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我们老传说这样一种故事：某某扁担大的“一”都不认识哩，起初就是个捡破烂的，可有一天，他却摇身一变，成了百万富翁。听这前半部分，好像说的是贫富跟肚子里有没有墨水没有关系。再听后半部分，却说的是这某某后来吃了不识字的亏，百万家当全被人骗光了。
那个年代这种故事特别多，刚刚改革开放，很多人确实仅凭胆量和运气就发了财，而且还发了横财。我们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传说这些故事，主要是因为惊讶，惊讶于大字不识一个的人竟然能变成富翁。但最终，我们的目的还是要落实于他们的结局。由于这些故事的前因是“没有文化”，他们的结局就不可能是“富翁”，而只能是“被骗光”。大人们用这些故事来教育孩子“所以要好好读书”，有心的孩子也会谨记这一警示。
事实上，教育一直都被当成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希望。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普及小学教育”被纳入千年发展目标的八大项目之一，“确保不论男童或女童都能完成全部初等教育课程”被写进《联合国千年宣言》。我们也将教育立为百年大计之本，立国之本，民族兴旺之本。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最重要的一部教育法，标志着中国已确立了义务教育制度。这部法律使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接受教育具备了必须性和强制性。
九年制义务教育全面推进以后，毕节试验区学龄儿童入学率一直保持上升态势。1988年，全区入园幼儿有10300人，到2013年，上升到201691人；1988年，全区小学在校生有838100人，到2013年，全区小学在校生达878997人；1988年，全区普通初中生只有210000人，到2013年，全区初中在校生为503490人。
16
三十多年前，只上过三年初小的文朝荣是全海雀村学历最高的人。对于他来说，最大的骄傲在此，最大的悲哀也在于此。
1954年，全海雀找不到一个可以记工分的人，记分员得区里下派或者到邻村去请。海雀，就是一村子文盲。那时候文朝荣上着学，是全海雀惟一一个有文化的人，一个“知识分子”。刚上到小学三年级，他就给生产队叫回来了。当时他才十二岁，但他却被委以生产队“记分员”的重任。这在当时，他的确可以看成一种光荣。当到了1985年，全海雀村还总共只有五个识字的人，上到小学毕业的还一个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只能从中看到一种悲哀了。
海雀穷，海雀的“苦甲天下”都惊动国务院了，可生在其中的海雀人却不知道自己穷的真正根源在哪里。海雀人不懒惰，从来不比别人少付出劳动，但他们还是一个穷。他们也有些明白，是他们脚下那块土地出了问题，但却一直没法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求他们都具备一个科学家的素质和能力那是太不现实了。但文朝荣认为，至少应该在别人已经替你找出了问题的所在，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他们能够很好地理解并接受。他们当然没有，就连栽树，他们接受起来都那么困难。所以，文朝荣得出一结论：海雀穷的根源在于村民没文化知识。
1988年的秋天，文朝荣立志要在这件事情上有所作为。村小原本是大集体时留下的生产队保管室，现在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了。他想先从修学校开始。“扶贫先扶智，扶智根本在教育。”他这样对村干部们说。“要想娃娃们得到好的教育，首先得有间像样的学校。有了像样的学校，才拴得住娃娃，才请得来好老师。”他说。
