下两个孩子，家里一贫如洗；五十六岁的张福贵两个儿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成绩非常好，就是没钱交学费和吃饭，他确信儿子将来肯定有出息，所以要出门挣钱，他甚至**杨树根说，“你带我出去，将来我儿子发了，让他们给你在城里安一份吃皇粮的活。”最难办的是罗小顺，十六岁的年龄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又瘦又小，像一根无根的竹杆，风一吹都能吹倒，杨树根有些为难，罗小顺妈妈就一头跪在地上，哭着哀求杨树根，“兄弟，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我是活不长了，他爸又没了，我吃药没钱，小顺子都三年没穿过一件新衣裳了。”见杨树根没说话，一旁的小顺子一声不吭地也跪了下去。他没有哭，也没有委屈，眼睛里有的只是麻木。杨树根知道小顺子爸爸三年前因上山采草药，坠下山崖摔死了，他妈妈长年累月地害痨病，小顺子守着贫瘠的山场过着坐以待毙的日子。杨树根拉起小顺子娘俩，说，“小顺子明天跟我们一起走，有我一口饭，就有他吃的。”
杨树根带着十八个乡亲进城了，他们背着破烂的包裹走在夏天闷热的空气中，像一群难民；而他们脸上又充满了盲目的希望，看上去倒更像是一支队伍。他们将在陌生的城市里寻找活路而不是财富。出发的那一天，村里的老老小小们站在村口的树荫遮天的栗子树下，眺望着亲人们远去的背影，眺望着未来不再流泪和下跪的日子。
黄昏来临的时候，嘉风建筑工程公司老总王奎见到杨树根带回了一大串民工，兴奋得脸色有些变形。他让袁媛请老乡们到城边上的饭店里狠狠地搓一顿，一辆装沙石的大卡车停在工棚面前，袁媛招呼老乡们上车，杨树根对老总的这一安排充满了感激，觉得这不是吃饭，而是给他和乡亲们面子。袁媛让杨树根上了她的已经修好的白色“蓝鸟”。一大一小两辆车卷起尘土向饭店方向前进，坐在翻斗卡车里的老乡们激动得想唱歌，你捣我一拳，我挠你一掌，嘻嘻哈哈，全无旅途劳累之态，他们甚至觉得幸福的日子就从今天晚上开始了。第一次坐小轿车里的杨树根感到屁股下面相当柔软，类似于女人的身体，丝丝的空调声送出阵阵凉爽和袁媛身上香水的味道，他想要是能让梅花过上袁小姐这样的日子，她怎么会出走呢。不过他在工地上听本地民工说过，袁小姐名义上是王奎的总经理助理，实际上王老板的姘头，袁媛本来是一个中专学校毕业的学生，在城市里吃了不少苦头，挣的钱远远不够买化妆品和肯德基，于是就被有钱的王奎诱骗到了他的**。见杨树根不说话，袁媛侧过青春洋溢的脸，说了一句，“杨师傅，刚到就想家里的老婆了？”杨树根说没有，袁媛说我知道你想什么。杨树根觉得这个女孩子像虫子一样钻进了他的心里，一切都看清了。
在郊外一个简陋而光线昏黄的小饭店里，两张桌子上堆满了鸡鱼蛋肉和啤酒，老乡们拘谨地站在墙边不敢入座，他们不像是来吃饭的，像是来做小偷的一样，心虚得很。直到袁媛客气地招呼他们落座，才如坐针毡地挨到板凳上，屋顶的电风扇声音很响地旋转出一些无济于事的热风，罗小顺眼睛死死地盯住了冒着热气和香味的桌上的肉碗，他毫不掩饰地咽着口水，并痛苦地克制着自己贪婪的食欲，嘴角不停地抽搐。老乡们从来都没有进过饭店，也没有见过这么多菜，袁媛招呼大家开吃，所有的人都举着筷子有些犹豫，杨树根接着说了一声，“大家多吃一点，吃饱好好给王老板和袁小姐卖命。”就像听到战场上拼刺刀的命令，接下来就是筷子和碗密集交响和碰撞的声音，不到抽一支烟工夫，桌上酒肉就被风卷残云般地卷光了。袁媛看到这情景笑了起来，杨树根吃得很少，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袁媛说，“袁小姐，一路上实在太饿了。不过，我向你保证，这帮老少爷们干活是没得说的。”
