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国启动了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工程，在长江中上游流域各省区实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时间为1989—2015年。这是那一年世界有关环保的一件大事了。也是中国为综合治理江河首次实施的大规模林业生态工程，关系到长江中上游水土保持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造林667万公顷，以恢复和扩大森林植被，遏制水土流失。工程区域范围包括11个省市的271个县，主要包括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九个省的145个县（市），建设任务从1989年开始，计划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使有林地面积增加一亿亩。这个工程把毕节、大方、赫章列为试点县实施区域。
同样是1989年，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特意组建了以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为组长的支援毕节试验区的专家顾问组。
还是1989年，毕节地委、行署向贵州省委、省政府报送了《关于试验区生态建设规划近期实施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的生态建设规划方案是：1．实施毕节、大方、威宁、赫章四个县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项目。计划1992年前治理3640平方公里，占总治理面积的40%，平均每年治理910平方公里；2．实施农田基本建设项目。计划1992年前完成中低产田土改造200万亩，平均每年50万亩。建人饮灌溉两用水窖20万个，容积400万立方米。平均每年建5万个，容积100万立方米；3．实施温饱工程项目，以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为重点，配以分带轮作、良种、有机肥、化肥、农药等农业技术，推广面积逐渐扩大到100万亩；4．实施“三林一茶”（用材林、经济林、果木林、茶园）工程，规划营造用材林、经济林、果木林各1亿株，新辟茶园21万亩。同时，对160万亩35度以上的坡耕地实施退耕，每年退耕40万亩；5．实施牧业开发项目，建设50万只绵羊生产基地，建成8—10个年出栏肥猪5万头的生猪生产基地；6．加快煤炭资源开发，促进劳动力转产转业，减轻土地资源压力。
当我们脚下这块石漠地彻底走进世界的视野，并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以后，在这片土地上自觉做出过努力和奋斗的草根们也自然受到了瞩目。这一年，大方县的李淑彬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的“三八红旗手”称号，同年9月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会议。紧跟着，1990年3月，她被国家绿化委授予“全国绿化奖章”；1991年3月，又被全国妇女联合会、林业部授予“全国‘三八’绿色奖章”；1998年6月，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国家环保局授予“第二届中国妇女环保百佳”称号；1996年3月，被林业部、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绿色奖”；1998年8月，再次荣获“第二届中国十大女杰提名奖”。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贵州日报》《毕节日报》分别多次报道她绿化荒山的先进事迹。1990年李淑彬被聘任为大方县政协委员以后，多次当选为县党代表、县人大代表。2004年，大方县委县政府还立了一块名为“全国劳模李淑彬”的纪念碑来激励后人向她学习。
同样，金沙县的杨明生也在1989年被评为“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紧跟着1990年又被评为全国计生先进个人。就连跟他一生栽树的妻子王定芬，也得到了各级各部门给予的各种荣誉：2001年被评为贵州省生态建设女标兵，2003年荣获贵州省三八绿色奖章，2004年她甚至获得了“全国第七届地球奖”。
1989年，文朝荣才刚刚把树苗栽满海雀的山头，所以他还没得到像他们那样的荣誉。不过，这一年他被招聘为科技副乡长了。
9
什么样的土地养什么样的人，杨明生这对“树痴夫妻”也土生土长于我们脚下的这块石漠地。他们生活的金沙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平坝乡是金沙县境内赤水河和乌江水系两条支流的源头，大娄山脉与乌蒙山脉的交汇处，贵州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山区。1984年以前，别人是这样说平坝乡的：“处处是荒山，年年有旱涝，家家都贫苦。”
