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被誉为“全球减贫最成功的国家”。世界银行2013年4月17日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报告称：中国极度贫困人口占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总数的比例从1981年的43%下降至2010年的13%，中国为全球减贫作出巨大贡献。
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贵州省，实施精准扶贫以后，“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对扶贫资源进行精细化配置，对贫困农户进行精准化扶持，仅2014年一年，全省就减少贫困人口170万，11个县，159个乡镇减贫摘帽。
贵州省毕节试验区是中国惟一针对喀斯特山区经济、社会、生态科学发展的综合改革试验区，这些年来，为贵州省乃至整个中国的减贫工作做出了好成绩，也做出了好榜样。海雀，被看成毕节试验区的缩影，在全球减贫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而我们的老支书文朝荣，也被誉为“时代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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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于人，总是被人仰视的一种东西，它在别人头顶的时候，我们要仰视；在自己头顶的时候，我们一样仰视。它最大的功能不是让人心花怒放，而是让人更加向上。它是一种把人向上提升的力量。更何况，“时代楷模”，是一个产生于减贫时代的荣誉，一个生长在石漠地区的荣誉。
但人的追求，却并不仅仅是因为荣誉。虽说最终结果必然要跟它发生关联，但初衷却总始于平常。在得到各种荣誉之前，大方的李淑彬、胡索文，金沙的杨明生等人的初衷不过是想改善一下自己的家园，不过是想对自己脚下那块土地尽一份责任。文朝荣何尝不是？
他的第一个荣誉证书是1990年11月赫章县委颁发的，“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领那个荣誉证的时候，人们在他脸上看到的是自豪和羞涩参半的表情。回家的路上，他揣着那个红本本，就像揣了一团火。从赫章到海雀的路太长，这一路上他都差点儿被这团火烤糊了。回到家，他故意将那个红本本放在显眼处，却又假装表现出一副根本不在意的样子。孩子们见了都争着去翻看，李明芝就像赶祸害一样把孩子们赶开，自己却抢到手上翻来覆去看。新一轮儿的荣耀感再一次被家人撩旺，文朝荣给那种灼热感弄得浑身发烫，头发都快燃起来似的。李明芝将那个本本郑重地藏进枕头底下，那个地方一贯被山里人看成最安全最重要的地方。回头过来为文朝荣准备饭菜的时候，她的脸也红红的，很显然，文朝荣的这份荣誉也受用于她。
那顿饭本来事先只准备了两个菜，这样一来，李明芝又加了两个菜，其中一个还是泡木姜子。这木姜子曾经是海雀人的佳肴，现在也是，今后还会是。只是，这个时候，海雀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有所改善，吃的不再是盐水泡的木姜子，是酱油泡的了。酱油泡出来的木姜子，从颜色和气味都有着另一种浓厚和高贵，吃到嘴里，幸福感也会跟着提升。
那只盛了木姜子的小碗被放到文朝荣的面前，这在海雀，在这个时候，就相当于鲜花。李明芝的脸上，也是给偶像献鲜花时的景仰表情。
文朝荣不客气地吧唧着嘴，木姜子吃起来也比平时更可口。
“那本本……”他说，他其实不清楚自己该说什么。“你今后还反对我干事不？”他这样问李明芝的时候分明在得意。他说：“你晓得那本本上写的是啥不？”
李明芝说：“我又不认得字儿。”
文朝荣突然起了玩笑的心，他说：“你都不认字儿还一脸光荣，万一那是……”他想说万一那代表的不是荣誉，而是批评呢？但没容他说出这后半句，李明芝就抢过去说：“我看颜色哩。”她同样很得意，中国人的经验，红色都代表光荣，代表喜庆。文朝荣见难不倒她，也收了玩笑的心，正经起来。
他说：“那奖励的是‘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说明我的思想工作做得好。”
他说：“我这些年是没少跟人做思想工作，但……其实我大多数时候都在吼人骂人呢。”
李明芝说：“管它是吼还是骂，你把他们说通了，把事情干下去了。”她的意思是，不管工作方法如何，结果是好的，就该奖。
文朝荣说：“我当初可没想过要当这方面的先进，要是那样想，我就不吼不骂了，思想工作是跟人讲道理。”
李明芝说：“你挖洋芋，把洋芋挖完了地不也得翻了？”
这比方令文朝荣非常满意，为此，他认真咧嘴笑了笑。不过接着他又说：“不过当初我做那些事儿你基本上都反对。”
李明芝辩解：“我反对了？”
文朝荣说：“你嘴上不说，但你拿脸色给我看。”
李明芝就不好意思地笑。
文朝荣说：“这往后，就不能骂人了。”
李明芝说：“是喽，要不然，上头就该把那本本收回去，发给别人。”
文朝荣说：“不过，这海雀人，有时候不骂不行咧。”说着自己“嘿嘿”笑。