那年他家有了一头不错的耕牛。这头牛是李明芝从几个月的小牛犊喂大的，他虽然也是它的主人，但因为他同时还是海雀的村支书，也就不曾为它割过一根草。现在它已经三岁了，是他们家最强的劳动力。农忙季节，他可能有那么一两次，会扶着它屁股后头的犁耕那么一两块地，但他从没正经看过它。那些时间，文朝荣那脸苦得都能拧出一碗苦水来。可有一天，他正经看了他家的牛那么一分钟，竟把他的脸看出光彩来了。那牛有一张花脸，从眉心往下拉了一块白斑，酷似一滴倒挂的鼻涕。再往下，整个嘴也是白色。你注意看，那活脱脱就是个巨大的感叹号。或许这牛出生前就预料到会遇上文朝荣这样的主人，要不然，你怎么解释它脸上那个感叹号呢？它在文家三年了，文朝荣跟它像陌路人似的，这天，他却突然跟它一见如故。当然不是因为它有那么好看的一张脸，也不是因为它脸上竟生了一个感叹号。他根本就没看到什么感叹号，他看到的是一间像样点儿的学校。就在它那块倒三角白斑的地方，他看见的是一间像样点儿的村小，娃娃们坐在那里不再担心风把房顶揭走了，或者把墙推倒下来打着了自己。
他要卖牛！
1985年为救济粮的事儿他卖了一头牛，现在他又要卖牛了！
大清早起来，他就老在李明芝面前干咳。通常情况下，他是有无理要求了，一时开不了口，才会这样故意干咳。所以，李明芝一般都不会理会他这一招。他咳够了，总会把话说出来。那会儿她在煮猪食，圈舍间还很暗，火光把她的脸映照成黄金的颜色，使她看上去像个金菩萨。与其说这是文朝荣的感觉，倒不如说是他的希望。虽说他心里定下的事，一般都没人能够阻拦，但他还是打心眼儿希望得到李明芝心甘情愿的支持。
他说：“猪草煮好了，你就不用去割草了。”
李明芝警觉地问：“为啥？”她的脸依然映在火光里，但一旦那份平静离开了脸庞，她就只能是凡人了。
文朝荣说：“我牵它去赶场。”
李明芝问：“你牵它去赶场？”虽然这种说法很委婉，但李明芝还是意识到了不妙。她说：“你只怕又想卖牛？”
文朝荣没说是，也没说不是，他很重地干咳了两声，然后说：“村里那学校太烂了……”
李明芝抢过话头问：“学校太烂了你就要卖牛来修？”
文朝荣说：“一头牛卖了也修不起学校，但我得带个头不是？”
李明芝说：“你带啥头？带头卖牛？你以为你卖了牛，别人就会跟着你卖牛？”
她说：“别人可没那么傻，哪个不指望牛拉铧口呢？”
文朝荣说：“犁地不得等到春耕的时候吗？那时候再想办法嘛。”
李明芝说：“想啥办法？你是拿斧头劈出个木牛来呀还是拿泥巴捏出个泥牛来呀？”
文朝荣说：“这海雀要木头没木头，要泥巴没泥巴，我既劈不出个木牛来，也捏不出个泥牛来，但我们海雀得让娃儿们上学读书哩！”
李明芝说：“你不是很会想办法吗？那你就想别的办法呀。”
文朝荣说：“我脑壳都想痛了，只有卖牛了。”
他说：“我拿出了钱，才能去说服别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料出料。”
李明芝说：“那我们也出力，好不？你一个不够，我也去，老二也去。还不行，你把这圈上的木头下掉两根拿去，我们出力也出料行不？”她知道文朝荣决定了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头，只好乞求了。那头牛承担着文家全部的重体力活，驮包谷洋芋，拉犁耕地，是她的**，她怎么舍得卖掉呢？
可是文朝荣认为，自己是村支书，就应该出钱。如果他也只出力气，只凑合一根两根木料，那别人就没道理出钱。如果大家伙都只出力气，学校就没法修了。
说了那么多话，他觉得已经够了。李明芝是不是同意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他已经跟她把话说明白了。他本来就不是来征求意见的，不过因为那牛是她一手喂大的，是她的心肝宝贝，她拥有最大的知情权，他总得告之—声。
他牵牛去了。
刚牵了要走，就被李明芝堵住了。李明芝两眼全泡在泪水里。她说：“你想想别的办法吧，别卖牛好不？”
文朝荣无可奈何地说：“都跟你说过了，没别的办法。”
李明芝伸手抓住牛绳，说：“想别的办法去，不能卖牛！”她也果断地改变了商量的口吻。
文朝荣说：“不就是头牛吗？过了这一关，有钱了再买就是。”
李明芝说：“不行！这地里就靠它哩。”
文朝荣说：“卖了它，我驮我犁行不？卖了它，我让你当牛使行不？”话是这么问，可他却不是要商量的意思，他这是拿话堵李明芝哩。李明芝的眼泪就滚下来了，一颗接一颗珍珠似的往下跌，跌到脚地跟前砸出一个个坑来。但文朝荣还是把牛牵走了，走几步，他回头对泪流满面的李明芝说：“以后你就会想通的。”
