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13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和时任毕节地委书记禄文斌一起到毕节县访贫问苦。在观音桥办事处燕家凹组，胡锦涛看到苗族农民杨德才家家徒四壁，便问：“老杨，你家承包了几亩地啊？”
杨德才说：“四亩。”
胡锦涛问：“有几个孩子？”
杨德才说：“不算姑娘，八个儿子。”
胡锦涛说：“啊，真是‘杨八郎’了。这么点儿地，这样多人，日子咋过？”
当年杨德才50多岁，全家20多口人蜗居在30多平方米的茅草棚里。然而在当时，这样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可谓“走起一大串，站起一大堆，围起一大桌，吃饭一大甑”。在我们毕节这个石漠地区，经济非常落后，但人丁却比任何地方都兴旺。
1962—1983年间，毕节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30.33‰。1988年试验区建立时，总人口近570万。农民人均收入182元，人均粮食不足203公斤，人均财产不足100元。农村贫困人口345万，占农村总人口的60.5%。
我们知道，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联合国的倡导下，曾召开过多次有关人口问题的国际会议。但真正涉及控制人口和节制生育的问题，却是在1965年8月30日—9月10日的贝尔格莱德世界人口会议上，才被提了出来。88个国家和地区的852名专家学者，专门对节制生育问题特别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基本上同意夫妻们有权获得节制生育的知识。而到了1974年8月19—30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第三次世界人口会议的时候，世界人口的激增已经使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这次会议的性质与前两次纯属学术讨论性质的世界人口会议有所不同，它是首次召开的全球性有关人口问题的政府间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136个国家的政府正式派出代表出席会议，联合国各有关机构、一些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和非政府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人数达3000余人之多。这次会上特别就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不相协调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地控制人口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国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阐明了中国政府在人口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会议最后作出了广泛涉及人口问题的21项决议和4项建议，并以协商方式通过了《世界人口行动计划》。这是一项有关世界人口发展的政府性文件，目的在于协调世界人口发展趋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敦促各国政府在人口增长问题上采取适当措施，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更为平衡合理地发展。
一个人群是否幸福，是由他们的处境决定的。生在石漠地区的这一群人，土地连基本生活保障都给不了他们，结果就可以想像了。农民们首先想到的是扩大耕地面积，一块地给不了我温饱，多一块地行不？然后，地宽了，需要劳动力，就多生孩子。还有一种专门用来嘲笑这类人群的说法，说的是他们由于穷，点灯怕耗油，晚上基本就没有别的生活乐趣，天一黑就上床睡觉。又不是一上床就能睡啊，多余的精力怎么办，那就只能用于**那点儿事儿了。于是，孩子就这样源源不断地诞生了。尽管是笑话，说的也是一种处境。
在这样一种处境之下，人的欲望就只能伸展到下一代身上，希望“多子就能多福”，像石漠地头那些植物，拼命长出很多根，让根们从四面八方伸出去，紧紧抓住大地。
针对“杨八郎”现象，毕节地区成立试验区的时候，将“人口控制”列为三大主题之一。
贫困山区，男劳动力是主要生产力。1980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各地农村按人头承包责任地，生一个人就划一份地，多生孩子多划地。这种现象倒是让农民在多生孩子这方面得到了大大的鼓励。多生孩子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之后，你跟他们谈计划生育，就成了笑话。更何况，孩子可以无限生，地却是有限的。
毕节成立试验区以后，确立了一种政策，即“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同时配合思想教育，行政处罚，经济惩罚和利益导向等手段来遏制人口的过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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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怪儿子们觉悟低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文朝荣在好多大事上，都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虽说这种支持不完全是他们自愿的，甚至有时候还是被迫的，但毕竟支持了。
在一个石漠地区做村支书，他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而且解决起来往往比其他地方难。很显然，肯定不是造出一片林子来，就能完全保证海雀人脱离贫困处境。况且，林子的功能发挥，得推迟到几十年以后。也不是一个地膜包谷就能让海雀人走向富足，那仅仅是解决了饿肚子的问题。如果人们一个劲儿想繁殖劳动力，那这些劳动力在长成劳动力之前，海雀早已经被他们掏空了。到时候，林子可能长不成了，地膜包谷也满足不了越来越多的饥饿的嘴巴了。