李明芝那个比方用在文朝荣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之后他照样该吼的时候吼，该骂的时侯骂。就是说，他的本分是“挖洋芋”，但他却推动了海雀的生态建设和扶贫工作，为赫章乃至整个毕节试验区的生态建设和扶贫工作做出了榜样。自获得第一个荣誉证之后，他紧跟着又获得了许多荣誉“先进工作者”、“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先进个人”、“造林绿化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等等等等，同时，在他领导下的海雀村，也获得过“十佳生态文明村”和“全国造林绿化千佳村”等称号；他带领的村支部，也先后获得了“先进基层党组织”、“‘五好’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等荣誉。
文朝荣后来得到的那些荣誉证，照样被李明芝收藏得很好，但枕头底下已经放不下了，她只好把它们用一块新布包起来，放进衣柜最隐蔽的地方。每得到一个荣誉证，他们都要喜滋滋好久，但那种感情的朴实程度，也就是挖完洋芋后看到地同时也给翻得很细的时候一样了。
荣誉的力量永远不可忽视，它就相当于掌声，永远是催人上升的。即使文朝荣这样的，仅仅把这些荣誉当成本分之外的意外收获，也照样获得的是向上的力量。人一辈子坚守一个信念不容易，不断得到认可，是支持你坚持下去的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
那些年，种树的可不只是文朝荣，也不只是海雀村，但坚持守护着树们长大成林的却屈指可数。那些年，想做个好支书，想帮村民们摆脱贫困的也不只是文朝荣，但真能在退下后仍然这么想，真能一辈子都这么想的人，也只有文朝荣了。当然，这些年，得到过各种肯定各种荣誉的村支书也不只是文朝荣，但一直从中获得力量的也只有文朝荣了。在别人那里，职务有寿命，本分的概念也不同。当职务“寿终正寝”，职务内的本分就将改嫁，从职务内走出来，本分就不再是工作的本分，不再是公的本分，而是个人的本分，私的本分了。至于那些代表荣誉的红本本，自然是被束之高阁起来，偶尔兴致来了，可能拿出来说说，作为“当年勇”的证据炫耀一番。
也只有文朝荣这样的一根筋儿，一辈子都转变不了在职村支书和原村支书的角色，转变不了公与私的角色，退了休还把自己当村支书看，公家的事也当私家的事办。也只有他这样的人，终身坚守着一个党员的本分，一个人的本分。那些荣誉，一直被他当做一份激励自己向前的力量。
2013年，文朝荣七十一岁。别人到了这个年纪，贪恋的就只有天伦了。文朝荣也是儿孙绕膝，也可以只管享受天伦之乐。这时候，海雀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海雀了，有万亩林海，有山泉。脚下滋润，海雀人的生活也滋润。儿子们都修了大房子，2009年政府改造黔西北民居，海雀家家都改成了青瓦白墙，墙是清一色的砖墙了。文朝荣的老房子还是土屋。改房子政府有补助款的，文朝荣也可以改，可他说不用改。文正全文正友都改了，还修了两层，宽敞着哩，他和李明芝可以住到儿子家去。就没有改。可他又一直都没住到儿子家去。他和李明芝，住着海雀惟一的一间土屋，守着对于海雀来说最重要的万亩林海。那些树，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天伦之乐，在林子里啊。
那一年，常发生在他身上的，是一种身体的不适。但他从来没有改变过每天必须到林子里走一圈的习惯，而且，那总是每天的第一件大事。早上起来，他便拿了弯刀出门了。春夏秋冬不论，三百六十五天如一日。老了，腿脚不如年轻时灵便了，这一趟，总是得花去大半天的时间。跟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他好多话就对树们说了。他说：“年岁不饶人呢，我今年感觉不如往年了。”他这样说的时候，正在砍一根缠在树上了葛藤。有了林子，葛藤就跟着旺盛了。他并不反感葛藤长在林子里，但他不允许它们缠树。它们把树缠着了，树就放不开手脚生长。它们都是些拖后腿的家伙。话当然是对树说的，对葛藤说，不落得葛藤幸灾乐祸吗？
起初，仅仅是感觉体力不够了，两腿不如以前硬朗了。后来，他感觉身体里多了一个东西，那种给塞着了给挤着了的感觉很明显，但他却不明白那个加塞的东西到底在哪个地方。有时候，你感觉身体很痒，但你抓半天却找不到痒点在哪里，就是这种情形。他问一棵长得非常壮实的松树：“你说那东西到底在哪里呢？”他说：“我要是找着了，就把它拿掉。要不然，老感觉不舒服哩。”
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尿湿鞋了。那时候，他正对面是一丛灌木，他感觉那丛灌木在嘲笑他。他白了它们一眼，说：“‘人老气力衰，屙尿打湿鞋’，有啥好笑的。”又有一天，他又看见自己的尿线分岔了！他竟然尿出了两条水线！他当时就忍不住哈哈乐起来了，他对树们说：“你们看见没，我屙出两股尿来了！”他说：“妈的，奇了怪了，你们见过人屙两股尿吗？”最后他得出结论：那个多出的东西肯定在水管里头，要不然，怎么会排水排出这样的状况来？
这就到了初夏，五月的某个上午，他干脆排不出一滴水来了。堵死了。那时候，他才意识到不能再跟树们唠叨了。他终于把这种情况告诉了他的儿子们。
那当口，二儿子已经有了一辆皮卡车。买这辆车的时候文朝荣骂过文正友。文正友当着村长，那阵儿村里正好有一笔12万的基建款。这当口买车，他害怕儿子挪用了公款。人们在钱跟前的自制力总是很差，当初王光德就在480块钱面前跌了跟斗，他不得不提防儿子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好在文正友并没有动用一分公款，村里建了正经学校以后，他就把房子修到了学校大门口。媳妇李明巧开了个杂货店，一边卖些小学生们喜爱的零食，一边也卖些洗衣粉肥皂酱酒盐巴等等日用杂货。海雀就他这一家杂货店，生意不错。几年来，他积蓄了四万多块钱，考虑到平常进货什么的方便，他到信用社贷了三万块，凑起来买了这辆皮卡车。账是算得很清楚的，但文朝荣还是做了调查。信用社有文正友的贷款，村里的钱一分未动，这才放了心。但对于儿子买车的事，他依然耿耿于怀。他看不惯儿子这种享乐腐化的思想，境况才好起来几天呢？进个货就嫌不方便了就怕费力气了，就要贷款买车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坐上儿子这辆车去医院。事情有些讽刺了，但这时候他已经没力气自嘲了。父亲病得不轻，做儿子的自然也不敢生嘲讽之心。父子俩坐在车上，好一阵都一声不吭。当然，这主要是他不吭声，儿子就不敢吭声。儿子从来怕他，老了也怕。那天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糟糕，不适感加重，而且增加了一阵一阵的剧痛和一份憋的难受。路途中，他想，要是没儿子这辆车，我是自己走去医院还是让儿子背我去医院呢？他实在憋得难受，就想到了那句话：“活人还给尿憋死？”他自嘲地想，要是没这辆车，他恐怕真就要给尿憋死了。