其实，生在一个光秃秃的地方，种树几乎是每一个人的第一愿望。关键问题是，石漠化后的土地种树非常难以成活。“年年种树不见树”是这种地质条件下的残酷现实。树不见活，地越来越薄。谁见过石头的生长呢？生在这种地方的人就见过。石头一天天往高处长，往大处长，因为处于一种特殊地貌，它们的生命特征看上去跟植物一样，有了肉眼能看得见的生长速度和势头。
只不过，别人看见了也就看见了，要么干着急，要么在无奈中视而不见。杨明生干着急了六年，1984年的某一天，他终于忍不住脱口说道：“再不想办法把树种活，把土留住，大家都要饿死在石头山上了！”就那一年，他毅然决定辞去他任了六年的乡党委书记，去种树。在权和钱早已成为普遍中国人惟一的价值观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多大的勇气呢？但同样是在这种价值观的驱使下，金沙县组织部从保护干部的角度，决定让他“留职带薪”。于是，杨明生立下军令状，要在5年内育林6000亩，完不成任务就地免职。
好好的官不做，要去栽树，已经很令人费解了，更何况还是到石头缝里去栽树。好心的专家觉得有必要提醒他，想在石漠山区造林就等于是神话。可杨明生是那种一根儿筋，他认准了的事情，就是石头缝他也要去钻。他当然不是盲目自信，他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他像了解自己的母亲一样了解这块土地。在这山里头，悬崖缝里都能长大树，这不是简单地给他增加信心的问题，而是让他看到了一种生的坚韧和顽强。
别人的白眼和不理解他可以不管，但他得说动乡亲们栽树。他说：“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这话听起来很押韵，但别人却当笑话听。多生孩子才有望致富，因为孩子多，手才多，谁家多一双手刨，谁家就能多向这个世界获取。不管如何，只有多得，才有富起来的可能。这是山里人最普遍的逻辑，也是看上去最符合逻辑的逻辑。至于多栽树能致富，简直被他们看作荒谬之说。一棵树能值多少钱不说，先说在石头缝里栽树有多难，再说一棵树要长多久？
别人不信，杨明生便试图拿自己的行动来说服人，他说：“我都辞了官来栽树，这件事情还有啥值得怀疑的呢？”人家听了就笑，很善意的笑，并不戳穿他的傻，更不会说他的疯。他磨细了舌头，好不容易说服了27户乡亲，于是，他的由127名苗族乡亲组成的生产合作社终于建起来了。杨明生生于1944年，人生阅历中有过对农村合作社的了解。这一回，他也采取合作社的形式，用“四统一分”的双层管理体制，即“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服务，统一管理，分户经营，自负盈亏”进行管理。
那年冬天，杨明生带着妻儿，领着第一批入社的社员上了山。这一去，就在山上待了整整三个春秋。
杨明生在农学院学习过，这就注定了他不光对生他养他的这片大山有着充分了解，还在植树方面具备着科学知识。什么样的树该种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地方该种什么树，哪种地方该这样种，哪种地方又该那样种，他完全了然。
平坝乡其实一点儿也不平，“乱石山，巴掌地；种一坡，收一箩。”这才是它的真实写照。有个段子是这样的：说一个农民家有七块地，有一天，他刨地刨累了，一屁股坐下，就发现地少了一块。只有六块了。数来数去都只有六块。还有一块哪去了呢？急了，站起来找，结果才发现被自己坐在屁股底下了。这个段子讲的就是平坝这样的地方，讲的就是这样的巴掌地。在这样的巴掌地，种什么都没法整齐划一。挖一个坑儿，你得跑几米远再去挖第二个坑。有时候，看似有个避风窝，一锄头下去，眼前便金星乱闪，那是因为你挖到的其实是石头。那个窝是个骗子，不过是狂风从四面八方吹来的泥暂时在这里落了脚，表面看上去很安定，其实随时都准备着再一次随风远行。这样的地方当然不能栽树，树毕竟不是豆子，它们需要的是一个能把根扎到地下的坑。在这样的地方种树，多数小树苗都显得很孤独。它们一个人站在一个石旮旯里，被石头挡着外面的光景，又没脚可以走出去。风来了，它得一个人挡风；雨来了，它得一个人顶雨，眼睁睁看着脚下的泥土被风刮走，被雨冲走。
只有杨明生来的时候，它们才感觉到一份温暖。
每栽完一批树苗，杨明生都像照顾新生儿一般细致。下过一场雨，他要一株一株数着查看它们的情况。土被冲走了，他把它们捧回来，重新为小树盖上。刮过一场风，他也要一棵一棵去检查，吹倒了的，刮歪了的，他得把它们扶正，重新把根培实。高原地区的日头也是很毒的，遇上大太阳天，他就号召社员们赶紧挑水给树苗解渴。
整整三个年头，杨明生就是这样过来的。
在他的悉心照料下，合作社种下去的树成活率高达97%以上。三个年头，他凭着一锅小豆酸菜，两斤土酒，三餐包谷饭，硬是把6000亩的造林任务完成了。这三年，他不光栽了6000亩树，还扩大了“金沙县湖水高原营林生产合作社”的规模。
因为这一壮举，还因为他的“高原营林生产合作社”的影响，1987年他被评为贵州省劳动模范，1989年被评为全国绿化劳动模范。也是这一年，他被选为金沙县人大副主任。
1989年是20世纪的一个平年，是中国天干地支的己巳年（蛇年），这一年同样得到重用的还有文朝荣。文朝荣和杨明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他们造林的方式，比如他们把树看得比官位更重要。