“杨八郎”一直被看成一种骄傲，人说到谁家有八个儿子的时候，想到的都是跟“福气”有关的光景。即使后来人们都明白那个词汇代表了什么，即使上头总在说“不做杨八郎”，即使计划生育是国策，也依然是。
在海雀，别的什么问题都有商量的余地，惟独生孩子不行。你跟他们讲“人少好过年”，他们就说“人多好种田”。你跟他们讲国策，干脆就是“对牛弹琴”。“国”是多大？他们没有概念。“国”跟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也概念模糊。他们只知道“家”，“家”就在眼前，他们看得见摸得着，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家”，多生孩子也是为了“家”。国策意味着什么？他们似懂非懂。到后来“增人不增地”的政策出来后，他们似乎更懂了一点儿。再后来超生要罚款，并出现了“一胎安二胎扎三胎四胎扎又罚”的政策之后，他们算是充分理解“国策”这个词汇了。但这又如何呢？“超生游击队”这个词汇就是那会儿产生的。不能明目张胆地生，他们就藏着生。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民获得了巨大的自由，不光是耕种的自由，还有时间上的自由，空间上的自由。他们今天想去哪儿，明天又想去哪儿，谁也管不着。他们可以不种庄稼了，因为他们要去生孩子，要逃过计生工作队的眼睛，逃过村支书的眼睛。有一阵儿，你看不见某某了，过一阵儿，他就带着个孩子回来了。你想捉他，他就又没影儿了。他神出鬼没，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的身后已经有一长串孩子了……所以，这样的，就被叫做“超生游击队”。
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真的很不易，文朝荣的“以理服人”和“以情感人”在这里就遇到了麻烦。海雀这地方，吃不饱饭不都是因为人口多了，地不够种吗？想到给一碗粮解决不了问题，文朝荣就给过人家地。比如王光德家吧，五口人只有一亩多地，一年种的粮食不够半年吃。那一年，王光德才十多岁。春耕马上就要开始了，家家都忙着把深藏的种子找出来放地里去，可王光德家根本就没有种子可找。因为害怕吃穷了种，海雀人一般都在年前就把种子选好，然后藏起来。藏，不是为了别人找不到，主要是为了自己找不到。怕没口粮的时候，自己忍不住想到它们，把它们拿来充饥了。可因为穷，屋子里没法复杂，藏种子也是件不易的事情。所以，多数人会选择床底下最靠墙的地方，放进去的时候必须是自己一个人，得爬着放进去，这样拿起来就困难，也就免得因为太容易拿到而失去了藏的意义了。几乎家家都有一只装种子的土坛子，这种容器能有效地防鼠，放在床底下的墙角旮旯很安全。
但这年春天，王光德家母亲在床底下只找到了一只空坛子。她似乎有点不相信这是真的，又到屋子里别的角落，甚至靠屋顶的四个墙角都仔细翻找，还是没找到种子的影儿。当然是给挪用来充饥了。是啥时候挪用的，她记得很清楚，但她想不明白当时怎么就没能忍得住。海雀人的忍耐是很著名的，尤其在忍受饥饿这件事情上。可她怎么就没忍得住呢？那分钟王光德家兄妹几个正好饿得叽叽哇哇，围着她要吃的哩，她一下就明白了：是因为受不了这几个娃娃的闹，才至于忍耐沦陷，丧失了种子。如果孩子们背着这么大的罪过，还要哭闹，她就没道理不生气了。于是，她大着嗓门儿冲孩子们发火：“滚开！”孩子们给吓着了，哭声暂时收敛了些，但那种惊吓程度又让她心痛了。那做父亲的在一边看她对孩子们那么凶，眉头就皱得更紧些，看上去他要么牙痛，要么肚子痛。他甚至吸着冷气。他说：“你对他们凶个屁呀，种子又不是他们偷吃了。”做母亲的同样心痛孩子呢，心里正因为刚才吓着了孩子而打翻了五味瓶呢，他这一说，她就爆炸了。“我是吼了娃儿了，是对娃儿们凶了，哪叫他们整天哭闹呢？要不是他们整天哭闹，我会忍不住把种子也拿来吃了？种子都吃干净了，还闹，还闹我就不是吼两句，就是要打了！”她自己也没法明白那会儿她胸膛里的感情会那么复杂，痛啊恨啊悔啊担忧啊挤了满满一胸膛。它们找不到具体的针对目标，盲目地挤来挤去，挤得她好难受。
这里的动静大了，文朝荣就知道了。
文朝荣端了一钵荞子面过来。他一进门，屋里就安静了，全都盯着他手上的荞面。
文朝荣说：“赶紧煮碗疙瘩给娃儿们吃吧。”
王光德的父亲王富举赶紧接了荞面交给婆娘，把文朝荣让到火塘边，惭愧地说：“要不是二叔你经常接济我们一点，我们家年年的春荒都难过哩。”
文朝荣说：“平常那点儿接济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你们家人不懒，无非是地少了。你要是不嫌远，我家磨锅坎那两三亩地你家拿来种吧。”
王富举两口子一时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才去看文朝荣。文朝荣说：“看我搞哪样，我说了就是，今年就去挖来种吧。”
他还说：“种子的事情也不要闹了，我家余两升给你们，你们再想点儿别的办法，就应该没问题了吧？”
王富举忙说：“没问题了没问题了。”“两三亩地”“两升种子”一旦被完全放心地装进心里，心里头那种热乎就没法言说了，他其实还想多说几个“没问题了”。庄稼人嘴笨，当心里头话多的时候，反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结果王富举急出一头汗来，又说了两回“感激二叔了感激二叔了”。
王富举家从那两三亩地中得到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家从此每年都能增收几百斤包谷，日子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青黄不接了。别人当然嫉妒，因为人多地少的大有人在。只不过，谁都清楚，文支书总不能把自家的地全部送人吧？就即使他想全部送人，也不够送啊。在这一点上，大家都还能理解。但当文朝荣去跟人说“这日子过得穷，主要是孩子多了。不要生了，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吧”的时候，人家就不理解了。人家说：“别人孩子多，你就给地，我们孩子多，你就叫杀孩子啊？”这话把文朝荣吓了一跳，他说：“我哪叫你们杀孩子了啊？”可人家说：“怎么不是啊，你叫我们不生了，那后头的孩子不都给杀了吗？”
文朝荣必须严肃一点了。他拉下脸，把口吻调得重一些，说：“那是两码事哈。”