赫章县医院检查的结果是前列腺增生，建议到毕节市医院手术。
文朝荣松了一口气。拿掉这个增生，他不就通畅了吗？
送他去市医院的队伍壮大了很多，两儿子，两孙子，还有李明芝。病了病了，他才认真享受起天伦的温暖来。因为平常他太严，儿子也好孙子也罢，都没能养出一副乐天性子。这一路上，虽围在他身边，却一个个都瞪着一副严肃面孔，免不了沉闷了。不过他一心想早点到医院拿掉他身体里添堵的那块肉，倒也并不计较这种沉闷。
可是，手术拿掉增生以后，他的身体并没有如他所愿地通畅起来，他仍然小便困难。医生找文正友有过一段秘密的交谈，他认为文朝荣的病情不是增生那么简单，但到底严重到哪一步，他们也得做进一步检查才知道。在进一步检查结果出来之前，文朝荣出了院。从医院回来以后，他发现自己的体力一落千丈。不适感遍布了全身，似乎浑身长满了蛀虫，它们正贪婪地啃食着他的肉他的骨头，它们还要喝他的血吸他的骨髓。正是它们，吃掉了他的体力。
然而最令他难受的，还是上不了山，去不了林子了。这后半辈子他可一天也没离开过那片林子，他跟那些树，远比跟儿女们更亲，他寄予那片林子的希望也远比儿女们的厚。儿女们只要本本分分做人就够了，可树们只要本本分分做树却不够。树们不能保护自己，它们需要守护。养伤口的那些天，他心痒得跟猫抓似的。山里人知道饭能长力气，他拼命吃饭。医生拿掉他的增生的同时，似乎也拿掉了他的味觉，什么样的饭菜到嘴里都跟蜡似的。不过这样也好，就只剩下一个吞的工作了。他把自己当成一盘磨，全部责任就是把送进嘴里的粮食辗碎吞下。
李明芝不知道他的心思，还以为他这胃口代表他好了，或者很快就能好起来了。儿女们来看他，她便对他们说：“能吃饭哩，好得很。”
文朝荣果然看上去不错，因为有粮食们为他撑着身体，还有一个愿望为他撑着身体。那一天，他竟然试图出门上山，他太想念海雀那些树了。他换上了解放鞋，拿起了弯刀。他出了门，踏上了通往山上的那条小土路。太阳明晃晃的，有些炫目。风却还有点儿尖利，刮到身上，他感觉到有点儿冷。怎么能冷呢？都五月了。他想。那就是这身体的问题了，还没完全好起来哩。他想。上坡的时候，他喘上了，树们就在眼前，他再走那么几步，就能摸到它们了。可他却走不动了。他的心跳超出了他的承受力，他两眼发黑，感觉灵魂和肉体就要分崩离析了——他瘫下了。一通冷汗瞬间湿透全身，文朝荣的眼前终于又明亮了起来，似乎那一通死去活来都是因为冷汗们争着往外涌，是它们争出来的热闹。心跳不再那么狂乱，气也不再那么紧了。他听到了喊声，是二儿子文正友在喊“爸”。
一发现文朝荣不见了，李明芝就出门找，就看见他朝山上去了，就跑去叫二儿子文正友赶紧追去。虽看上去他已经恢复得不错，但毕竟不放心，文正友就赶紧追上来了。没想到正赶上时候。
看见父亲那个样子，文正友很冒火。在扶他起来之前，他首先想做的是大声把火发出来。“你病都没好跑山上来搞哪样？”他心头堵着一句“你不想活了”等着他喊，但他没喊出来。父亲跟儿子，情急之下是会发生错位的。一般情况下，儿子要是摔了，父亲首先想到的不是儿子的痛，而是他的不好好走路，是他的淘。如果正好是因为父亲没看好儿子，他才摔了，父亲的火气就更大。因为儿子的失误让他背上了责任，在承担这个责任之前，父亲得先追究儿子的责任。所以，儿子摔跤之后第一时间得到的，往往都不是父亲的安抚，而是打骂。儿子长大了，尤其长到文正友这么大的时候，尤其当老父亲还这么任性的时候，他就会稀里糊涂地把自己当成父亲，把父亲当成儿子。这时候，文正友真想痛骂父亲一顿。可他毕竟还是儿子，开头那股火气冒出来了，神智就清楚了。
他想到了把父亲扶起来。
文朝荣虚弱得没法说话，只好别着脸朝他挥手，意思是让他歇会儿。
文正友的语气已经变软，他正在恢复到一个儿子的状态。他替父亲擦着脸上的冷汗。他说：“看你这样子，你想吓死我啊。”他说的是父亲的脸色，父亲自己看不见，他觉得有必要告诉他。
他说：“这林子好好的，你担心个啥呢？”
他说：“你生病这些时间，天天都有人替你照看着的，不是我，就是大哥。我们你也信不过吗？”
文朝荣的心跳终于平稳了，脸色也好看点儿了。这时候，儿子的心痛才将他那份残余的火气完全赶出身体去，才让文正友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充满体贴的儿子。文正友的手暖暖的，话也软软的。他说：“爸，我们回去吧。”他说：“我送你回去，转身就上山替你看林子去。”
他把父亲扶起来，背到背上。
文朝荣感觉到儿子的后背也是那么温暖。那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传达出的体温，是一种充斥着爱的体温。做父子这么多年了，这还是第一次认真品味这种血块相连的幸福感。那种感觉开始是生疏的，站在他和儿子之间，还需要别人介绍。握过手之后，他们就一见如故了，就拥抱了，就互相拍着对方的后背，交融在一起了，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就分不清你是我，还是我是你了……文朝荣完全放松地爬在儿子的背上，听由儿子背着他去任何地方。只是，对树们的牵挂还盘踞在脑子里。
