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北京人越看著那些“大款”們越眼暈。
“大款”們好認。腰裏別著BP機，手裏攥著“大哥大”。上了馬路就“打的”，開了皮箱就“點替”。“卡拉OK”唱一會兒，回房帶上一個“密”。——這是好事者為他們編的順口溜。“打的”和“點替”的意思是無人不曉的了。“的”是“的士”;“替”是“票子”。所謂“密”，知道的人也不少，雅稱“密司”，俗謂“野雞”。在北京平民百姓的眼裏，這年頭，在北京城裏歡勢的，淨是這些“大款”們了。
老百姓們不知道也不愛深究，其實這些“大款”們個個不同。有真趁錢的。有真蒙事兒的，有真著急的，有真不著急的。真趁錢的就甭說他了。那真蒙事兒的鬧不好比真趁錢的多得多。您別看他也別個BP機，持個“大哥大”，他背著銀行上百萬的債哪。這中間又有真著急和真不著急的了。真著急的，得想著增加效益，按期把貸款給人家還回去呀。真不著急的也不少——債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幾十萬上百萬的欠下了，您橫不能逼我跳樓吧！我跳樓了，那錢找誰要去？還有我的職工們呢，您敢砸他們的飯碗，放他們上社會當“不安定因素”？……你得承認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真是有深切的體會和勇敢的實踐。
徐伯賢沒這個“悟性”，他是“真著急的”一個。
其實他大可不必著急。他承包的好幾家公司，都在賺著，至少也是有賠有賺，裏外裏一算，都維持下來了，這年頭就不容易。可他就是這號人。他承包的亞細亞名新藥劑中心庫存積壓了不少，花了筆大錢，請位名演員拍了個廣告片，還是不管用。他為這就不想吃飯，不想睡覺了。首先他得布置供銷部門打推銷戰：改進包裝，重拍廣告；一家一家藥店、醫院、批發站去磕頭。其次是最難辦的：他得自己開發拳頭產品。要說這事也怨他估計不足。當初他之所以敢承包這個中心，是瞄準了“再造金丹”，一個拳頭就保險打下了天下。本以為這事不難——做做工作，出個大價兒，動員金一趟獻出配方。光憑這一項。根本不用等三年還本付息，有個兩年，就可以開始幹賺了！誰承想，這金一趟的事還真不好辦……唉，幾十號人要開支，生產的那些大路貨壓倉底兒，這藥廠反倒成了個累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