他说：“让你们少生孩子，是为你们着想。国家制定计划生育政策，实在是为了让你们把日子过好一点。”
别人不吭声，他就只好继续说：“生一窝窝，你们给不了孩子好吃的，孩子也遭罪。”
他说：“晓得‘穷’字怎么写不？就是房子里八个劳力，却没田。晓得‘富’字怎么写不？是房子里每一口人就有一块田。光有人没田，不就穷吗？”
但不管如何，人家就是不听。人家拿一种含义深远的眼神看着他，他就明白是啥意思了。共产党服人，讲的就是平等，人家跟他要的当然也是这个。
做村支书难，做家长同样难。要给村民一个公平，同样也得给家人一个公平。那些天，文朝荣表现非常好。事实上，每每要和家人提出要求，他都会做出一番好表现，比如挑水劈柴，放马割草。自从当上村支书以后，他就疏远了这些活了。这当然不是说他当了村支书就有多傲慢，这一点，家里每一个人都能理解：他是顾不上。因此，一旦他抢着要干这些平常顾不上的活，那就代表他要向家人提出要求了。他得用这种方式来体现家里的一种公平。
这时候，家里老小也就警惕上了。他们知道，准又有事情需要他们带头了。不过，对于他们来说，警惕也仅仅是警惕而已，也仅仅表明他们对他有足够的了解而已。事情该到头上，还得到头上，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用眼神交换着心照不宣，也交换着一种无奈。
果然，第三天晚上，文朝荣就对李明芝说：“你得去结扎。”他没有说“你去结扎好不”，而是说“你得去结扎”。没有商量余地。可那会儿李明芝已经四十好几了，儿女都大了，就是上头，也没把她看成是计生对象。
说那话的时候原本已经吹了灯，李明芝或许是为了让文朝荣能看清自己脸上的惊诧，也或许是为了自己能看清文朝荣的面部表情，她又专门从**爬起来把灯重新点上。点上灯，她看清文朝荣一脸的认真，并没有疯癫的状况，又才怀疑上了自己的耳朵。她问：“你说哪样？”
文朝荣说：“你得去结扎。”这一次李明芝显然不能再怀疑自己的耳朵了，文朝荣吐字清楚，声音清晰。
李明芝只好用力地眨巴几下眼睛，问：“凭哪样？”她说：“我都四十好几了，你还怕我生出个娃儿来？”
文朝荣说：“你得带个头。别人都害怕去结扎，你得带个头给他们看看。”他总是把重音放在“得”字上，总是强调着一种“必须”。
李明芝被这种“必须”压迫得浑身发抖。她说：“别人怕，我就不怕了？”她说：“我也怕。”
文朝荣说：“有哪样好怕的，不就是开一刀吗？”
李明芝说：“你不怕，你去。”
文朝荣说：“不是我不去，是男扎别人可以钻空子，扎完了又生的情况经常都有。”他为了说服李明芝，还讲了几个例子，某某家男扎了，但一年过后又生了。同样，某某家也是男扎，但两年过后也生了。关于这些案例，人们早都在口头上传滥了，有说是输精管自己接上了，超生属于意外的；有说是“借种”，有意超生的。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男扎意味着“土地”还在，而农民又是最清楚的，只要土地还在，就不怕没有种子发芽的地方。所以，只有女扎，只有把下种的那条路截断了，才可靠。他要李明芝带头，追求的正是这种可靠效应。
可李明芝认为让她来带这个头很冤，她说：“我都老了，你还让我去结扎！”很显然，这件事情落到她头上，既显得丢人，又显得冤屈。
文朝荣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他甚至认准的就是这一点，正是因为这样，才更有说服力。如果李明芝这样的都可以去结扎，那那些育龄妇女还能说什么呢？
但道理很简单并不代表别人接受起来也简单。你讲国策不是更简单吗？是国策就得遵守，就得无条件遵守，可村民们接受吗？李明芝不干。她选择无声的抗拒，不跟他搭讪，不看他，随时绷紧了身体准备着反抗。她不傻，她很清楚他不会硬拖她去计生站。她要是被绑去的，一样没有说服力。
文朝荣也不动声色，他不再反复跟李明芝磨嘴。他只是变得更勤快了，不光是挑水劈柴，放马割草，就连洗衣做饭，他也抢。那些天，他只对李明芝说：“你歇着吧，我来。”除了这句话，他再没说过别的话。李明芝在心里说，你表现再好，我也不会去结扎的。文朝荣卯足了劲想感化李明芝，李明芝就卯足了劲抗拒。他抢，她也抢，她不说话，只把他抢过去的活抢回来，或者就干脆不让他抢。
文朝荣就吃饭不香了，包谷饭在他碗里冷成了硬疙瘩，都能打死狗了。他舀了酸汤泡上，还是吞不下。他开始叹气，一声接一声地叹，睡着了还叹。
他怎能不叹呢？难啦！怎么不难呢？吃个苦，吃个亏，他可以叫上党员们一起带个头。可这样的，人人都望而生畏的事情，他就只能首先自己带头了。让救济粮那样的事情，他说让，家里人也拿他没办法，可这动刀子的事情，就必须得家里人支持啊。现在李明芝要是不支持，他又不能把她绑了去，你说他除了叹气还能干什么呢？
那一声声唉叹像敲门声似的，每响一下，李明芝的心就紧一下。尤其是那睡着后发出的叹息声，绵长而深透，每一次，李明芝都会被它惊醒，又被它拖进一种复杂情绪。她不得不承认，文家这位要强的汉子，海雀这位要强的支书，真的遇到槛儿了。他要是没生那副要强的德性，过不去，也就过不去吧，不过得了。可要命的是他改不了那德性。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想借她的门绕过那槛儿，她却不答应，他就必然要痛苦不堪了。
李明芝到底还是一个心软的人，最终，她的坚持还是崩溃在他的叹息跟前。那天晚上，她不知道自己是出于光火还是出于心痛，终于忍不住推醒他说：“你别唉声叹气了好不？”文朝荣被推醒后茫然地睁了一会儿眼睛，又调转身体叹息了一声。这一声完全是本能的，是失望和无可奈何的下意识反应。他没想到，这一声，把门敲开了。
李明芝说：“我去就是了。”
对于文朝荣来说，欣慰是无法言喻的了。不管李明芝是不是委曲求全，他都把这件事情看成是自觉的支持，是认知上的统一，是自己阵营中又多了一股力量。别人去计生站都是苦着脸去，大多数甚至是哭着去，但他却是笑着的。他甚至大造声势，吆喝着大儿子二儿子现扎滑竿，又满村子找他的两个兄弟，请他们一道去计生站，等李明芝做完了手术好把她抬回来。他看上去倒不像是把李明芝送去开刀，更像是送她去出席一个什么光荣的表彰会。
这一点别人很难理解，议论时，人们就只能这样说：“挨刀子的不是他，他当然高兴。”
李明芝是理解他那份心情的，但你不能因此就要求她也像文朝荣那样欢欣鼓舞吧？她能不哭不闹，让人从她的表情和行动中看到一种服从（抑或说是认命），就已经很不错了。
12
李明芝因为年纪大了的原故，曾在手术中痛得昏厥过一次。那年头，乡上的计生站设施简单，要求也不严格，跟去的大小两女儿被允许站在手术室观看。手术中，她们亲眼看到母亲咬牙，吸气，到最后不顾一切地喊叫起来的过程。她们的母亲是从来不会大喊大叫的，这种状况只能让她们想到“极限”，想到“无法承受”。果然，她在那个极限处昏厥了过去。两个吓白了脸的女儿被赶出了简陋的手术室。要对李明芝实施抢救，她们也就被看成了碍手碍脚的障碍。她们被告诫不能大惊小怪，说这种情况一点儿都不稀奇。她们又没经见过别的手术，所以就认为真的很正常。