他告诉儿子，哪个地方的葛藤多，几天不砍，藤就爬上树去了。哪个地方因为背阴，树爱生虫子，要随时关注着，发现生了虫子，就赶紧找林业站的人来治。哪个地方的刺果很猖狂，把正往上长的小树苗全吓着了，两天就得砍一次。那些挨着村庄的地方，时常有人放牲口，羊已经不用怕了，它们只是啃吃点儿树叶，又偏爱的是灌木的叶子。而那些灌木，是不怕吃的。但牛不行，牛喜欢拿树磨角，看见树就把头顶上去磨，等它磨够了，树皮也给磨光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伤了皮，树就活不好了……
他因为放松也因为虚弱，没力气能把话说得大声。但他是把嘴对着儿子的耳朵说的，他相信儿子全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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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海雀只有文正友一个人在等待“进一步检查”的结果，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既然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可能是个黑洞，他就没必要让其余的家人跟着他一起担心和害怕。这种等待非常煎熬，你明明巴望着前面那个黑洞并不存在，但你又不敢肯定这一点。如果有人（而且这个人还比你权威）怀疑它存在，你就不能不正视，不能不担心它可能真的蹲在某个路口等着你靠近，等着你掉进它黑暗的嘴巴。他确实想到过要找一个人分担，比如大哥。如果两兄弟一起来对付，那种害怕肯定要轻微些。但人在脆弱的时候又往往趋于迷信，他怕一旦透露，恶梦就成真了。这种时候，我们想到的不是分担，而是多一个人朝着一个方向去想，就多一份成真的可能。
他只能一个人担着。
那些时间，他显得有点儿反常。他本来是兄妹几个中最开朗的一个。他因为做过教师，便不至于完全罩在父亲那份严肃之下。他爱喝酒，爱抽烟，话比他们多，说话声音比他们高。但这些天他变得很像他们几个了，有时候甚至比他们更呆板。别人跟他说话，说上半天，他一句没听进去。烟头烧着手指了才知道扔。
他变得爱走神儿了。
都猜他可能是因为父亲的病，但没人猜到那个“等待”，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因此都认为他没这个必要。父亲都做过手术了，而且父亲比谁都积极配合恢复，拼命吃饭，按时吃药。更何况，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看上去恢复得也不错。“不就是个增生嘛，伤口好了，就好了。”“你没看他能吃啊，能吃就没问题。”劝他的人只看到了表面的乐观，语气也十分乐观。
可该来的还是来了。
检查结果显示，文朝荣得的是前列腺癌。
果然是个黑洞，它正蹲在前面龇着牙，等着他们的父亲。它丝毫不在意已经被文正友发现了，它斜着眼看着他，露出嘲笑和挑衅的表情。拿着那张检查结果，那张对于他来说相当于天书的化验报告单，文正友感觉到胸腔里一阵冰凉。有一种他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正在下沉，直沉到脚心，又在脚心震起一股酸楚直冲脑顶。做儿子几十年了，文正友似乎是第一次跟父亲产生感情。在这之前，他只记着父亲的严，内心的准备永远都是抵触，抵触着来自父亲的严，抵触着内心那份因严而生的恨。不能违背了父亲的严，也不能让自己对这份严心生恨意。他一直在这种抵触中寻找着平衡，一直在这种平衡中做着儿子，一个说不上听话又说不上不听话的儿子，一个愿意做父亲的影子又并不放弃做自己的儿子，一个跟父亲保持着距离却又并不失孝顺的儿子。可是现在，在被人称做癌症的这个恶魔面前，文正友无法再坚持这种平衡了，他感觉到一种明显的倾斜和摇晃。
他把两颗浊泪砸到了那张报告单上。
人在绝望跟前总是依赖于侥幸心理来拯救自己，文正友决定必须对父亲隐瞒真相和最后决定干脆告诉他真相，都是趋于这种心理。正常情况下，没有谁愿意把癌症这样的恶果告诉当事人。病人已经病着，不能再让他承受绝望，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其实还希望病人在没有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出现奇迹。人在绝望的时候总是希望出现奇迹，每一份侥幸都期待的是奇迹。但文正友在父亲这里遇到了麻烦，父亲拒绝再去住院治疗。
除了文朝荣，文家上下都知道他的病情有多严重。住进医院去，是毋庸置疑的了。可文朝荣恰恰感觉他已经差不多了，等力气回到身体里来，他就可以出门巡山去了。他不照镜子，看不见自己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也看不见自己脸色有多不好。他只知道自己每天都在拼命吃饭，只知道饭是长力气的。他是庄稼人，从来就不怀疑粮食的实在，他哪里知道他吃进去的粮食，实际上是被蛀虫吸收去了呢？那些叫做癌细胞的东西，倒给他喂养得又肥又胖，喂成大力士了。
“我为什么要去住院呢？”他这么问围在他身边的一圈圈家人。
“得治呀爸。”孩子们说。
“不治不行哩。”李明芝说。李明芝心弱，虽然儿子特别关照过要不露声色，但她说话时还是没法把那份悲痛和害怕遮掩得天衣无缝。文朝荣就从她列开的那丝缝隙里看到了不祥。他试探性地问：“是医生叫我回去住院？”
李明芝说：“是呢。”
文朝荣又去问文正友：“医生说啥？”
文正友说：“没说啥，就是说回去住个院，彻底治好。”
文朝荣想了想，说：“这医生也怪了，既然没啥我为啥要回去住院？我在家里吃药不好好的？当初不也是医生叫我出院的吗？”
文正友愁了一会儿，只好说：“医生现在觉得你又应该回去住院。”
他喊起来：“凭啥？”
文正友说：“凭后来的检查结果。”
