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一個繁華而嚴謹、富裕卻不浪漫的城市，張水在這裏讀三年研究生整天就是泡在曆史典籍中循規蹈矩地啃著一頁頁枯黃發黴的文字，既沒在外麵掙到錢也沒有什麽緋聞，屬於那種活得很單調乏味的人。而北京廣州等地的研究生邊讀書邊打工掙來大把票子買煙買酒買女孩子千金一笑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他們既有研究成果又有浪漫生活，相當前衛。張水他們連男女生同宿的事都不敢做，他們放棄了許多**的夜晚，腦子裏站滿了古代的戒嚴部隊。直到畢業前夕，張水的《辛亥革命民族主義論綱》一書的選題沒有一家出版社表示願意出版，而書中的觀點在上海“紀念辛亥革命88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曾引起轟動，香港《大公報》、台灣《聯合時報》等都轉摘過張水的主要觀點。張水認為辛亥革命定性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不準確的，當時中國既沒有資產階級，也沒有民主的國民基礎，辛亥革命是民族主義革命，革命者從本質意義上說是要打倒滿族皇帝後換一個漢族皇帝，雖然辛亥革命後“皇帝”的稱號沒有了，但當政者履行的還是皇帝的職責，也就是魯迅所說的“知縣老爺”換成了縣長。張水一口咬定辛亥革命時的中國社會現實與民主共和是基本上不相幹的，袁世凱複辟帝製也是被“逼”的結果。張水這一橫空出世的激進觀點與他樸素而又有些土氣的相貌構成了巨大反差，頗有點類似於一個穿長袍馬褂拖著長辮子的清朝遺老手裏拎著比基尼三點式在做廣告並且嘴上還沾滿了水果沙拉的奶油。
回上海辦畢業離校手續的時候，他從省城帶了兩斤茶葉給導師，導師就說了一些殷切希望的話，“你應該繼續攻讀博士。”張水說日子越來越難過了，鄉下的母親病得厲害，每月寄一百塊錢根本不夠看病。導師在家裏請幾個研究生吃了一頓餞行的飯，師生都很動感情，張水的師兄劉林差不多是熱淚盈眶了，他分到了浙江的一個縣級市博物館看管文物。飯後在校園內一條沒有路燈的黑暗的林蔭小道上，劉林對張水說，“我沒有你的實力，所以也進不了省社科院。你能不能拿出千把塊錢來請一次客，我已跟我老鄉華東出版社的邵編輯講好了，他對你的這本書很感興趣。”張水說，“算了吧，我隻剩下一百多錢的路費，要是下星期派遣證還不發下來，我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劉林在黑暗中苦笑著說，“曆史與現實相比，曆史就是一個窮人，學曆史的人則是窮上加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