这头牛卖了168元钱。他当然是想卖得更高一点儿的，但买家不给价，他又不能再把牛牵回来，也只能这样了。他承认是贱卖了，他也心痛，但他把那钱拿出去的时候一点也不心痛。这当然是李明芝的说法。他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召集村支部会。他在会上把卖牛得来的168元摔了出来。也就是他摔钱那洒脱劲儿那豪气劲儿，被李明芝当成了他并不心痛那钱的把柄。那时候她还余气未消，还等待着找理由找时机冲他发火。所以当他开完会心满意足地回到家，她便劈头就把那话砸过去了：“你心痛个屁！你一点儿都不心痛！”她说：“那牛不是你养的，你才不会心痛呢。”她说：“我看你当那钱是捡来的！捡分钱还要弯个腰哩，你是一匍爬摔下去，嘴就啃着那钱了！”她每一句话都带着感叹号，但声音却被她低压到了地上。
这一点，一直被文朝荣用来证明她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也正是她的这种隐忍，一直在助长着他的那种肆无忌惮。他摔出钱去的时候确实没有心痛，那钱是拿去修学校，学校和一头牛比，哪一个更能让他心头热乎呢？当然是学校。一头牛不过是一头牛而已，不过是他家的一个劳动力而已，学校是什么啊？是一个产生知识的地方，一个产生知识分子的地方。那头牛只对他家有用，学校却是对全海雀人都有用。
他摔出钱的时候就已经把一个热切的愿望摔到了桌上，那些钱在吸引了别人目光的同时，也让那些眼睛感受到了它们的滚烫。
他说：“我还是那句话，再穷不能穷教育。上头说‘扶贫先扶智’，啥叫扶智，就是扶文化，扶智的根本就是扶教育，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学校修一下，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材料出材料。”
他说：“我先出这点钱，要是你们哪个还能再凑出些钱来，学校就可以修得好一点。要是出不了，大家凑点儿木料，这点儿钱也能凑合着修。反正，我们得把学校修得像样一点儿。”
他左右看看大家问：“可以不？”这话他早就问过他们了，只是他们还不曾爽快地答应过他“可以”。但是现在他摔出了卖牛的钱之后，再这么问，又谁都知道他要的不是他们的“可以”或者“不可以”了。他要的是他们像他那样慷慨解囊，要的是他们说“我也凑点儿钱”，或者是“我凑两根木料”，再不济，也得是站起抖抖精神说：“修吧，我家出两个劳动力。”
事实上，他们的不爽快并不代表他们反对这件事情，只是因为这件事情面临着具体困难，他们显得积极性不够而已。现在既然支书卖了牛，解决了钱的问题，他们也自然就踊跃起来了。他们跟文支书的区别并不是本质上的，不过是看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目光稍短那么一点儿；做事情的时候，他们稍谨慎了一点儿；对待工作，他们温吞了一点儿。真要是支部会议决定了要做的事情，他们从来都不含糊。
可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被家属拖了后腿。
家属并不都能跟他们保持一致的认识，她们的觉悟没那么高。她们甚至认为，文朝荣所以要这么做，不过是因为他家二儿子文正友在那间学校里教着书。她们对着男人的耳朵说：“你想想啊，那等于是他家的学校哩。”
文正友初中毕业后，就成了海雀村惟一的高学历。一毕业就进了村小，和那位在这间村小教了一辈子书的公办老师一起做起了人民教师。而那位公办老师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在“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们看来，那位公办教师一退休，学校不就是文正友的了吗？所以她们一点没把文朝荣卖牛来修学校看得有多崇高，她们觉得那是应该的。她们对着男人的耳朵说：“他修他家的学校，关我们哪样事呢？”
村干部们统一口气对婆娘们说：“我们可都是党员啊。”
党员们当然不能被妇人之见束缚，那个寒假，村里的学校还是如期得到了修缮。修缮过的学校看上去牢固多了，竣工那天，文朝荣买了两挂鞭炮来放。那鞭炮是全村家长到齐后才放的，是文正友举着，文朝荣亲自点燃的。那时候，文正全正在地里拖犁，身后把犁的是母亲李明芝。牛没了，李明芝考虑到来年春天再犁地怕赶不及，所以把犁地的事宜提前了半个季节。那块地正好离学校不远，人们陆续往学校聚集的时候，文正全已经没法专心拖犁，害得母亲在后面老忍不住生气。鞭炮声响起后，他干脆扔了犁，一屁股坐地上了。