他问：“我啥时候又检查了？”
文正友说：“你上一次手术的时候，有一个检查结果没出来，现在出来了。”
他问：“结果是啥？”
文正友说：“没啥，就是增生。”
他说：“那还回去做啥，增生不都割掉了吗？”
他说：“我不去。”
文正友说：“还是去，得听医生的。”
文朝荣说：“医生的话不能都听，得看各人的情况。我都快好了。”
文正全在一边着急，说：“爸，你那是自我感觉好，其实你一点儿都不好。”
文正全被文正友白了一眼，他的话也有裂缝。
但文朝荣没听出来，他那会儿心很烦，一家人都围着他劝他去住院，既然没啥为什么要去住院呢？他跟他们说了这些话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他得闭上眼歇一会儿，等待下一批力气来到身体里。他无力地挥挥手，希望他们已经离开了。可等他有力气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还守在旁边。他们一个个眼巴巴地看着他，等他答应去住院。他生了气。他说：“叫你们走开怎么不走开呢？你们以为我老了病了，就可以不听话了吗？你们想气死我吗？看病病不死我，就想气死我是吧……”他已经喘上了，生气真耗力气。
事实上，在他闭眼养力气的这个时间，文正友已经拿定了另一个主意，那就是告诉他真相。也是给他逼的，他一根筋儿惯了，说不就不。做儿子的就侥幸地想：父亲的这种一根筋儿或许能用到其他地方，比如在对待真相的这个问题上，他偏偏不让自己被吓倒，偏偏不被病魔征服？别人也好，儿子也罢，现在不都公认了文朝荣不是一般人吗？一般人做不到的，他不都要做到吗？那么说不定他会想：你以为癌症就能吓倒我？切！再不济，说出真相后，他怎么也得改了他那顽固德性，去医院治疗吧？
文正友就把那张报告单递给了父亲。
文朝荣认真看了一会儿，没看懂。不是医生谁也看不懂。
文正友暗暗吸了一口气，说：“爸，你得的是癌症。前列腺癌。”
文朝荣看一眼文正友，那一眼把文正友看得心直往下沉。可文朝荣不过是想问：“就这张单子上说的？”
文正友说：“是的。”
文朝荣说：“是癌？”
文正友说：“医生说……是癌。”
文朝荣沉默了。那时候，屋子里像创世纪之前一样静，全都屏住呼吸，等待着创世的宇宙大爆炸。可等了很久，只等来文朝荣吧哒了两下嘴的声响。
文朝荣那会儿觉得嘴巴特别苦，想吧哒点儿口水滋润一下。围在身边的家人在这个动静之后松动了一下，个别身体重新找了个稍轻松一点的姿势，那多发生在孙子辈的人群中。他们和爷爷隔着一代血肉，在情感方面不论是接收还是发送都隔着那么点儿距离。儿女那一辈，他们只是暗暗地舒了口气，这口气之后马上又绷紧了神经，准备着接受父亲的绝望。有人在这个时间白眼过文正友。叮嘱不说的是他，现在说出来的也是他。父亲会怎样呢？他们自认为是最了解父亲的，他肯定不会哭，但那种强装的镇静反让他们更心痛。凭他们是他的儿女，他那强装的镇静背后的崩溃和塌陷，他们是一定能看见的。父亲崩溃的时候，他们该怎样去替他顶住呢？
文朝荣当然也给吓着了，他长时间的沉默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但他最后的决定，还是说明他跟别人不一样。这一点，即使是儿女们也没想得到。他们想，这回，他无论如何也得答应去治疗了吧？他们差不多已经都把绷紧了的身体放松了，只等着父亲说“那走吧”了。
可他却迟迟不说。
儿女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默认由文正友张嘴。
文正友小心地说：“爸，那我们走吧？”
不想文朝荣却反问：“去哪里？”看上去他们前面说的那些话，还有那可怕的真相都白说了，或者他一扫帚把前面那一段记忆全扫地出门了？
文正友小心地提醒：“去医院啊，去治病啊。”
文朝荣说：“我不去。”
事情看上去绕了个大圈儿，又回到了起点，难道他们还得再跟他提一遍真相？
文朝荣说：“都是癌症了，还有啥治头？”他这么说，儿女们就以为他已经崩溃了，急忙张嘴吸气，要宽慰。那李明芝早都抹起了眼泪，哭声呼之欲出了。
文朝荣说：“癌症能治好吗？哪个治好过？不白花钱吗？”
李明芝终于哭出来了，说：“老头子唉，你不还有一堆儿女吗？”
儿女们也急忙表态，说：“爸唉，不担心钱啊，我们有钱给你治病啊。”
文朝荣说：“不是说你们没钱，是说白花钱。”
儿女们说：“治病哪叫白花钱啊。”七嘴八舌要说服他，都争着表达自己的见解。文朝荣趁这个机会又闭眼养了会儿神，最后告诉他们说：“别费那心思了，我不会去白花那钱的。”
他骨子里头那股犟劲儿，现在竟然跟癌症犟上了。
一个人要在死亡面前保持镇定自若，仅靠勇气是不够的，得靠信仰。相信自己死后能上天堂的人能泰然，相信自己来世还能转世为人的人能泰然，文朝荣相信人死人泥，也泰然。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重大哲学命题到了他这里就不重要了。在他这里，重要的是你来了以后怎么做人，走之前你做过什么。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以后，他花了一个晚上来琢磨这两个问题。那天晚上，他的脑子是在他生病以来表现最好的一晚，他感觉它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在不知道病情真相以前，他还有些将就疾病，就像在不知道来者不善的情况下对闯进自己家里来的人表现出起码的客气一样。当他知道真相后，就完全不用客气了。他横眉冷眼，再不会理会它了。把骚扰挡在外面，自己就能冷静地思考。他认真把自己这一辈子捋了一遍，觉得自己首先在怎么做人这个问题上没有含糊。他是党员，是村支书。海雀人早在18世纪就开始信仰耶稣，而他却坚定地选择了信仰马列。他家旁边就有一座基督教堂，他身边也全都是耶稣的“兄弟姐妹”，可这辈子他却一直坚定自己的信仰，不求死后能到哪里去，只求活着的时候，能做一名好党员，做一个好支书。