李明芝做完手术回到海雀，文朝荣就对那些计生对象说：“看看有啥好怕的，我家那个不是也做了吗？做完了不还好好的吗？”他说这话的时候，要是正好李明芝或者她那明白真相的两个女儿在场，她们便会把脸尽量往下埋，因为她们不能让别人看见她们脸上的害怕。一切的忍受都是为了支持这位家长，她们不能半途而废。两女儿甚至都没告诉过父亲，她们的母亲当时有多痛。因为她们被告知过，那“很正常”。李明芝也没对文朝荣提起过手术台上的情况。她不想说。
因此，文朝荣就真认为“没什么好怕的”。
当然，他这样说，背后还有另一层意思：你们要的不是公平吗？现在我已经做到了。
中国人在养成了把最重要的意思放到话背后的习惯的时候，也同样养成了把话往背后听的习惯。他话背后的那层意思，别人一听就明白了。那讲道理的，到这份儿上，也就去了计生站。那明白了他的话，却不想明白事理的，照常躲逃，照常超生。
所以你不能怪他后来又把目光投向大儿子，不能怪他要求大儿子去争取海雀村的第一个独生子女证。那时候，大儿子才刚刚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那也得是等他生下第二个孩子以后。
而且那时候，海雀已经栽上了那些树，已经种上了地膜包谷，海雀人认为，养活几个孩子已经不成问题了。
那时候，文朝荣的招牌表情正好固定在他第二张脸谱上。他去跟大儿子谈独生子女的好处，将从别人那里借来的“独生子女证”展示给大儿子看的时候，脸也是绷着的。所以，大儿子文正全的第一反应是问他：“爸，你哪样意思？”
大儿子问他的时候是看着他的眼睛问的，所以他第一时间以为，儿子不明白的是他的表情。他意识到自己刚刚说那些话的时候，表情不是那么配套。他说的是“国家对独生子女户有优待政策哩，每个月都有钱的”。同样的话，表情不一样，表达出来的意思就不同。他要是和颜悦色地说，面带微笑说，大儿子肯定一下就明白了。明白他这是在肯定“独生子女”，是在诱导大儿子效仿。但由于那一阵他的表情一直凝固在一张绷紧的脸皮上，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忘记转换表情，就容易被误会为他是反感这个的。不是反感，也是妒嫉的。
他试着重新配合一下表情，再表达一遍，说：“你看看这个本本吧，有了这个，每月就有钱领的。”但大儿子说：“我们才生了第一个娃儿！”
大儿子的眼睛瞪得比他的还大，因为大儿子的脸大些，五官也比他的大些。一看他的眼神，他便明白大儿子并没有在他的表情上犯糊涂，他心里清楚他爸的目的。知父莫如子，事实上自从父亲硬把母亲拖到计生站做了结扎手术后，做儿子的就提防上了。即使那会儿还没娶上媳妇，他们的身体也禁不住想起那事儿就**。娶上媳妇以后，他们便天天都关注着父亲的眼神，一旦他将视线投向自己，他们便条件反射地肌肉绷紧。因为摊上了文朝荣这样的父亲，做儿子的就不得不时常活在一种紧张当中。
文朝荣明白儿子已经做好了反驳的准备，他深吸了一口气。事实上，他也很清楚，仅靠一种父亲的专横是不行的，儿子已经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开始自己主张自己的人生了。儿子块头还比他大，论打他也打不过。他只有靠说服，靠三寸不烂之舌。所以他要吸气，要为那条忠实于自己的舌头打气。
他说：“我当然晓得你们才生了第一个娃儿，我还没老糊涂，我眼睛还没瞎，难道我看不见吗？”
语气依然保持着强硬，他心里知道这是必须的。
大儿子说：“就是政策，也允许农民生两个，农民靠种地活人，需要劳动力。”大儿子的语气也卯着一股强硬劲儿，他知道自己得拼命顶住。
文朝荣说：“但政策是提倡农民也只生一个的。”
大儿子说：“提倡是提倡，并没说不准生两个。我跟你说，爸，你当村支书，我们是要支持你的工作，但生两个我们是不犯法的。你最好死了那心，我们不是我妈，不听你那一套，两个娃儿我们是要定了的。”
文朝荣说：“你为哪样不觉悟高一点呢？”
大儿子说：“我为哪样要觉悟高一点呢？我又不是党员。”
文朝荣说：“可你爸是党员。”
大儿子说：“你是你，我是我，我现在不靠你吃饭，我要靠我吃饭。”
大儿子还说：“计划生育有政策，你按政策办事，该上环的上环，该结扎的结扎，不配合的该抓就抓，该牵牛牵牛，该拉猪拉猪，犯得着找我们去带头吗？”
大儿子还说：“政策的力度多大呢？你不依靠政策，反倒来依靠我们去给你带头，我就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很显然，大儿子不光长硬了翅膀，还长硬了舌头。他一旦发力，就显得势不可挡。文朝荣只好暂时鸣金收兵。他说：“你的道理比我还多！”这话，他当然是绷着脸说的。
大儿子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计划生育是国策，国策推行起来力量是多大呢？那会儿全国上下都采取着强制手段，可谓如火如荼。文朝荣不知道远的，但赫章县的情况他是知道的。再近点儿，邻近的几个村的情况他就再清楚不过了。人们拒绝被说服，怎么都说不服，怎么都无法理解少生孩子的好处，就只好强制。那会儿有专门的计生工作突击队，某计生对象到时间没执行政策，突击队就负责去家里找人，找到了就硬带去计生站，该上环上环，该结扎结扎。人们一门心思想生孩子，你有突击队，他们就跟你打游击，干脆来个不见踪影。见不着人影你怎么强制呢？抓人没有，罚款没有。突击队没办法，就牵牛拉猪，充罚款，甚至打房子，以此表明国策不是开玩笑。可依然没人理会，该躲的照常躲，该逃的照常逃。只要能把孩子生出来，就是倾家**产也在所不惜。他们惟一着急的，就是孩子成熟的周期太长了，要不是十个月，而是十天就好了。
力度再大，打不到痒处也没用。
文朝荣就还得依靠榜样的力量。即使别人不认榜样，最起码也得让海雀人感觉到另一种“应该”。村支书都做到了，你做不到，或者不愿做，就欠人情了。而海雀人最要脸了，最怕欠人情了。中国人是一个讲交情的民族，交情的顶端可以达到两肋插刀。即使不能达到这一步，大家能看在他走在前头的面子上，勉强跟着他也不错。
所以，他不能放弃。尽管他知道大儿子有多么反感，他也得继续做他的思想工作。
他说：“这个头你一定得带。”
文正全说：“为哪样？”
文朝荣说：“我们家带了头，别人就没话说，就得听我的。”
文正全强硬地说：“我要是不干呢？你难道还叫人把我绑了去？”他说：“我才生了一个，哪个有权利把我绑了去？”
文朝荣失望地说：“我是在叫你做先进，不是说你违背了政策。”
文正全说：“我不想做这个先进。哪个爱做哪个做去。”