乡干部给他带去好消息的时候，他还在山上。山头栽满以后，他每天都要上山把树苗们看上一回。栽是栽上了，要让树苗活下去，得细心照料。海雀有养羊的，有养马的，有养牛的。在海雀这种不长草的地方，小树苗随时都可能成为牲口们的可口点心。再说那马蹄牛蹄，对于小树苗来说，又都是最具毁灭性的。树虽说是大家栽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爱护那些树。从感情上讲，文朝荣更像树们的父亲，而其他人，顶多算是远房亲戚，或者邻居。这些远房亲戚或邻居有时候会因为更爱他们的牲口，而无视于那些小树。文朝荣天天上山巡走，就是为了防着他们。村支部专门制定了村规民约，毁了一棵树苗罚多少钱。但你要是抓不着现形，那村规民约就完全没用。村里有几个专门的护林员，但他们同样因为跟这些小树的感情不够深，而有可能懈怠。所以，文朝荣必须全神贯注地做树们的监护人，随时随地守护着它们。
树栽上了，地膜包谷也种上了，海雀人吃包谷饭不再需要等婆娘坐月子了，文朝荣绷了几年的那张脸谱日渐舒缓开来，遇上舒心的时候，你甚至能在那里看到一个温情的笑容。而他最舒心的时候，莫过于走在栽满了小树的山头上了。二儿子文正友跑上山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唱山歌：“新来阳雀不开声，只等山中树叶青。只等山中树叶老，一个山头叫几声。”
“爸，乡里来干部找你。”文正友远远地站着喊他。他是小跑着来的，气喘吁吁的，年轻的胸膛起伏得厉害。文朝荣离他远了些，看不见他的急，只当是平常的情况，很平淡地回答他说：“来了。”但其实他并没打算马上走，他还有几个山头没走完。接着往山上走，肯定是不可能的，有干部来找，自然得回去。但又不舍得就那样急急地回，便手搭凉棚往远处看，得看清了没有破坏者和潜在的破坏者，才依依不舍地往山下走。
二儿子站半山等他。为了留住自己的耐性，他扯了一根草茎放在嘴里嚼。嚼得满嘴青甜，他才不会那么上火。他爸走几步又停下看看，走几步又停下弄弄，走得很不干脆。最终那根草茎也没能使他平静，他终于忍不住冲他爸吼起来：“爸你快点！”
文朝荣给他一吼，脸又绷回去了。他也吼回去：“你急个哪样，火烧着你尾巴了？”
二儿子生了气，掉头就走。他不等他爸了。
文正友回到家十多分钟后，文朝荣才到了家门口。
干部是来跟文朝荣透露一个消息：组织上要聘他当科技副乡长了。原来二儿子着急的原因在这里，他生怕父亲回来慢了，把这件好事错过了。副乡长，国家干部，这意味着文家出了一个国家干部，意味着文朝荣获得了一份特殊荣誉，意味着文家上下可以以他为骄傲。文朝荣这些年来第一次把脸笑开了花。
干部问他：“你看怎样？”
他有点儿忐忑地说：“就是不晓得我行不行。”
干部说：“组织上正是看上你行，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你这两天准备一下，你们这一批新聘任的干部上任前得到赫章去学习几天。”干部还说。
这两句再平常不过的话，却像礼炮似的，惊得文家人一下一下的，大大小小的眼睛全闪亮。文朝荣的开心自然更是无与伦比，但他历来缺少心花怒放的训练，再加上这些年每天都绷着脸瞪着眼，更是生疏了笑这门手艺。所以，他笑起来皱纹乱扭，看上去一片混乱。
“谢谢组织上的信任。”他羞羞地说了这么一句。
干部也为他高兴，主动提出留下来吃饭，意思是庆贺一下。但家里没酒。现跑镇上去打是来不及了，文朝荣想到了借。海雀很穷，但海雀从来不缺酒。酒喜欢富人，但穷人喜欢酒。海雀有那么几个对酒十分狂热的，可以把买盐的钱拿去买酒喝。宁可把裤腰带多绕两圈，也要喝酒。往往，你看到在回海雀的路上走得东倒西歪，脸红得像猴子屁股的，就是他们了。你要是听到海雀上空响起婆娘的哭骂声，或者敲锅铲的声音，那就是某个家伙拿买盐的钱换回酒来了。酒，常常在海雀惹出事儿来，遇上这种时候，文朝荣这个当村支书的总是要出面去调停。所以，文朝荣熟悉这些个酒鬼，就跟熟悉自己那十个手指头一样。他不仅清楚他们每一个人的酒量，还十分了解他们的个性：哪一个从来都是到集镇上去喝，自以为那样婆娘就抓不到把柄；哪一个又喜欢把酒打回来放床底下藏起来，半夜里悄悄喝；哪一个又是喜欢从集镇上打了酒，一路喝着回来的。他大概估摸了一下，就让二儿子文正友直接找谁借去。
文正友出门以后，半路上遇上了那个喜欢一路喝着回来的。那家伙一手提一酒瓶，走得扭秧歌似的。两人在小路上相遇，那家伙嫌路太窄，干脆一屁股坐地上了。“你先过去吧。”他对文正友说。那家伙虽然喝醉了，但他依然懂得礼让。他说话的时候还打了一个酒嗝，那股酒气冲得文正友不敢呼气。但文正友眼前一亮。这家伙手上不还有一瓶完整的酒吗？他打的是两瓶，喝下了半瓶，还有一瓶完完整整的。于是文正友对他说：“叔，你干脆把酒借给我算了。”
那被叫“叔”的，把血红的眼眶往大里一撑，说：“你小子也想喝酒啊？”
文正友说：“不是我喝。”
“那是哪个喝？你爸又不喝酒。”
文正友说：“我家来干部了。”
“你家来干部了关我哪样事？这是我的酒，不借。”
“叔。”文正友赶紧叫。
“叫叔也不行。”说着，酒鬼将两只酒瓶往地上一墩，自顾自娱乐上了。他笑嘻嘻指着酒瓶说：“要说我怕你呢，我也把你干得倒。要说你怕我呢，你也把我干得倒。”舌头直的，说话费劲，不说了，干脆倒地上睡会儿。就睡了，一秒钟就打起了呼噜。文正友觉得时机正好，拿了那瓶整的就跑。心里怕他起来追，一边跑一边往后看。可酒鬼哪能起来追呢？早都睡着了。文正友拿了酒跑回家，觉得自己这样做不妥，又跑回去叫他。叫不醒，才又跑他家里去叫他婆娘，那婆娘破锣一样骂骂咧咧跟着他跑来，一顿巴掌乱拍，才终于把他拍醒了。文正友和他婆娘一起把他架回家，他就往**扑。婆娘骂：“去洗脚！”他咕哝说：“苗子不洗脚，泥巴自己脱。”然后一扑，栽**睡了。婆娘看着他那双脏得像牛蹄一样的光脚，骂道：“一天都离不得那口猪尿，哪天喝死算逑！”