他自认为此生做下的事情不多，但为海雀栽上并守下了一片林子还是令他满心自豪的。有了那片林子，有了海雀人今天清风绿水的日子，他完全可以丢心落肠了。惟一有些放不下的，还是那片林子。在这个问题上，他太像一个溺爱子女的父亲，放嘴里怕化了，放手上怕飞了。尽管后来已经配备了正经的护林员，他还是相信自己不眨眼地盯着更安全。可是，死亡就在跟前，正冲着他虎视眈眈，他只好这样想：好吧，人死入泥，死了我还能化作一把肥料养几棵树。
他不去住院，他要去巡山。能吹吹林子里带着树叶清香的风，能摸摸那些树，比往血管里灌药水好得多。如果那一天他有力气上山，那一天他就很开心。如果那一天他不仅上了山还能在山上多待一会儿，那一天就是他的节日。早上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活着，他就又为自己多赚了一天而窃喜。到这个关口了，他要做的事情也不多。
第一件，是跟那片林子告个别，尤其那些他经常去摸的树，那些给他带来最大成就感和自豪感的大树。不久他就不能以活人的形式跟他们见面了，不能拿着弯刀替它们砍刺，不能为它们撵牲口，也不能为它们灭虫了。另一种在一起的方式或许并不差，但他和它们肯定都得好一阵才能习惯。往常，他走近它们的时候是平静的，像父亲走近儿子。摸它们的时候也是平静的，像父亲牵着儿子的手。现在，同样像父亲走近儿子，同样像父亲牵着儿子的手，但他却没法平静了。他伤感了。他对它们说：“我不行了，生了癌症，没多久就要死了。”他说：“别的我都放得下，就放不下你们。”他说：“你们生在一个石漠地区呢，这四周少的就是树，你们长大了，就难说会有人盯着想偷你们哩。”他说：“你们没生手没生脚的，打不能打逃不能逃，叫人怎么放心呢。”他说：“别看现在海雀看起来山清水秀的，你们要是给毁了，海雀又得回到以前了。”他说：“你们长成一棵树得多少时间啊……”
第二件，是把那片林子交代给村里自己信得过的人。比如儿子文正友。他当着村委会主任，是党员，还是他的儿子。不光是父亲信任的问题，是党员就还有一个必须的问题。他既然担当了村委会主任和文朝荣的儿子这两个重要角色，他就必须看好那片林子。他对文正友说：“你一定要看好我家海雀这片林子，千万不能让它受损失。”他说：“你要记住，你是党员。你就是不当村主任了，你还是党员。是党员就要为党做事，你做不了别的，看好这片林子，就是最对得起党的事情了。”
他说：“小山包上……”
文正友接过来说：“我晓得，小山包上葛藤多，三天不砍就缠着树了。”
他点头。
他说：“岩蒜包包……”
文正友接过来说：“我晓得，岩蒜包包那边经常有人放牲口，要注意别让牛进林子，牛爱拿树磨角，不光磨角，还爱啃树皮吃，‘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树没了皮就活不好了。”
他点头。
他说：“尖子树塆塆……”
文正友这回没抢话，让他自己说。
“尖子树塆塆背阴，树爱生虫，要经常注意，一发现虫就赶紧告诉林业站。毛毛虫刚长出来的时候细，要仔细看。”
他这些话，早在那天文正友从山脚背他回来的时候就说过了，可后来他又冲他说了很多遍。他不光对文正友说了很多遍，还对文正全说过很多遍，对王光德也说了很多遍。听多了，他们都能倒背如流了。王光德被他开除过党籍，后来又被他召唤回了支部，这后生他信得过。鉴于王光德有过这样的历史，他还跟王光德多说了几句关于以后再不能犯错误，要积极，要进步，要严格要求自己一类的话。鉴于跟王光德提起了这个话题，他又顺便跟当着村委会主任的文正友说了几遍类似的话。
文朝荣就这么唠叨到了腊月，他离医生判的那个死刑期非常近了。可有一天他生命的火焰却突地旺了起来。恍惚间，他感觉病魔已经不在他身体里了，他们逃了，或者睡着了。他像那种被囚了几个月的死刑犯，眼看就要“秋后问斩”了，老天却给了他一个逃跑的机会。他便逃了。他逃到了山上，逃进了海雀的万亩林场。他在那里尽情地跟树们唠叨了一个上午，才下山来了。谁都能想到家里人有多急，明明一个下不了床的病人，突然找不着了。都在第一时间想到了那片林子，但谁又敢相信，一个病入膏肓身体能爬上山去呢？没想到他还真上了山，看到他回来，一家人都拿眼瞪着他。显然大家都怀疑这一点，同时也怀疑他身体里哪来的那股力气。
文朝荣跺跺手上的拐杖，说：“两条腿走不上去，三条腿还不行啊？”
到这时候，他还幽默了一把。
那分钟，他所有的家人都在质疑：难道医生是误诊了？
李明芝第一个把这种质疑转换成相信，她含着泪“呵呵”笑起来，说：“好了就好，好了就好了。一家人都望你好呢，你这回好了，别说天天进林子，就搬到山上去住都行。”因为惊喜，她表现得特别纵容，她说：“你要是想搬到山上去住，我也陪你。”
文朝荣对李明芝的态度非常满意，倒是有些看不惯儿女们那一脸的疑惑和一脸的傻。他赶他们：“去去去，该忙啥忙啥去。”
看他真是一副好好的样子，儿女们虽然还悬着心，也还是宁可相信医生可能是误诊了，相信他们的父亲真的好了。他们七嘴八舌地劝他：“身体还没有完全好之前，最好不要急着上山去。”说：“林子那么大，你要是摔哪儿了，我们怎么找啊？”说：“等病全好了，再去吧。”
文朝荣没耐心听儿女们啰嗦，他也不看他们，只拿拐杖薅薅，说：“听见了听见了，明天我不去了。”
他说话算话，第二天真没去。但第三天他又去了。上山的途中，他撞上了大儿子文正全。文正全在海雀煤矿的风井上班，每天都要经过这片林子。大儿子眼睛本来就大，看见对面走来的是父亲，他那双眼睛就瞪得如灯笼了。“爸你怎么又跑上山来了，不是说好不来的吗？”他大着嗓门儿喊过来。文朝荣本来埋着头爬山呢，这下得抬起头来了。文朝荣说：“我啥时候说过不来的？”文正全说：“你前天还答应过我们，等病全好了才来的。”文朝荣说：“我只说过昨天不来。”因为成功钻了儿女们的空子，文朝荣露出一脸得意。
父亲以前可从来没这么可爱过，文正全也就生了纵容之心，语气也软下来了。说：“我天天从林子里穿来穿去，顺便都替你照看了，你这阵儿就不要往山上跑了。”
文朝荣说：“我来这里待着舒服。”