他还说：“我妈不支持你了？不带过头了吗？你怎么又盯着我？难道你还想我们一家人都去为你带头啊？”
文朝荣咬牙问：“你去不去？”
文正全同样咬牙回答：“不去！”
文朝荣真想甩大儿子一耳光，但他没有甩这个耳光的道理啊。大儿子不过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才是提出过分要求的那一个。
大儿子这里看上去是一面铜墙铁壁，他希望从大儿媳那里得到突破。他从山上照看完树苗回来，正撞上大儿媳在土里掏洋芋。大儿媳没发现他，低着头专心刨洋芋哩。他在地边站下来，咳嗽一声。这就是招呼了。大儿媳听见响动，回头见是公公，也轻轻咳嗽了一声。算是回答。山里的公公和儿媳间总隔着那么一层忌讳，有些语言一般就都用咳嗽声代替。
大儿媳咳嗽完接着低头刨洋芋。公公和儿媳之间，除了一声礼节上的招呼以外，还有什么多话可说呢？可那天文朝荣的话却很多。
他问：“娃儿呢？”
大儿媳说：“在屋里。”
他问：“哪个看着的？”
大儿媳说：“我绑**的。”
他问：“咋不给你妈看着？”
大儿媳说：“妈也在挖洋芋。”
他说：“哦。”
大儿媳明显地感觉到公公今天有话要说，便站那儿等着。文正全显然没跟她透露过父亲找他带头的事情，他以为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挡在家门外面，因此她一点儿也没预料到公公的“来者不善”。
媳妇眼巴巴等着，文朝荣又反而不知道从何说起了。他本能地干咳两声，才把话头找到了。
“那……独生子女……你听说过吧？”他问大儿媳。
大儿媳肌肉一紧，两团黑光就挡眼前了。“爸。”她求救似的这样轻喊了一声。
这一声，文朝荣听得也心里捏巴，但他不能因此而放弃。他需要一只领头羊，现在被他选中的这只羊害怕了，他不能因为不忍就放弃培养一只领头羊的工作。
他说：“独生子女每个月有四块钱哩，一直领到娃儿十八岁。”
大儿媳扔了锄头。她想逃。
文朝荣赶紧说：“你别走。”
大儿媳就没敢走，但她背过身，明显地不想听他说话。她甚至使气把洋芋当石头往背篓里砸，砸得乒乒乓乓响。
文朝荣尽量让自己的脸色软和些，虽然儿媳并没有看着他的脸。他说：“我晓得四块钱算不上个啥……”
大儿媳抢过话头堵他，说：“一个月四块钱我们挣得来，挣不来也没哪样了不起。”
文朝荣说：“我晓得，但……”
大儿媳又赶紧堵，说：“四块钱够养活人吗？我们要‘独生子女’了，今后哪个来养活我们？”
文朝荣说：“国家对独生子女户和两女户都有优惠政策的。”
大儿媳说：“我们不要优惠政策，我们自己养活自己！”
这一回，她不论如何也要逃了。她扔了锄头，也不管洋芋了。她逃枪似的跑了。
那之后，小两口就总警惕着家门前的那条路。一看见父亲的身影，小两口就逃，或者干脆闭门不见。文朝荣再去，就只能吃闭门羹了。有一天，文朝荣终于冒了火，用他那硬拳头把文正全的家门擂得跟打雷似的。他骂起了娘，那些被一个山里父亲用来骂儿子的粗话全被他用上了。
大山里，这种骂娘一贯都起着增进父子感情的作用，虽说骂的时候从来都明火执仗，但那永远被看成一种亲昵，一种爱护的特殊表达。不论是父亲还是儿子，都是这样理解的，所以，往往父亲骂过了会更爱儿子，儿子被骂过了也会更亲父亲。不过这都说的是一般情况。这一次，是特殊情况。不论是文朝荣，还是大儿子文正全，都把这一次看成是特殊情况。儿子在关键时候不跟父亲站在一个阵营，而是站到对立面，还像什么儿子呢？文朝荣要的是他起正面的带头作用，然而如果他抗着他，站到他的对立面反对他，那就适得其反地起反面带头作用了。别人会怎么看？连你家儿子都反对你那一套，还来要求我们？他不仅更没法做别人的工作，同时还要遭到嘲笑。如果做儿子的这一点都体谅不到，那怎么能说父子一条心呢？子不与父一条心，还叫什么父子呢？
在文正全那里，做父亲的竟然为了村里那并不被人待见的工作，狠心要拉自己的儿子去带头，杀人先杀自己的儿子，还像个父亲吗？虎毒还不食子呢。
所以，两人都没把这场骂娘当亲昵行为。所以，骂到结尾的时候，大家都说了狠话。
文朝荣说：“你要是这点儿事儿都做不到，你就不是我的儿子！”
文正全说：“你这样狠心，没人想做你儿子！”
一仗骂完，父子俩就叫上了劲。文朝荣的脸本来就一直绷着的，这回绷得更厉害，大有要绷破绷裂开的架势。文正全也绷，随时都是一副一触即发的样子。虽说他选择的是躲，坚决不跟父亲照面，但文朝荣没有要躲的意思，他就得防着，不光防着误撞上父亲，还得防着父亲再次进攻。那会儿，海雀人都睁大眼睛看他们父子俩，人们担心他们真的决裂了父子关系，却又难免在心里幸灾乐祸地想：这回好了，看你还来抓我们超生。
就这么绷了好些日子。有一天，李明芝做了一锅饭，去请大儿子大儿媳到家来吃饭。大儿子大儿媳当然没来，不敢。李明芝说：“你们爸不在家，上山看他的林子去了。”那会儿山上那些树已经长出了模样，有点儿“林子”的势头了，所以海雀人不再称“那些树”，而称“林子”了。这样儿子儿媳也不敢去，万一正吃着饭，父亲就回来了呢？李明芝的心痛就表露到脸上来了，她说：“难道你们还真打算不认你们爸了？”小两口当然赶紧说“没有”说“不是”。他们把母亲拖住，干脆留她吃饭。他们的意思，如果母亲有话要说，在他们家里说也行。母亲就留下了，她确实有话要说。不过，她的话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她无非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两难，一边是当家人，一边是儿子，手板手背都是肉，砍哪边都痛。
她说：“你们爸这一阵儿就叹气哩，脸都黑青了。这样下去，怕是要怄出病来了。”她不过是想传达一个信息：他们的父亲在为这事儿受煎熬。
可是大儿子认为，他们心里也不好受，并不是父亲一个人在受煎熬。更何况，他还认为这都是父亲自找的，谁叫他事事都想做好，事事都想叫家里人带头呢？他就是这么对母亲说的，在母亲面前，他也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媳妇也和他保持着一致的看法，她说：“妈你评个理，有他这样当爸的吗？”她说：“他让你带了头不说，还要让我们带头，我们前世欠他的了？”
李明芝就只好叹气，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她想叫儿子们体谅一下那当父亲的，可她同样心痛儿子。末了，她除了叹气还能干什么呢？