酒鬼在梦中咕哝：“喝死算逑。”
婆娘要谢谢文正友，文正友忙抢着拦她的嘴，他说：“我借了叔的酒，一斤。”
婆娘说：“借，全借去。最好别还！”
新包谷饭像金子一样闪着光，满屋子的香甜。菜是酸菜豆米，没油水，但辣椒水里的盐很足。用酸汤泡新包谷饭，吃起来那个顺溜，一点也不亚于吃哨子面。文朝荣吃酸汤泡饭，干部吃酸汤泡饭下酒。
干部说：“你应该喝一杯，今天是你的高兴事儿。”
文朝荣说：“我从来没喝过酒。”
干部说：“从来没喝过，也应该喝，今天是你的喜事。”
文朝荣笑起来，说：“我娶媳妇那天都没喝。”
干部问：“为啥？是没酒量？”
文朝荣说：“反正我从来没喝过。”
干部说：“你烟也不抽酒也不喝，是个好同志。”
文朝荣就咧嘴笑，笑得满嘴金光闪闪。
能想像得到，这个喜讯给文家老小七八口人带来多大的荣耀。那两天他们走进走出都在笑，步子迈得弹性十足，衣襟解开一飘一飘的，说话嗓门儿也比平时要高得多。只有文朝荣和李明芝的开心是无声无息的。那李明芝，是天生性格安静，文朝荣则是出于一个成熟男人的稳重。
这样到了第三天晚上，也就是文朝荣临赴赫章学习的前一天晚上，他在躺下前突然无声地叹了口气。李明芝感觉到了，问：“好好的，你叹哪门子气？”文朝荣没直接回答她的问题，而是反问她到底高兴个啥。李明芝奇怪了，她高兴个啥还不明摆着吗？家里有了个国家干部，今后的光景不就越来越好吗？更何况，还有看不见却着实能摸得着的光荣。李明芝觉得回答他这个问题很无聊，便有点儿生气地反问他：“你这两天不也同样高兴吗，那你高兴的是个啥？”文朝荣说：“我高兴的是，我做的那些工作得到了上级的认可，这说明我做得正确。”李明芝瘪了一下嘴。她的意思是，这不就结了吗？也就是高兴的由头有点儿不同而已，还不都是个高兴？所以她很不明白他为什么又要叹气。
“那你好好的叹哪样气呢？”她问。
“我是担心山头上那些树，几千亩哩，我要去当副乡长，就照看不着了。”文朝荣说。
“啧啧啧！”李明芝说。
文朝荣看了她一眼，显得有点儿不高兴地问：“我说的不对？”
“不是安排了护林员吗？”李明芝说。
“那你还打算一辈子天天守着山头上那些树啊？别的啥都不干了？”她语气有点咄咄逼人的味道。
那之后文朝荣再没吭声。当时李明芝以为他是被说服了，可她没想到后来文朝荣竟做出了那样的决定。
第二天，文朝荣背着李明芝为他准备的包袱去区里报到。他将在区里招待所住一晚，第二天再去赫章。一到区里，离家就远了，就看不到海雀的树了。再往赫章走，就更远了，连树们的气息都闻不到了。这或许是他的开心渐渐被一种担心和牵挂覆盖的主要原因。到了区里，他便感觉不到有多开心了。前头是科技副乡长，身后是海雀的几千亩树。树们还是儿童，还很娇弱。前面是荣耀，后面是牵挂。他感觉到更多的是一种被撕扯的痛苦。于是，他找到区领导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当了科技副乡长，还能管我家海雀那些树吗？”区领导觉得这个问题很好笑，就“呵呵”笑起来，说：“你都当副乡长了，哪还用去管你家海雀那些树呢？”他可能误以为文朝荣是怕当了副乡长之后还得回去管海雀那些树，所以他又说：“你放心吧，当了副乡长，就不用去管那些树了，你有好多事儿要管哩。”
文朝荣回到招待所，在**翻了一夜的煎饼。是要副乡长，还是要林子呢？林子是他的梦想，副乡长的梦他从来没做过，但副乡长是很多人的梦想。现在，这个很多人都愿意去争抢的梦自己跑到他跟前来了，他只需往前迈出一步就能握住它的手，然后跟着它走上铺着红地毯的仕途，走到聚光灯下。
可是海雀那几千亩树苗呢？他心中的那片浩瀚林海呢？他要给予土地的那个回报呢？如果就这样抛下，那些小树苗真能长成一片林海吗？林子半途而废了，他拿什么去回报土地呢？他又如何去向别人灌输他那个念念不忘的回报理念呢？林子半途而废了，海雀人几年的辛苦和心血不也白费了吗？
他当然希望两全其美。
他拼命想从大脑里搜索出一个能像他那样爱着海雀那些树的人来，他得把树们拜托给这个人。可是他想痛了脑袋，也没能想出这个人来。海雀的每一个成年男人都被他拿到脑子里拍过X光，但他没有找到一颗像他一样爱着那些树的心。
“不行的。”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没人会像你一样用心去照看那些树的。”
“要是我这一走，海雀人花三个年头辛辛苦苦栽下的那几千亩树就这样毁了，那就太可惜了。”他这样想。
“我到底要的是哪样？要的是当副乡长，还是要海雀有片林子？”他这样问自己。
他不停地翻着身。翻到左边，他想他心中的那片林子，郁郁葱葱，风来起涛声，雨来像和弦，海子里有了水，海雀的泥不再跟着风私奔……他想得心潮澎湃。翻到右边，他想“副乡长”，“副乡长”会渐渐脱掉身上那层泥巴的颜色，变得白起来，胖起来，变得油光水滑起来，走到哪里，都引人瞩目，走到哪里，都有人簇拥，有人喊“文乡长”，他光了宗耀了祖……他同样想得胸中**漾。
可后来他觉得看见树苗们的表情了。那是一种被抛弃了的表情，无望无助，满眼恐惧。他还看到了自己的表情，文朝荣的表情，作为村支书的文朝荣的表情，那个一身泥巴色的文朝荣，那个在石漠地头种出了一片林子的文朝荣的表情：他回头看树们的时候是一脸会心，转身看那个变得大腹便便白白胖胖的“文乡长”的时候是一脸的厌恶。
文朝荣一夜未眠，第二天大清早便红着眼睛去找区领导了。
“我不去了。”他说。
“为啥？”区领导一脸的费解。
“海雀没有合适的人管那些树。”他说。
“就为这个？”区领导问。
“你晓得的，为啥我们人人栽树不见树，年年造林不见林，就是没好好管护。”他说。
“我们这种地方，树栽下去不好好管，是长不起来的。”他说。
区领导想了半天，才问：“你的意思是，你不当副乡长了，要回去管护那些树？”