文正全说：“这大冷的天，没听说山上待着比家里待着舒服的。”
文朝荣犟着嘴说：“我就是。”
老来还小。说的就是人老了就变得像个小孩一样不讲道理。看父亲一味的执拗，文正全也只好由他去。好在他知道父亲上了山，心中有数，也不用太担心。
这天，文朝荣在山上遇见了两个打松果的。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父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不过一个是老版，一个是新版。他不认识他们，但他们肯定是认识他的。一撞上，那对父子就想逃。他急忙喊，“哎！”他一喊，他们就不能逃了，都被捉住了，还逃？就不看他，不敢看。两人怀里都搂着一根长竹竿，竹竿的上端绑了一把镰刀，那是专门发明来打松果的工具。现在，他们用它来挡脸。明知道一根竹竿挡不住脸，还挡。能有什么办法呢？把脸别开，面前再挡根儿竹竿，勉强糊弄一下自己吧。这片林子不属于他们，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眼馋。林子是海雀人的，没人说松果也不可以捡吧？就有好多外村人悄悄来打松果。海雀人也没在这个问题上太计较，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你不能因为这样就肆无忌惮吧？不能给你脸你就得脸吧？你见了海雀人还得躲吧？更何况，这回他们撞上的还是老支书啊！这方圆几十里，谁不知道老支书跟这片林子的关系啊？
文朝荣问：“你们是哪个村的？”
“四方。”那边回答说。
“哦。”文朝荣说。他显然不过是想知道他们是哪个村的，并没有要计较他们的意思。“打下多少了？”他问。
“几十斤吧。”那边答。
“一年来打几次？”他问。
“没几次，一两次咯。”那边说。
“别弄坏了树就行。”文朝荣说。
“不会不会，弄坏了树，我们以后也捡不了松果呢。”那边说。
“那你们继续打吧。”文朝荣这就算告了别，说完他就朝前走了。
那天下山的时候，他捡回了一个松果。那个松果很大，再胖点儿就可比一只橄榄球。它已经炸了果，掉到了地上。文朝荣路过的时候看见了，觉得可爱，就把它带上了。到了山脚，又碰上了王学方。两届老支书遇上，自然是分外亲切。
王学方说：“老支书好多了啊？”
文朝荣说：“好多了。”
王学方说：“到山上转了一圈儿啊？”
文朝荣说：“转了一圈儿。”
王学方说：“你呀，一天都离不开那些树。”
文朝荣说：“看着它们长大的呢。”
王学方说：“你把它们当儿子呢。”
文朝荣说：“比亲儿子还亲。”
王学方笑起来，文朝荣也笑起来。
这才看到他手上的松果，王学方大惊小怪地说：“你捡了个松球啊？”
文朝荣掂了掂手上的松果，说：“这一个，估计能称斤把。”
王学方把松果拿过去掂了掂，说：“嗯，是可能有斤把重噢。”
这样，两人就开始算松果的账。当初栽树是按一亩300棵栽的，现在就算每亩有100棵树挂果，一棵松树产20斤松果，13400亩得产多少斤松果？就按一块钱一斤算，一年能卖出多少钱来？
两个已经到了暮年的脑子，咯吱咯吱转，就转出一个让他们惊喜的数字来。事实上，他们还从来没认真算过这笔账，这一算，倒感觉白捡了一笔钱似的。回到家文朝荣又认真问了一回文正友：“我家海雀这片林子一年到底能卖多少松果？”
文正友不用算，因为他平时就掌握着一些数字。他说：“一年卖松果，少的一家能挣两三千块，这是懒的。勤快的，能挣七八千吧。”
文朝荣那天没完没了地盯着他捡回的那只松果傻笑了一个下午，那之后，他再没上过山，直到他走进生命终点的那个黑洞。
26
他是2014年正月初十离开人世的。那天海雀正好下了一场大雪。哑声以后，不断有村邻来看望他，他说不出话了，也听不见别人说话了，但他能听见他们踩着积雪来去时的“咯吱”声。听得多了，他就恍然觉得那些声音来自自己的脚下，来自他正在走向另一个世界的脚步。他这辈子还没静下来仔细听过这种声音，这当口，他突然发现这种声音那么让人内心宁静。有着这种声音的陪伴，眼前的黑洞并不令人恐惧。于是，他“咯吱咯吱”走向了人生的另一个端口。
他耳边的脚步声停了，但海雀村的脚步声却更密集更响亮了，也更加杂乱了。一听说老支书过世了，那些脚步声便失去了镇定和从容。人们慌忙地奔走相告，村子里除了杂乱无序的脚步声，就只剩下那一个声音——“老支书过世了。”
“老支书过世了。”
“老支书过世了？！”
“老支书过世了。”
突然就起了劲风，雪花开始横着飞，像刀片一样削着人们的脸。有一种声音从远处传进了海雀人的耳朵，那是那片林子发出的，“呜——呜——”。那声音鞭子一样横空抽来，就抽痛了海雀人的心，抽酸了他们的鼻子，眼眶就红了，火辣辣地痛。“老支书”，这三个字，这个称谓，这个人，海雀人已经习惯了它们的存在。它们对于海雀人，就像是“父亲”，像是“兄长”，像是“手足”一样。你不一定随时都把它们挂在嘴上，记在心上，但它们是你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一部分，它们代表了你不孤独。可是现在这部分突然就没了，说没就没了。头两天，几乎每一个海雀人都感受着这一种空落，感受着这种空落中的无依和无措。
老支书下葬的地方是大家选的。在世时，他一心想让海雀回到起初的样子，回到那个有森林有海子的样子。现在，海雀有了一片正在长大的森林，就差海子了。于是，大家在曾经的三个海子上头为他选了一块墓地。现在那里还是干海子，但海雀有了万亩林场之后，就没人怀疑它有重新溢满清水的那一天。等海子里有了水，老支书坐在上头一眼就能看见。
下葬的日子选在正月十二。天一亮，雪就停了，风也停了。海雀的天空却没有亮开，灰灰的厚厚的雾，始终悬在头顶。那时候，文家的老土屋里已经给挤得水泄不通，屋前的土院坝里也站满了人。同时，那些从四面八方通往海雀的大路小路上，还有人在朝着这里赶。四方村、新寨村、河坝村、发冲村、以则村，甚至有省界上的云南人。他们都听说老支书是今天下葬，都要来送他一程。