酒肉的尾声部分，袁媛在罗小顺舔着盘子里残羹剩汤的姿势中宣布，杨树根任嘉风建筑工程公司油漆工程队队长，以后你们都得听杨队长指挥。这是王总决定的。杨树根脸上泛起了一层激动而油腻的光辉，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重要任命他有些措手不及，他的手毫无必要地挠着自己混乱的头发，显然有点受宠若惊。在回来路上，袁媛对杨树根说，“你的工资比他们多一百块钱。”
晚上十九个民工集体睡在用工地上毛竹、纤维板、油毡搭起来的临时工棚里，砖头砌起来的床铺上铺上席子，这就是他们的家了。杨树根说在这里水和电都不要钱，住工棚也是免费的，工棚外面有自来水龙头，大伙挤过去用一盆又一盆清凉而免费的水将自己的一路风尘冲洗个干净彻底，一种痛快淋漓感觉让他们脱胎换骨。罗小顺光着肚子跑来跑去，一会摸摸纤维板墙，一会又拧开水龙头放水。大伙围坐在一起回味着喝酒吃肉的情景，兴奋得肌肉乱颤，张福贵躺在席子上摸着自己饱满的肚皮自言自语地说，“天天有肉吃，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死了老婆的周山突然冒出一句，“杨树根，你没来几天，都跟城市的姑娘对上光了，真是不简单。”杨树根让他不要乱说，周山说你都坐人家小轿车了，那不跟上人家床一样，杨树根说你要是乱说出去我们饭碗就会被你砸了这种玩笑是不能开的。周山不吱声了，泄了气的车胎一样瘪了。
说笑了一气，杨树根开始布置任务，明天一早就到工地跟他学习配料和粉刷，一个星期后上脚手架干活，不能有一点马虎。“老实说，别看老板请我们喝酒吃肉，只要干不好，立刻卷铺盖滚蛋。”杨树根觉得有必要把最危险的警告提前发布出来，这是他的责任。
有人问道怎么没见到梅来，杨树根说出了实话，大伙都惊呆了，高成海从铺上跳下来说，“不可能，梅来这个人最好面子了，他宁愿饿死也不会丢人的。”杨树根说，“起初我也不相信，可人总有糊涂的时候，一念之差就坐牢了。”杨树根最后对面色惊惶的大伙宣布说，“从今往后，谁都不能向他家里提坐牢的事，每个月要寄一百五十块钱给他家里，一直等到他放出来为止。”大家都说没意见，脸上兔死狐悲的颜色油然而起。
杨树根告诉大伙为了能来这里，老板将原来的二十多个油漆工全都开除了，这是老板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要好好干。每个月四百块钱工资，暂时每人每月先领一百块钱，其余的年终一次性结清。工地上自己生火做饭，隔壁工棚里前一个油漆工程队用过的锅灶归我们了，买菜烧饭的活由高成海干，高成海年龄大了，大家不要攀比。高成海坚持要去工地，杨树根不容置疑地说，“就这么定吧！”杨树根感到他其实并不像梅花说的那样无能，他不仅把这么多人带来了，而且还说一不二地把一切都安排得有条有理。琼瑶小说里的那些公子哥们除了家庭条件好一些，除了会自作多情外，还能干什么？想到这，杨树根有些不服气，也有些委屈。
这天夜里，城市里一点风都没有，杨树根和他的老乡们在闷热的夏夜里做梦，梦中的世界风和日丽酒肉不断，他们的幸福生活首先是从梦中开始的。
碧溪山庄是由六家建筑集团中标承建的，嘉风建筑工程公司是从“唐城建筑集团”的手里揽了一些山庄内道路施工、下水管道铺排、垃圾清运、室内外油漆粉刷等几项小工程，属于三级承包商，像他们这样的小公司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工地上有好几十个。王奎早年在铁路上捡煤渣，后来在成了铁路货场一带的小混混，打架下手特狠，最著名的是一次将铁路货场一带的老大脑袋砸烂并让他跪地求饶，自己也以鼻梁骨断裂为代价确立了铁路货场一带不可动摇的老大地位。