文朝荣说：“是哩。”
区领导愣了一会儿，吃吃笑起来，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文朝荣说：“我们花了三个年头，大家辛辛苦苦栽了，不能又让它们死了。”
区领导问他：“你真这么想的？”又说：“你可要想清楚啊，这种机会可不是年年有。”
文朝荣明白领导的好意，但他还是说：“我想清楚了。我想了一夜哩。”
区领导说：“再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好好想好。原计划不变的话，一个小时以后你就该出发了。”
文朝荣说：“你想想我是为啥呀，不就为了我家海雀有片林子吗？我要是这一走，那些树死的死，毁的毁，海雀不还是改变不了样子吗？”
区领导说：“你先别急，再好好想想。”
文朝荣说：“组织上看上我，不就是看上了那片林子吗？那片林子代表我的成绩对吧？可那片林子要是半途而废了，我的成绩就没了，组织上还拿啥来肯定我呢？”
区领导这回算是真听进去了。他点了点头，算是认可了他的想法。他甚至叹了口气，因为他深为文朝荣可惜。他说：“你要真这么想，组织上肯定支持你。但你确实想好了？”文朝荣露出一副再也不用想的样子，摇摇头说：“确实想好了。”
文朝荣到家的时候，家里人正在吃饭。饭桌上，一家子都在猜他这会儿是不是已经到赫章了。正说着，他就出现在门口了。茅草房低，他堵在门口就把光挡了一大块。屋子里一下子暗下来，家里老小就全都傻眼了。他们显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无论如何，这会儿他应该在赫章，即使不在赫章，也应该在去赫章的路上。
他看家里人全都愣着，自己找个地方放了包袱，扬扬手冲李明芝说：“给我舀饭。”
李明芝说：“你怎么回来了？”
儿女们也问：“爸，你怎么回来了？”
文朝荣说：“那个副乡长有啥当头？我不当了，就回来了。”
此时此景，这样的说法听上去当然很像玩笑，可文朝荣一本正经的样子，分明又不像在开玩笑，况且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一家老小还是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模样，小的咬着筷子头，老的傻着眼。
没办法，文朝荣只好说：“我去当副乡长了，海雀这些树哪个来管？”
一家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大儿子二儿子两个异口同声地问他：“爸你说真的呀？”
文朝荣说：“那还有假？”
他一屁股坐到饭桌前，冲李明芝瞪眼，说：“赶快给我舀饭。”
李明芝没赶紧去为他盛饭，她现在有点儿伤心。放着国家干部不做，要回来管树，这人到底是傻还是疯呢？
但不管如何，他改写了他的价值观。他真的回来了，真的回到了那些树的身边，又整天整天地在山头上奔走，又大着嗓门儿吆喝牲口，大着嗓门吼喊那些把牲口放进了林地的村民，大着嗓门儿让毁了树苗的人交罚款。那张脸，又时常绷回去。
10
文朝荣带给家人的失望是无法言说的，从他背着包袱回来那一刻起，一家老小都沉浸在一种无语之中。那些天，他们家里只有他还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一样，该说话时就说话，想来多大嗓门儿就来多大嗓门儿。李明芝和几个儿女，全都成了哑巴似的，尤其当他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正说着话呢，他一出现，他们就赶紧把嘴闭上了。不是不敢说，是见了他就无语。儿女们这样，文朝荣可以说服自己“大人不计小儿过”，可他忍受不了李明芝也这样，尤其是看上去她好像打算再也不跟他说话了。于是他终于忍不住发脾气了。
那是个风吹得像野猫叫的夜晚，李明芝睡得早些。文朝荣上床的时候，李明芝其实还没睡着，但她假装睡得很沉。这些天来，她睡觉都故意离文朝荣远一点，冲着他的，也永远是个后背。前些天晚上，文朝荣不说啥，她想怎么睡就怎么睡。但这天晚上，他往她身边挤了过去。他说：“睡过去一点，太挤了。”他的口吻气呼呼的，听上去他真睡得很仄逼。李明芝往自己那边挪挪，他还挤，还要她让。李明芝让不动了，那边是墙壁。李明芝不动，时刻做好等他发脾气的准备。
文朝荣终于说：“你们打算一辈子跟我装哑巴？”
李明芝说：“跟你有啥好说的？”
文朝荣说：“不就是我没去当那个副乡长吗？你真那么想做副乡长的婆娘？那你找个副乡长嫁去。”
李明芝说：“你当不当关我屁事。”
文朝荣说：“那你不高兴个啥呢？”
李明芝说：“我有啥值得高兴的，是我吃好了穿好了，还是家里出了个光荣人物我脸上有光了？”
文朝荣说：“我不去当副乡长，天天在家照看着你们，不值得高兴吗？”
李明芝说：“你照看过哪个了？你就晓得照看你的那些树。”
文朝荣说：“我照看好树，树长起来了，林子照看我们不好？”
李明芝不做声。
文朝荣感觉自己的话起了效果，接着说：“海雀还有好多事儿要做呢，难道就现在这个样子你就满意了？”
李明芝说：“你以为，离了张屠户，海雀人就要吃带毛猪啊？这海雀除了你，就没别人能当村支书了？”
文朝荣说：“那倒不是。只是我当一天张屠户，就不能让海雀人吃带毛猪嘛。海雀刚刚栽上树，没人好好管，能长成林子吗？”
他说：“当然，别人来当村支书，也会好好管，但我敢保证哪个也没我仔细。你想想，假如我们生下这一堆娃娃后，我就走了，你再替他们找一个爹来，那爹会像我一样亲他们吗？”
他说：“我当好海雀这个家，把海雀经营好，让海雀人把日子往好里过，越过越好，不也一样光荣吗？”