棺木被放在堂屋正中央，孝子们围着棺木哭别。身后便里三层外三层地挤了一屋子妇女，她们都是自发来送行的。她们不是文朝荣的亲人，不用哭丧，但她们全都忍不住眼泪。不好意思嚎啕，她们就尽量压抑着那股直灌头顶的哭的冲动，无声地抹着泪流，两只衣袖湿透了再湿透。有时候没忍住，哭声会突然冲出喉咙，带出一串咳嗽。土屋逼仄，吸溜声和压抑不住的抽泣声挤压得人十分难受。
等抬棺木的人早在院坝子里候着了，不只是八个，是好多“八个”。第一轮的八个是大家事先商量定下的，后面的就是自发的，一定要抬一肩才能安心的汉子们。他们都争着往前挤，都想争取早一步轮到自己，都生怕到最后轮不到自己。毕竟，从文家老屋到下葬的地方，路程并不很远。况且，往这里赶来的人越来越多，你如何能肯定后来的人中，没人去抢杠子呢？
还没出发，男人们已经在院坝子里为这个事情争起了嘴，都认为自己才是最该抬老支书一肩的那个人。他们吵吵着，数着自己从老支书那里得到的好。那些好，是现在用来竞争抬棺资格的条件。情绪激动起来，他们竟然配上了肢体语言，看阵仗，都要打起来了。
主事的人觉得这种时候吵吵闹闹不成体统，大着嗓门儿呵斥，“别闹了别闹了！这老支书上山的路又窄又陡，这大雪的天还滑，大家眼神儿看着点儿，腿脚麻利点儿，保证都有抬一肩的机会。”
这里还吵吵，说：“小路短，不如沿马路走，马路长些，这么多人，也能都轮上一肩。”
主事的人想了想，说：“行，那就走马路。”
这样，大家似乎应该安心了。
就有人去问那云南来的：“你们也来了？”本该是客气话，可语气里明明掺杂着不满，似乎他们是来抢风头的。
云南来的可不是一个，而是好多个，他们没敢奢望能抬上一肩老支书，只是想来送送行。他们的村庄紧挨着海雀，就在山的那一边，在那片林子的边儿上，海雀人在这边能享受到的风水，他们在那边也享受到了。他们没栽过一棵树，但却享受到了林子带来的全部好处。他们要是还有良心，就应该记这个情。现在，带领大家栽树的老支书离开人世了，他们没法说服自己不来送一程。路程远了点儿，但来的人中也有妇女。女人心浅，眼窝也浅，挤不进屋，就站在雪地里抹泪，把眼睛抹得红红的。
十点钟，棺木被抬到了屋外，绑麻绳，穿杠子。抬第一肩的八个汉子早早地等在旁边，主事人一声“起”，他们便抬起了杠子。哭声陡然潮汐一样腾起，这一回，那些一直憋着的喉咙也放开了。老支书这回是真要走了，还忍什么呢？悲恸的声浪甚至压过了送行的鞭炮声，男人们吵吵嚷嚷，也不管脚下是不是稳，一个挤着一个，簇拥着棺木去了。虽说是马路，却也不宽。再说，送行的人好多啊，你往前面看，看不到头，那些从上头赶过来，又来晚了的，干脆就在半路等着迎老支书了。你往后面看，也看不到头，那些从下头赶来，又来晚了的，正在不断地拉长送行的队伍。还有从左右赶来的，虽不整齐，但他们最终也是要来到队列里的。
文朝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身边或许只有他母亲，最多不过再多一个接生婆吧。可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边的人多得从他家到他坟地的那条土马路都装不下。他都到地方了，送葬队的尾巴还排在他家土屋下面的那片竹林里。他家出门下坡的路，在他小时候栽下的那棵姜子树脚前拐个弯进了竹林，上坡的路，也在那棵姜子树脚跟前拐过弯上了坡。拐上去半里，又拐个弯朝上半里，才到他的墓地。送丧队跟着这条土马路弯来拐去，走成了一条长龙。后来，好多人着了急，就不遵守秩序了，也不正经走路了，从土坎，地头，抄捷径往前追。这么着急，只是为了能赶在盖棺之前最后看上老支书一眼。最后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人们都尽量往前挤，实在挤不动，就又退而求其次地爬到高处，高处能获得有利视线，或许能满足他们的愿望……
风就是那会儿起的。人们是先听到林子发出的吼声，才知道起风了。风的起处是林子，落处也是林子。人们感觉不到风抽脸，也看不见天空雪花飘，只听见风在林子里狂走：“呜——哇呜——哇——”，树们摇晃，舞动，看上去像是想起飞，或者，想……下跪。
那之后，文朝荣老支书就活成了另一种形式，一种被时常挂在口头的形式，一种被人传诵的形式，一种楷模一种榜样的形式。2014年，他先后被追授为市优秀党员、省优秀党员、全国优秀党员。
2014年的5月8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到毕节市、赫章县、纳雍县、织金县调研时，到海雀看望慰问了文朝荣的家人。赵克志说：“海雀村房子漂亮、村子干净、生态宜人，这都离不开文朝荣的功劳。海雀村是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的一个缩影，文朝荣是贵州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杰出代表，是全省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是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面镜子。各级领导干部要远学焦裕禄，近学文朝荣。”
那之后，赫章县在最中心的位置拉起了巨大的横幅：远学焦裕禄，近学文朝荣。紧接着，毕节市也拉起了同样的标语，再接着贵阳市内也出现了类似的标语。甚至某些茶楼的桌上，那块茶品导购牌的后面，也印上了文朝荣的照片，写着这两句话。
2015年，他又被中宣部追授为“时代楷模”。
到这时候，文朝荣这个名字在贵州差不多已经妇孺皆知，他的事迹也不同程度地深入人心，很多人自觉地传诵着他，同时又由衷地被他的事迹感动。文人骚客们也情不自禁地赋文做诗表达着那份感动——
你，
以树的名义，
长成一根钙质十足的长长的扁担，
挑着苦甲天下，
挑着筚路蓝缕，
挑着绝地突围，
挑着林茂粮丰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