后来货场迁走了，铁路也改道三十里郊外了，他的活路也断了，加上警方几次严厉打击盗抢铁路物资，他手下的几个小兄弟有劳教的也有判刑的，他逃到广东躲了五年后回来先在工地上做“霸王活”，提着棍子和刀枪强运土方沙石和强划基础设施工程，弄得工地上鸡犬不宁。起手不久就被抓起来，判了一年劳教。出来后他呆在家里三个月苦死瞑想后决定改弦更张，堂而皇之地成立了“嘉风建筑工程公司”，注了册，放了鞭炮，租了写字楼，很是正规。可让王奎这样除了会打架外一无所知的人办公司无异于让一个手脚残废的人去当时装模特。王奎在公司刚开张的时候为了有别于草台班子，为了显示自己有学问和修养，买了一个大专假文凭后，又买了一副平光眼镜架到了鼻梁上，可那玩艺又硬又凉，喝酒时遇上热气腾腾的菜还要起雾，于是就又扔了，不过袁媛就是在他戴眼镜的时候招进公司的。王奎对干活的民工从不签合同，工资说多少算多少，所以他手下的工人走马灯一样地你来我往，本地民工都知道王奎的厉害，都不愿来也不敢来，这让走投无路的杨树根们轻易地找到了工作。
半个月后，杨树根的油漆工程队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室内涂料粉刷和高空脚手架上外墙油漆喷涂。罗小顺瘦小机灵，爬高登梯，灵活如猴，其他老乡都说，“这比在家砍柴伐树顶着大太阳收苞米轻松快活多了。”所以，油漆工的生活对于这些山里人来说无异是一次集体疗养和度假。王奎有时到工地视察，看油漆工顶着烈日在室外脚手架上挥汗如雨，在室内刺鼻的油漆味中卖力粉刷，他的嘴就笑歪了。这时他会将杨树根拉到走道里，递给他一支香烟，表扬他说，“你们山里人就是老实肯干，根本不像我们当地的刁民。活没干多少，整天就想着要钱。”不知底细的杨树根感激地说，“王总，你给我们的钱已经不少了。”
青菜豆腐的生活并没有让山里人觉得苦，而且每半个月还能吃上一顿肥膘肉烧罗卜，那些油乎乎的肥肉吃得肚里顿时就光滑和滋润起来，精神也就很振奋。可每个人身后都站着远在大山里充满期待的一家老小，这让他们每到月底的脸色异常郁闷。十九人的油漆队每月只能领回一千九百块钱，寄一百五十块钱给梅来家，剩下一千七百五十块钱，油盐米煤菜每人每天按两块钱开销，要花去一千一百四十块钱，再扣除牙膏洗衣粉肥皂和手纸等各项开销和每人每月十块钱零花钱，油漆队总账上只余下三百块钱。有人对每人每月只能领到一百块钱提出异议，杨树根就说，“王总是大老板，他不会赖我们这点小钱的。”欠高利贷的钱多继续申辩了一句，“既然是小钱，为什么不付给我们呢？”杨树根目光锥着钱多，“王总对我们很讲义气，我们不能只认钱不认人了。当初我都差点饿死，是王总收留了我，是王总让你们来打工的。”大家听杨树根讲得在理，也就面露愧色，不敢再提了。
杨树根决定，每月生活费节余的三百多块钱，谁家急等用钱，先给谁家寄回去，年终统一算账。情绪失落的高成海说，“我想早点筹齐了钱就去找大凤，反正也不够，我就不要了。”张福贵还是那般急不可耐地说，“我家老大在县城读高中，今年学费还是借的，孩子天天熬夜读书，每顿只啃一个馍头就咸菜，都晕倒过好几次了。这钱我是要寄一些回去的。”罗小顺拖着哭腔说，“再不寄钱给我妈买药，我妈就要死了。”其他人也都想对三百块钱申报自己的理由，杨树根在罗小顺说完最后一个字时，拦腰截断后面的声音，“高成海两百，小顺子一百。其余的人下个月再说吧。”
工棚里弥漫着劣质烟雾，昏黄的灯泡将惨淡的光均匀地覆盖到老乡们的头顶上，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杨树根听到了大伙错综复杂的喘息的声音，他说了一句，“睡觉。”
灯灭了，工棚里像山区一样安静，闭上眼睛的世界一片漆黑。躺在砖铺上的杨树根觉得自己就是再困难，但做人要讲信义，讲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