李明芝又不做声了。
有一种现象在悄然发生：李明芝正在慢慢接受文朝荣的价值观。后来她说了一句：“你真把海雀当你家啊！”这实际上表明她已经完全理解文朝荣了。虽然她还想埋怨“别人都想当干部，就你想栽树”，但她最终并没有说。她清了清嗓，表示自己已经恢复了和他说话的心情。但真到这种时候，文朝荣的话又少了。他不是那种爱说废话的人，直来直去就那几句要紧话，说完了也就完了。他说：“我想把海雀的房子些改建一下。”然后，他吹了灯，意思是到此为止了。李明芝也就再没说啥，两人在重新建立起来的信任和理解中平静地走进了睡眠。
那晚，风狂嚎了一整夜。
次日早上起来，文朝荣发现自家的房子顶给风掀掉了半支角。今年没往房顶盖新草，房顶脆弱了些。文朝荣把大儿子二儿子叫起来，要他们补房顶，自己到村里瞧别人的房子去了。
或许老天爷是听他说要改善海雀的这些房子了，故意提醒他抓紧。那晚海雀的房子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狂风的侵袭，几乎家家都有损伤。那些年深日久的草顶长着草，甚至小灌木，夏天开花，秋天结籽。在海雀这地方，植物们最好的生长环境莫过于房顶了。但狂风来了，它们又跟地上那些植物一样脆弱。昨晚的风还不是一般的狂风，吼起来“嗷儿嗷儿”的，像猫号春哩。遇上这样的风，房顶上那些原本以为自己多一份幸运的植物将比地上那些更惨，它们不仅被掀翻了根，有的还跟着草顶被掀飞起来，再重重地摔到地上。
于是，文朝荣看到的，便是家家都在忙着补房顶的景象。
“文支书，你家房子没吹着？”这句话成了那天早上千篇一律的招呼。要不然，他为什么还有心情来村里走呢？
文朝荣说：“我让正全正友在补。”
大家就“哦”，似乎这样就心里平衡了。
文朝荣说：“这房子是得改一改了。”
人家问：“咋改呢？”
文朝荣不做声了，因为他也没想到怎么个改法。
“改成瓦房？那倒安逸呢，可钱呢？”人家咄咄地质问他，完全是那种没钱就是他的责任的口吻。村民们这种无意识的依赖，是在时间长河中淤积而成的。像淤泥铺成的软软的河床，有阻于河水的流畅，但河水未必不喜欢那种酥酥的，粘粘的，依恋的感觉。文朝荣把这一点看成是村民们对他的信任。有信任才有依赖，这是他的逻辑。所以他很乐意被他们这么质问，也很乐意听他们埋怨。有埋怨就说明你不称职。在文朝荣的概念里，做男人得像个男人，做婆娘得像个婆娘，做爹得像个爹，做儿子得像个儿子。他因为做了村支书，别的是顾不上了，但他一定得把村支书做得像个村支书才行。
他说：“瓦房也不是不可能的，一步一步地来吧。”
走几步，他又说：“补好房顶就上山看看自家栽的那些树，昨晚那风，只怕树苗都给吹倒了。”
又是树！人家一听到树头就麻，但没人公开表达这种厌烦。他为了那些树，连副乡长都不做了，不管是疯还是傻，都有着一种不好进犯的威慑力。
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树苗给一夜狂风刮得东倒西歪，泥浅的地方，甚至有翻了根的。文朝荣心里痛得什么似的，一棵一棵去扶，重新刨泥培土，加固树苗的根基。忙了一会儿，他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太小，怕耽误了树，就站到山头上用手圈个喇叭朝山下喊：“别管其他了，赶紧上山来料理树，都倒了！”
没有一个人回应。但不久他就在山坡上看到了村长王学方和几个组长的身影，他们真不愧是他的战友，他站这里一呼，他们就全都响应了。虽然，整个海雀可能找不出第二个把树看得比房子更重要的人，但别人又都不得不对这样的人敬畏几分。尤其那几个村干部，退后一步，他们就是一普通村民，凡事多想想自己是很正常的。可朝前一步，他们又是党员，又应该多想想大家，多想想“公”。“私”，是与生俱来的，生在身体里，跟身体血肉相连；“公”，是身外的，必须得觉悟朝前跨一步，踮踮脚才触摸得到。可同样是党员，有人就总能朝前跨一步，总能向上踮脚，比如文朝荣，他们的文支书（为了这些树，他连副乡长都不做了）。而有人，却总被“私”拖着后腿，比如他们。这样，他们就不得不总在惭愧，不得不总在提醒自己要进步一点。那么，文支书叫放下别的，先料理树，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他们分别都召集了一些村民上了山，这一点已经不需要文朝荣提议了。跟着他做了几年村干部，他们也在成长。村民们直接就奔自家那片责任林，这是无可厚非的。他们得先到处走走，关心更多林子的情况，因为他们是村干部。村民们直奔自家那块地头，是出于一种本分。他们得照顾到大多数，也是出于一个村干部的本分，一个党员的本分。他们学着文朝荣的样子，对村民们吆喝：“细心一点啊，一棵都不能漏掉，倒了的扶起来，翻了根的重栽。”
风捣了一夜的乱，他们就整整忙了三天。
松了口气，文朝荣开始寻思房子的事情。
他对王学方说：“你看我们把海雀的住房改善一下怎样？”
王学方说：“好啊好啊。”自从发现反对意见对文支书没有用之后，他们也都习惯了附和。更何况，这件事情是服务于大家的事情，是最体现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事情。“可是怎么个改善法呢？”他因为确实没想过这个问题，又还是显得有些缺乏积极性。
文朝荣是见过花泥村和四方村的土墙房的，那也是石漠地区的特产。没有树，人们就用泥夯墙做房子。文朝荣细心观察过那种房子，无论如何从外观上看去，都比他们海雀的杈杈房要牢固得多。于是，他决定专门到花泥走一趟，去取经。