不过，这次谈话的作用还是慢慢就体现出来了。那做儿子的，身体里毕竟流着父亲的血，肉毕竟还是从母亲身上掉下来的。那血液那肉虽然因为认识的不同而抗拒着被亲情拉拢，但原始的引力本身存在，一旦有所松动，子体就会无可救药地朝着母体倾斜并且移动。这种松动正是产生于叹息，母亲那实实在在的两难的叹息，和母亲说到父亲时的叹息。它们像软化剂。母亲走后，儿子的心就开始变软，虽然速度还不及花开的速度那么快，但这种软化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它开始抬头，开始张望，想看到母亲的表情，想看到父亲的神态。虽然看到后它会立即埋下头，告诉自己再不要看，但随后它又会忍不住抬起头，再次朝着他们张望。文正全就这么纠结了几日，有天晚上他终于问媳妇说：“你说我们真的要跟爸这么扛下去吗？”
媳妇给他的话吓得一抖，反问：“只怕你想听他的？”
他当然不想听他的，所以他没有说“是”。可他真的开始不忍了，他开始朝着体谅的方向想问题了。他明明知道这很危险，但他管不了自己的心。是心要那么做。他说：“你看别人用哪种眼光看着我们呢？”
媳妇看到危险了。原本他们两个跟父亲拔着河呢，现在文正全开始泄气了。她黑着脸说：“我是不会同意的，你最好想都别想。”她希望他重新打起精神拔河，而不是胡思乱想。可文正全看上去是那么无可救药。
他说：“你看看别人拿哪种眼光看爸呢？”
媳妇说：“我管他哪种眼光！关我屁事！”
文正全说：“我们在让爸难做哩。”
媳妇吼道：“你不想要娃儿了，我们就离婚！”
这场谈话到此戛然而止，生生被媳妇一刀砍断的。
那之后，文正全的脸部肌肉放松了下来，他的表情里开始生长体谅和平和。虽说他的阵地依然坚实，他轻微的摇晃已经被媳妇一句“离婚”重新钉牢了，但我们毕竟在他那里看到了一种心平气和。至于媳妇，虽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无条件夫唱妇随，但也退守到了一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界限上。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妥协：既不使劲往后拉，也不让父亲拉动他们。
但有一天，文正全无意间的一眼，就发现父亲瘦了，就发现父亲绷着的脸皮上出现了很多皱纹，眼窝子也深了好多。那天，他们的父亲正好在跟人吵架，原因是那家逃出去超生了第五胎，计生工作队追人追不着，就来抄家以示国策的威严。国策肯定没要求这样做，但具体执行工作的人没办法就采取了这种极端措施。家里只剩下老人和一窝孩子，工作队打了房子，并将家里能派上用场的东西能抄尽抄，甚至没放过一把筷子。老人小孩哭成一堂。老人是心痛房子和家什，孩子是给那阵仗吓的。文朝荣作为村支书，不能阻止工作队执法，他甚至必须站稳立场，必须站在工作队的阵营里。但这并不代表他铁石心肠。如若他不是村支书，他就还是一位不错的村邻，热心而且仗义。作为一位不错的村邻，他或许不该跟工作队的站在一边，看着他们抄家却不加以制止。他一个身体承担着两个角色，一颗心必须分成两半，一半要维护国策的威严，一半要替村邻难过，要因为这份难过光火。一切都是因为他们违犯了国策，因为他们多生了那么多孩子。自己的村民不争气，不遵守国策，文朝荣内心生出的，就是自己家人不争气的恨铁不成钢的情感。他恨，他火，都是因为一种爱护，一种亲近。因此他无法说服自己不吵上一架，他呵斥人家：“哭个卵啦哭！”他骂道：“既然心痛房子心痛那几双筷子，又为哪样要生那么多娃儿呢？”他还骂：“穷得鸡巴叮当响，还生那么多娃儿，是把娃儿当猪喂呀还是当人养啊？”人家回骂他：“老子生多少娃儿关你锤子鸡巴事啊！”他又骂回去：“当然关我的事，我是村支书，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要你们遵守国策，国家让你们少生娃儿是为你们好，你们像没长耳朵！你们以为我是吃饱了没事干，天天来跟你们磨嘴巴耍呀？平常多听我一句，哪有今天这事儿呢？现在晓得哭，哭有个卵用啊？”
别人就听出来了，他的怒火中，其实更多的是责怪，而这份责怪，表明的正是他的心痛。他们的痛，也是他的痛，他们的不痛，还是他的痛。
做上了父亲的文正全，就是在那时候感觉自己有些理解父亲了。就是在那个时间，他把目光投向了父亲。好些日子没认真看过父亲的脸了，这一次，目光落上去，就显出了一种留恋。他的目光和父亲的皮肤，毕竟是血亲关系。它们一旦触碰到一起，情感线就通了，那一头带着父亲的体温流过来，这一头带着儿子的体温流过去，交汇是无声的，震动却是不可忽视的。它让文正全的阵地再一次产生了摇晃，在这种摇晃中，文正全看到了父亲胸膛里那一颗苦心。虽说就他当时的觉悟，依然没法理解只生一个孩子的好处，也没法理解一种国策的重要，但他终于可以理解父亲的苦口婆心了。最起码，他开始怀疑：父亲真的仅仅是为了好做工作，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带个头，为了他自己那点儿光荣感吗？一直被他贴在父亲脸上的那个被称做“自私”的标签，在他内心的动摇中跟着摇晃，后来掉了两三颗钉子，只剩下一颗钉子将其歪挂在那里了。
那晚上了床，文正全一闭眼就看见父亲那张痛心疾首的脸。于是他索性不睡了，睁着眼瞪着天花板。
婆娘一看他那样儿就知道他心里有事儿，而且她不用多想就知道他心里藏的是什么事儿。她装着没看见，吹了灯睡觉。
他说：“你吹灯干啥？”
婆娘说：“瞌睡了当然要吹灯。”
他说：“我还没睡哩。”
婆娘说：“你看天花板还要点着灯？太费油了。”他不吭气了。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说，我们是不是得听爸的？”
婆娘动作很大地转了一个身，撅个屁股顶着他说：“你要听你听，我不听，他不是我爸。”
后面这半句话让文正全生气了，他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他不是你爸哪个是你爸？”
婆娘说：“你要听你就结扎去吧。你今天去结扎，明天我就带着娃儿走人。你断子绝孙了，就清静了。”
黑暗中，文正全十分精准地给了婆娘脸上一巴掌。婆娘先是吓了一跳，后来便开始哭，大吵大闹撒着泼哭。她掀了被子踢了鞋，光着脚在床跟前跳神似的，又哭又骂。孩子给她吵醒了，也跟着哇哇大哭。文正全只好点上灯，把孩子抱起来哄。可妈不停，孩子就不停，他又只好去哄婆娘。他瞪着眼睛冲她吼：“我不提这事儿还不行吗？！”山里男人哄女人就是这样的，妥协的话要说，但绝对是从狮子口里吼出来的。有那更粗犷一点的男人，甚至还要配套一顿拳脚。山里女人也完全习惯于他们的这种哄人方式，只要他们嘴上妥协了，她们通常就认为自己胜利了。
13
不提这事儿，不等于还要躲着父亲吧？村子那么小，儿子不躲，父子俩就终有狭路相逢的时候。一条小土路，父亲踩着那头，儿子踩着这头，四目相对，像四只硬拳头，互不相让地顶着。就那么足足顶了五分钟，儿子终于败下阵来。
“你想跟你爸打架？”文朝荣问。
“没人想和你打架！”文正全气呼呼说。
“那你挡着我的道干啥？好狗不挡道。”文朝荣说。
“爸——”文正全生气地喊道。