在花泥，文朝荣不光一家一户参观了人家的房子，还故意留下来体验了一晚。说实话，这一晚他获得了意外的欣喜。土墙房比他们用牛屎和泥糊的杈杈房要厚实，夜里风声听起来要小得多。更没有杈杈房那种“唰唰”的，听起来像房子在发抖的声响。他设身处地地认为，这种牢固感应该是所有海雀人都向往的。他只是怀疑这样的房子经不起雨水，因为他很清楚，石漠地区的泥都不黏，一冲就散。人家仔细教了他几招：墙要夯实紧，扇墙的泥要筛细；房檐要宽，房檐宽，墙就淋不着雨，不就没必要担心墙被雨水冲着了吗？
回来的路上他的心“咚咚”乱跳，相这一回土墙房，一点儿也不亚于相了一回亲。他还借回了夯土墙的盒子。那是由两块大木板组成的，在木头稀缺的地方是稀罕物。人家怕他一个人拿不动，摔坏了，主动提出帮他送回来。
回到家他就开会，要大家改建土墙房。他满怀信心地让大家看那个专门用来夯土墙的盒子，满以为别人也像他一样喜欢那个笨头笨脑的家什。来开会之前，别人以为是什么事儿呢，一听是这个，好多人都表现出一副哭笑不得的模样。这文支书总是一出是一出的，真拿他没办法。那房子又不是一只背篓，想改就改？像说一句话那么轻巧？
可村干部们态度很不好，冲他们扯大嗓门儿，说：“嘟哝个啥，叫开会就开会。”其实，这或多或少地表露出，他们也并不热心这个会。一件自己不上心的事情，多有一个人陪着，就多出一份心理平衡。反正村民们是这么想的。至于村民们想不到的，却是他们内心那份侥幸和服从。文支书确实一出是一出，但这一出又一出到后来又都是正确的。每一出，一开始都是遭到怀疑的，但到最后又都不得不承认那是正确的。经见多了，下一出，他们就不怀疑结果是不是正确了，而是这样想：万一这件事情又正确了呢？他们大脑比较平庸，觉悟也比较平庸，但他们有满满的忠诚，一个党员必须具备的全部忠诚。所以，文支书提出什么新建议，他们首先能做到的，也是做得最好的，就是服从。
尤其，如果文支书仅仅是要求他们召集村民开个村民大会的时候。
文朝荣在会上说：“我已经到花泥做了认真调查，土墙房牢固，住起来冬暖夏凉，很舒服。”
那自以为更有见识的人说：“很舒服？有瓦房舒服？有板儿房舒服？”
又有“人来疯”跟着瞎起哄，说：“楼房更舒服，又漂亮，可我们建得起吗？”
村干部们就呵斥他们：“把嘴闭上没人当你们是哑巴，好好听文支书说话。”
文朝荣就接着往下说：“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建不起瓦房，建不起楼房，才要先建土墙房嘛。”
他说：“那个不难的，也不需要花多少钱，只需要力气。我们没钱，力气总有的吧？技术我负责，我向人请教过。这个冬天大家就干吧。”
但结果并没有人干。看来大家一转身就把他的话抛到寒武纪时期去了。文朝荣一只眼睛照管着那些树，一只眼睛盯着大家的房。不见动静，他便发问了：“怎么还不见动静呢？”人家反问他：“哪样？”他说：“房子啊。”人家说：“啊！房子啊！”他气鼓鼓吼回去：“啊个屁！改房啊！”人家说：“你家为哪样不改呢？”文朝荣说：“先帮你们改呀，我要是只顾改自己的，还是村支书吗？”人家调侃回来：“村支书得带头呢。”他吼回去：“啥都得带头啊？好事也带头啊？那我把公家的钱带头花了，我把救济粮带头吃了，要得吗？”人家一听就知道，显然是要不得了，这才闭了嘴。
不过，改房子的事情却依然没有动静。还是觉得应该他家先带头改。好像那不是往好处改，而是往坏处改。他是村支书，他得身先士卒。
文朝荣只好婆婆似的到处嚷嚷：“改吧改吧，安排一下时间，哪家先改，哪家后改，大家商量着规划一下，团结一下劳动力，互相帮帮就成了。”
可大家依然盯着他看，盯着村干部们看。伤脑筋了。不要救济粮、栽树、地膜包谷试验，这些事情党员应该带头，但改房子这样的事，党员怎么能带头呢？在党的人只知道吃苦带头是应该，要是喝糖水的时候也挤到前头去，那就不对头了。他这么想，村干部们也这么想。可他们不带头，村民们就不动，事情就只能干摆在那儿了。
没办法，文朝荣把目光投向了他的两个兄弟：文朝升和文朝华。他说：“你们带个头吧。”兄弟说：“不是你说的那样轻巧，大家都不敢动，也是有原因的，这么大个工程，哪是一句话说改能改的？”文朝荣说：“管他轻不轻巧，一定要改！你们是我兄弟，得支持我的工作。”
兄弟俩当晚就到村子里走了一圈儿，找好了帮忙的人。第二天一早，文朝荣到两兄弟家帮忙放了线，大伙就分头干上了。海雀不缺石头，石头夯屋基很牢固。每天从山上走一圈回来，文朝荣也去帮忙。十来天下来，屋基好了，文朝荣就把他借来的那个木盒子拿过来了。说实话，那盒子借来已经很久了，要是再没人夯墙，文朝荣都不知道该怎样才对得住它呢。
只有一个盒子，先夯文朝升家的。夯好一圈儿，等这一圈儿干的时间，又去夯文朝华家的。
夯墙声对于海雀人来说很陌生，这种效应吸引了好多人来看热闹。当然，也不纯粹是看热闹，既然有人真干起来了，看的人心里就难免要痒痒了。文朝荣非常欢迎大家来看热闹，除了孩子们他要赶以外，大人们一来，他就说：“来看看吧看看吧，这有多难呢？”说：“也回去找帮忙的人去吧，我随时都可以来帮大家放线，还可以帮你们夯墙。”人家说：“不只有一个盒子吗？”一听这话，你就知道说话的人已经动了心。文朝荣心里一高兴，绷着的脸就起了皱纹，那是在笑哩。他说：“先放线起屋基，盒子一空就夯墙，一点儿都不耽误。”不过他还是空高兴一场，人家一定要看看修好了的土墙房，要眼见为实。
冬天一脚陷进深处的时候，文朝升文朝华两兄弟的土房建成了。土墙是围着杈杈房夯的，封顶的那天，两兄弟请了一帮人，把杈杈房连根拔掉了。房顶盖好后，好多人都站进屋里去体验。那种陌生感很有说服力。在杈杈房里，那种屋里屋外两个世界的感觉是不明显的。风起来的时候，你即使没被风吹着，但你能明显感觉到风在外面，你能听到它的心跳，听到它用肺叶呼吸的气声。然而土屋那厚厚的墙壁，完全能把风隔绝在另一个世界，即使它在外面咆哮，你也能安全地拥有一份温暖。你终于可以蔑视它了。