“我还是你爸？你还当我是你爸？”文朝荣带点儿嘲笑的口吻问道。
“你不是我爸哪个是我爸？！”文正全喊了起来。他说：“你不要那么要强不行吗？你为哪样一定要事事都走在前头呢？”
文朝荣也喊起来：“我是村支书我不走在前头，别人会跟着我走吗？”
文正全说：“我说的是跟别的村比，你不用事事都比在别的村前头。”
文朝荣自嘲地说：“我倒是想比在别的村前头哩，可我儿子拖着我后腿哩，我跑不动。”
文正全说：“不是我拖你后腿，实在是你太不讲理了，我们不才一个娃儿吗？”
文朝荣说：“我们农村人认的就是个男娃，那些拼命超生也就是想生个男娃，你虽然才生了一个，但你家是个男娃了，何必要再生第二个呢？”
文正全想张嘴，文朝荣用个手势把他的话挡回去，接着说：“有个男娃了，香火有了，男劳力也有了，你再多生一个来干啥呢……”
文正全提高嗓门儿抢过话头说：“多生一个就多一个劳力，农村人可是靠劳力活人。”
文朝荣说：“你要是生下第二个来是个姑娘呢？不多余吗？”
文正全说：“你还是村支书哩，封建思想。”
文朝荣说：“不是我封建，这不都是你们的想法吗？不是生出一大串姑娘来还要想方设法生个儿子吗？不是生不出儿子就不罢休吗？”
文正全嘴硬地说：“那不是我。”他接说：“你放心，我只要生下两个孩子就行，管他第二个是姑娘还是儿子，有了两个，我就去结扎。我保证不拖你的后腿。”
文朝荣说：“你就不能积极一点，国家对独生子女有优惠政策，又亏不了你们，为哪样一定要多生那一个娃儿呢？”
文正全说：“我问你，要是你们那年代就有这计划生育政策，你是不是生下我就行了。”
文朝荣想都没想就说：“当然。”
文正全愣了一下，但他摇摇头说：“我不信。”
文朝荣问：“凭啥不信？”
文正全说：“那会儿你不是村支书。”
文朝荣哽了一下，好像儿子对准他的嘴扔了颗石子进去，正好扔到他喉咙口。不过由于他一直都气呼呼的，喉咙里力量一直都很充足，他还是极容易地把那颗石子吐掉了。他说：“你也晓得当上村支书觉悟就应该不一样，那现在你爸是村支书，你为啥不支持一下呢？”
文正全给刺了一下似的跳了两跳，喊道：“又来了！”
文正全是推开他父亲挤过去的，他不想跟他再磨嘴了，他想逃。他逃也似的走出去很远以后，回头看见父亲还木桩似的杵在那里。父亲被他撞歪了，半侧着身子，现在他依然保持着那个姿势。很显然，父亲给他撞寒心了，正发傻哩。他想到过回去，至少回去叫一声，把父亲叫活回来。可最后他又没那么做。他选择了更快地离开。
自那一下，文朝荣整整木了两天。那四十八个小时，他一声没吭过，连平时吃饭的吧唧声也没了。他照常每天早上起来就上山巡视一回那片幼小的林子，但回来后就窝在家里发呆。凡发呆的人，要是抽着烟，就还有一份轻松一份活力。文朝荣是不抽烟的，他发起呆来，就跟块石头没区别了。老伴儿李明芝看得心里发冷，几次凑上去跟他搭讪，他都不回应。有一次，李明芝耍了个小聪明，跟他撒谎说计生工作队又在抄谁的家了，叫他快去看看。这个谎言倒是把他说活回来了，但又活过了头，他几乎是从板凳上跳起来的。他跳起来是因为给李明芝激怒了，他得找个什么东西出气，就抓了旁边的一只碗砸了。那会儿海雀人的一只碗还很金贵，看着那只碗在地上粉身碎骨，李明芝真后悔自己耍了那个小聪明。文朝荣摔了那只碗却没有像她想像的那样跑去看抄家，而是在屋里跳着脚骂娘。他骂李明芝说起的那个超生户，骂全村的超生户，骂大儿子文正全，骂所有不遵守政策的海雀人，直骂得两眼喷血，像头疯牛。
那天晚饭后李明芝去了大儿子家。媳妇在灯下补衣服，油灯把她那巨大的影子投到墙壁上，遮了整整一面墙的光。李明芝进门后竟然看着那个巨大的影子呆了好一会儿。她从来没注意过影子，还是第一次发现人的影子能变得那么大。见婆婆进屋，媳妇站起身来让坐，那影子才魔影似的突然缩小，歪到了另一边。
“妈有事儿？”文正全问。
“嗯。”李明芝这一声回应听上去更像是呻唤。她没坐，她把孙子从大儿子手上接过来，抱着颠。孩子喜欢这样颠，咯咯笑。
“妈是为爸的事儿来的吧？”文正全小心翼翼地问。问完，就被婆娘白了一眼。
那一眼，李明芝也看到了，所以她没回答儿子的问话。她继续哄着孙子，把自己的怀抱变成摇篮，把孙子颠得很舒服很开心。
没话说就很尴尬了，媳妇硬从婆婆怀里抱过孩子，假借哄孩子来遮蔽那种尴尬。李明芝手上没了孩子，只好说话。
她说：“你们爸难哩。”
文正全不吭声，把眼皮耷拉了，对着地上左右晃，像找什么东西似的。
媳妇看婆婆终于提到了敏感问题，不想跟婆婆吵架，抱着孩子出门了。她的态度虽然不过激，但已经很鲜明了。文正全看婆娘和孩子出了门，魂儿也跟他们走了似的，枉瞪着对大眼看着黑洞洞的门口。李明芝看了他好一会儿，看不出有什么好期待的，叹声气走了。
她是来传达文朝荣的难，同时也让大儿子看到了她的难。那媳妇在暗处看婆婆走了，急忙忙就抱着孩子回来了。她十万火急地问文正全，“你没答应她吧？”文正全白她一眼，使气地回答：“我敢答应吗？”婆娘看他使气，也大了声嚷道：“你冲我冒哪门子火？”文正全说：“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太心硬了？”婆娘说：“你心软你去啊去结扎去带头啊！你们文家香火也不要了，就要个光荣就可以了！早晓得，你还不如当和尚去，那更光荣！”文正全举手要打，婆娘把孩子送到他跟前，他没敢打下去。
自那之后，两口子到半夜才出了声。
文正全说：“你为啥就一定要离婚呢？”
婆娘说：“别说离婚，我连死的心都有。”
文正全说：“你要是为这事儿死了，我们文家就没人有脸往下活了。”
婆娘不吭声了。她在想像，要是文家这一家子，真为了她的死而活不下去人，她心里会是什么感受。结果她想得很有些难过。
文正全说：“要不，我们去上个环，先不慌生老二，等爸不做村支书了再生好吗？”
婆娘说：“不干。”
但她的语气里分明带着那么一丝迟疑，她回答得并不是嘎嘣干脆。这就说明，她的心是有松动的，在男人的这个建议面前，她是留有缝隙的。而男人提出这个建议，正说明他也已经向父亲敞开了一条缝隙，而且这条缝隙还比较宽。
第二天大清早文正全就去找父亲，他说：“我们听你的，办独生子女。”这话差一点儿让文朝荣闪着了腰。他小心地跟大儿子试探着：“真想通了？”大儿子说：“但我们不结扎，我们只上环。”文朝荣警惕上了，问：“为啥？”大儿子说：“结扎了今后想生就没法生了。”文朝荣一激灵吼道：“那不等于零？！”大儿子没好气地说：“我们这也是考虑到你不好做村支书才答应的，你以为我们真想要国家补助那四块钱？”他接着又说：“你总不会当村支书当到老死吧？你就是当到老死，你死了我们还可以生嘛。”
文朝荣一听这话脸就成个烤红薯似的，他没想到这大儿子看上去老实巴交，还能想出这种点子来。但他知道自己不能生气，大儿子已经进了一步，不能再把他推开。于是他再一次摆开了苦口婆心的架势，拉着大儿子不放了。
他说：“你这倒是个聪明的想法哩，你现在拿独生子女证，拿国家的钱，等我一退休，你就去生孩子，你啥都不耽误，你真聪明啦。”
他说：“但是，你就不怕别人吐你的口水吗？”
他说：“你这骗的是哪个？骗的是所有人哩，骗的是国家哩，到时候，你就不怕被口水淹死吗？”
他说：“到时候不光你挨骂，你爸你妈，文家人个个都要挨骂哩。”
他说：“你难道想让我和你妈到时候带着一身别人的口痰进棺材吗？”他一个劲儿地说，文正全只好硬插嘴，才说上了话。文正全说：“我打听了，机关上那些独生子女户也都是上个环，保证不生就行了。”
文朝荣说：“人家敢保证不生，你敢吗？你不还没上环，就已经打好主意等我退休就生吗？”
文正全不做声了，他的确不敢保证。
文朝荣说：“结扎吧，既然你都想通了……”
文正全说：“我们没想通。”
文朝荣说：“你不是都通到这一步了吗？不就是一个手术不同吗？”
文正全说：“结扎的话，媳妇儿是不会答应的，她说要她去结扎她就离婚，还说过她连死的心都有。”
文朝荣叹气。长长地叹，无助而绝望地叹。
文正全就又不忍心了，想说什么安慰一下父亲。
做父亲的看准大儿子内心这块软处，又来了精神。他说：“你回去做做她的思想工作，你们的爸是村支书，你们就得觉悟高点儿。爸会害你们吗？爸不想害你们，也不想害海雀这一村子人。爸提倡的都是好事情，栽树、地膜包谷、土墙房，不都是好事情吗？好处也是你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这计划生育，要不是好事情，国家会提倡吗？你们好好想想，多一个孩子就多一张嘴，多一张嘴吃饭就多一份负担，多生孩子能过得好吗？都是庄稼人，我问你们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那包谷窝里挤一窝窝苗，和只留一两根苗，到秋天哪一个窝里有收成？那挤着一窝窝苗的，到头来除了一把包谷秆还能收到哪样呢？只有留下一根，顶多留下两根的，最后才长得壮实，才结得出包谷嘛。”
他说：“你们要第一个是女娃，我也不会让你们办独生子女，我知道这个说不通，我们农村人，没个男劳力确实不行。可你们不是个男娃吗？我们好好的把这个男娃养好，把他养壮实一点，不是比你养一窝窝瘦皮寡筋、弱不禁风的要强得多吗？”
他说：“只有一个娃娃，他就可以吃得好穿得好，还可以多上些学。我们虽是农村人，但你难道没想过让他多上些学，最好飞出这山窝窝去吗？要是你能养出个大学生来，养出个国家干部来，那不是比你养一窝窝跟你一样在这泥巴里刨吃的强多了……”
他说啊说，那天他说了整整一个上午，把上山巡视林子的活都推迟到了中饭以后。也奇怪，文正全竟然稳稳地坐那儿听他说，而且还真给他说化了。
事实上，媳妇那些话也都是吓人的，真到文正全下了决心的时候，她也并没有坚决要离婚，更没有要寻死。她无非是大闹了一通，把文正全臭骂了一顿。山里女人都很简单，再加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根深蒂固，她们的感情跟一棵包谷苗一样朴实。只要你给它一把土，它就站得很牢；你要是能细心经营，它就能长出很多根来，紧紧抓住那把泥，风起时的摇晃，根本动摇不了根。
闹过了骂过了，她还是哭哭啼啼跟文正全去了计生站。去的时候，好多眼睛目送她哩，那些眼睛可不是为了看热闹，而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太严肃了，是一种情不自禁的注目。
不管怎么说，文正全才生了一个孩子，按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还“计划”不到他这里。可现在文朝荣让他“计划”了，这就等于拿石头堵别人的嘴了。有人私下里打了个比方，说：“这就像送儿子去充军哩，你有五个儿子还不愿送，人家只一个独儿也送上去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果然，当文朝荣拿着大儿子家的“独生子女证”回来以后，海雀人个个都鸦雀了。看他，也是闪一眼就把目光赶紧移开。那个小本本呈光荣的火红色，文朝荣把它拿在手上，就像拿着一个灼人的光环。有了它，他都不需要多费什么口舌。他只对别人说：“看吧，这是正全家的‘独生子女证’。”别人也不用看，那颜色太炫目，都躲着，只差拿手挡光了。但别人不跟他理论了，不跟他吵架了。别人都在那个本本前埋下了头，寻思是不是该把躲逃出去的儿媳叫回来了。有一种情况很明显：文朝荣这么一做，海雀人就都觉得欠他了。欠了人情，不还你就在他面前抬不起头。因此，再遇上文朝荣，他们就感觉遭遇了债主，脑顶沉重得不行。
于是，躲逃在外面的，被叫回来了。老人挤着眉头，把目光压得很低，还摇着头，一副承受不了的样子对那一脸茫然的儿子媳妇说：“别超生了，文支书把他家大儿媳都扎了，都办‘独生子女证’了。”要是儿子媳妇反应迟钝了一点，老人就把眉头扬上去，把眼睛打开，白着眼看着他们，意思是：只怕你们还好意思超生？
紧跟着这个“独生子女证”，海雀又诞生了一个“两女户证”。那是王兴全家。他生了两个姑娘，正巴望着生个儿子。山里人只认儿子，要是没生出儿子来，你就是生了二十个姑娘也不算数的。但王兴全竟然在文家那个红本本跟前动摇了生儿子的决心。他热爱那个火红的颜色，当他听说两女户也会有一个证，今后也能得到国家的照顾以后，他便叫上婆娘去了计生站。
海雀村有了两个最具说服力的红本本，文朝荣的工作就好做得多了。更何况，他做出了榜样之后，村班子中别的党员干部也都带头遵守着这项国策。虽说没像文家那样办个“独生子证”，但全都是生到两个就刹了车。他们做到了，要求别人做的时候，就有了说服力。
自那之后，他的脾气也有了好转，脸色也和软了很多。别人渐渐地在他这种变化中松了口气，都放松了表情，李明芝却相反绷起了脸。有天晚上，她突然问文朝荣：“你是真不想多要两个孙子？”文朝荣愣了一秒钟，顺着她的话去想像一种儿孙满堂的场景，觉得自己是想的。所以他回答她说：“要是海雀这地方富裕，要是养得起的话，当然可以。”李明芝说：“我看不一定，即便是养得起，只要你是村支书，也不会想的。”文朝荣再没做声。李明芝虽然说的是气话，但话丑理正。人一旦走进一种信仰，实际上就是走进了一种行为准则，你所有的修行，实际上都是为了符合这种行为准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村支书”代表的就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标准”，一个“准星”。这就要求所处这个位置的人，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的行为朝着一个更精准的方向靠近，你的眼睛只能盯着“准则”，而不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