人们在屋子里感受够了，便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交换着眼色。
“一个盒子肯定不够啊，文支书。”有人这样对文朝荣说。这就是说，他也想建土屋了。不光他想建了，他还知道别人也想建了。
文朝荣一听就明白不用他再做什么思想工作了，他只需要为他们再借几个盒子就行了。
他说：“先放线夯基脚，盒子我去借。”
那个冬天，海雀的上空充满了夯墙的声响。有了这种强节拍，风声不再单调，甚至也不再那么恐怖。可有人却因为请不起人，而只能“望洋兴叹”。那个冬天，改房成了海雀人的主题活动，大家都排好了队，先建的建着，后建的也做起了准备工作。可安美珍家一点儿动静没有。
文朝荣说：“改吧，风吹倒了房子，怕打着人哩。”
安美珍说：“想改哩，只是请不起人。”
请人建房好歹得管饭的，他们家没那粮。
文朝荣说：“那也得想办法改，不能都改了，就你一家还住杈杈房啊。”
文朝荣想的办法很简单：改她家的房，吃自家的饭。人是他出面请的，他文家那两个兄弟房子不都建完了吗？就剩下还活了。还活就是还力气，你请人家来帮了忙，就是借了人家的力气，“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文朝荣让两个兄弟把还活的事儿推后，他去跟对方做思想工作，说今后还你们别的活也行，掰包谷啊挖洋芋啊都可以的。他之所以一定要请文朝升文朝华，是因为他们是自家兄弟，好说话。他说：“你们和我一起去帮安美珍家的忙，回家吃自己的饭行吧？”兄弟两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心里觉得有点儿怪怪的，这毕竟有点儿偏离了生活规则。除了这两兄弟，他还请了村里的几个党员。这件事情，又属于“党员应该带头”的范畴了。他跟党员们提出“帮完忙回家吃自家的饭”，党员们就答应了。虽说修别人的房子吃自家的饭有点违背常规，但党员带头做这件事情却又是最符合党的规定的。
回过头，他就对他的两个兄弟说：“人家都不计较那两顿饭呢。”兄弟俩要是再不表态，他就准备了一句“要不然你们就到我家吃”等着他们。有带头就一定有作用，兄弟俩说：“我们也没说不可以嘛。”
就这样，到来年春忙之前，海雀的杈杈房全部变成了土墙房，而且比文朝荣原计划的还多出一间来。那一间是他大儿子文正全的。
文正全在那个冬天突然提出要分家，那正是大伙改房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文朝荣想的是必须把别人的都改完了才改自己的，这样，那一阵的热闹就跟他家没有关系。即使有点关系，那也不过是他们被人请去帮了忙。大儿子二儿子都是壮劳力了，这种时候肯定逃不了被人请。但忙前忙后，都是在为别人忙，修好的房子都跟自家没关系，他们就难免情绪不高。他们问过他们的父亲：“我们家哪时候改呢？”他们父亲想都没想就回答他们说：“我们家留到最后吧。”父亲的回答应该完全在他们的意料之中，因为父亲没拿“别人”当别人看。换句话说，他们的父亲自从当上了村支书，就把自己当成海雀村的当家人了。既然自己是当家人，那就得有个当家人的姿态。你见过哪个家长是把好吃的好穿的先给自己了？不都是先得想到家人吗？尤其当这个当家人很穷，能拿出来的好东西十分有限的时候。
分歧就在这里，他们的父亲和他们站的角度不一样。他们还没学会当家，自然还想不到一个当家人那里去。留到最后也总有改的那一天的，但文正全却等不及。他已经足够强壮，可以不把父亲给予的那点儿放在心上。一定要放在心上，那也只能是嫉妒，嫉妒父亲在厚彼薄此。正是在这份嫉妒的驱使下，他决定靠自己，决定做给父亲看看。他自己看了块屋基，自己放线挖起了基脚。那会儿文朝荣天天都在安美珍家帮忙，大儿子小两口把屋基都挖好了砌好了，他才知道了。
他问文正全：“你想搞哪样？”
文正全说：“我想给自家修个土墙房。”
文朝荣把他这话放在心里团巴几下，就明白了。
“你想分家？”他问大儿子。
文正全怕他不同意，不敢说“是”。
他没想到父亲会说：“那好，先把你的房子修起来，你们另过吧。”
那会儿二儿子也已经娶了媳妇，家里确实很挤，大儿子能自己想办法修房子另过，文朝荣打心眼里欣慰。老二看到大哥修房子要分家另过了，也十分向往。他后悔自己没想到大哥那一出。现在想效仿，又怕父母受不了。媳妇是个要强人，她说：“不怕，他们先修，二年我们修个石头房子，比土墙房还高级。”
二儿媳叫李明巧，跟婆婆只差一个字。但两婆媳性格差异却非常大。儿媳是个喜闹的人，她说到做到，第二年一有空闲她就撬石头去。文正友在村小代课，帮不上她的忙，她也不叫他帮。一个人悄悄撬了一年的石头，第三年硬是把石头房子垒起来了。这样，二儿子当然也分家另过了。后来，文正全和文正友都将房子越修越高大越修越好看，但他们父母的房子却永远停止在土墙房的档位上再没有前进过。
乍一看上去，这都是因为大儿子二儿子分家另过了。父亲你不是处处都要先人后己，又事事都要以身作则吗？那我们分家另过，离你远一点，你爱干啥干啥，我们自己活自己的人好不？那时候兄弟俩都还没入党，觉悟只能保持在一般百姓的水平也是正常的。但事实上，最大的原因还是文朝荣认为他家的房子没必要再修。后来树子长大了，人家都可以选木材来建房，他当然也是可以的。但他却认为原来的土屋很好。明白的人，都知道他那是舍不得砍树。每一棵树都是他的心尖尖肉，舍不得砍。2007年政府统一改造茅草房的时候，他好歹换成了瓦顶。2009年开始黔西北民居改造，他觉得已经没那个必要了，因为他和李明芝都老了，儿子们的房子也已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