母亲问：“咋个啦？”
文正全气呼呼把话当石头砸：“歇口气看看热闹不行啊？”
母亲只好也站下来朝热闹的方向看。热闹处有儿子他爸和她的二儿子，文家的另外两个主要劳力，也是很少下地的两个主要劳动力。她明白大儿子除了生他爸的气以外，还有嫉妒他兄弟的成分。同样是文朝荣的儿子，文正友现在在新修的学校里放鞭炮，文正全却在地里当牛使。
李明芝说：“哪个叫你当初不好好读书呢？你要是把书读好了，今天坐那里的可能也有你。”
文正全打肿脸充胖子地说：“我才不稀罕当那代课老师哩，一个月才二十多块钱，算个哪样！”他是挖煤挣过大钱的。
李明芝不想揭穿儿子让他难堪，没吭声。
文朝荣把大家召集到学校，一是为了庆祝学校修缮竣工，二是要向大家宣布一个规定：必须把学龄儿童送学校就读。
他说：“以前，是学校不好，你们有这样那样的借口，‘怕学校倒了打着娃儿’喽，‘教室天穿地漏’喽，就是不让娃儿读书。现在，大家看到了，我们已经把学校修好了，你们就再没借口不让娃儿读书了！”
他说：“‘养儿不读书，天天放母猪’，放母猪有啥用？放一辈子母猪又有啥用？！”
他说：“从下个学期起，哪家有娃儿不送学校上学的，罚款！”
这可有点儿新鲜了。下面起了“嗡嗡”声，像吵醒了一窝黄蜂。原本不是说他使那么大劲修学校是为了他二儿子吗？现在更加证实这一点了。他修好这学校，就是想把这海雀的娃儿全撵进他家学校去。一个娃儿十多块书费学杂费哩，多一个娃儿就多十多块哩……
他听不清下面闹些啥，便恼火地吼道：“吵哪样吵？不信你们就试试！说罚款就罚款，我文朝荣哪阵说话不算数过？”
“天！不去还要罚款，还把他那颗心当好心看吧……”下面照样“嗡嗡”。
这会儿村长王学方站起来说话了。他说：“国家有法律规定，学龄儿童和青少年必须上学。九年，必须让娃儿上完九年学，至少得让他们上到初中毕业！”
下面还是“嗡嗡”不断，有那么一两个声音跳得高一些，就给文朝荣捉住了。有人在“吃吃”笑，说：“他说他的，你听你的，你家有几个娃儿他家有几个娃儿，难道他清楚？”说：“只怕他自己家里有几个娃儿他都不一定清楚噢。”
文朝荣突然“啪”地摔出一个本本到他面前的书桌上，声音很响，终于把下面的“嗡嗡”声震住了。
这回，轮到他冲下面“切切”冷笑了。他说：“你们别想得那么简单，你们哪家有几个娃儿，哪个娃儿多大，我这个本本上记得清楚得很。”
文朝荣在村子里进进出出，都爱带着个本本，这一点在海雀差不多是妇孺皆知。但从来没人十分清楚他那个本本上到底记着些什么。有时候，他会拿出那个本本来跟人讲：你毁了一棵多大的树苗，应该罚多少钱。别人就明白了，那个本本上是写着罚款条规的。有时候，他又拿出那个本本来对人说：你家是几口人，应该分到的救济粮是这么多，而不是那么多。人家便清楚他那个本本上还记着村里哪家是多少口人。现在，他又告诉大家，哪家有几个学龄儿童也记在上面。
对于这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民来说，一个本本本身就让人敬畏，更何况这个本本还跟他们有着那么密切和重要的关系。他们全都盯着桌上那个本本，再不敢做声。
文朝荣看看他们的眼神儿，得意地说：“不信是吧？”就拿起本本来扬扬，翻开来念上一段儿。果然，哪家有几个娃儿，是男是女，大概几岁，全清清楚楚啊。下面又潮起一片“嗡嗡”声，被念着的或没被念着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把眼睛睁得很大。
文朝荣问：“我还要全念完吗？”
下面寂静一片。脸也拉成一片，清一色的黑。
文朝荣再一次把本本重重地摔在桌面上，说：“不信你们就试试。到时候不光要挨罚款，娃儿也还得送学校念书。”
那一会儿，文正全却在问他妈：“你说爸为哪样对别人上不上学那么上心？”
李明芝说：“他对这村上的哪样事情不上心呢？”
文正全想想也是。
李明芝说：“你爸当初上到三年级就给拉回来当记分员了，没得把学上完，一辈子都在可惜哩。”
她说：“你没看他经常拿着个报纸啊书本的在学吗？补呢。”
她说：“你忘记他是怎么管你们读书的了？小腿肚子都给他打烂了，你就忘记了？”
那分钟文朝荣正在他们的视野内挥着一根教鞭。教鞭是一根金竹，早被文正友上课时抽得光滑油亮。现在，文朝荣拿它抽着桌面，抽得“呜儿呜儿”地叫。文正全隔得远，听不见声响。可父亲每抽一下，文正全都感觉到自己的小腿肚子会**一下。小腿的记忆可是十分清晰：十几年前，文正全也是个小学生，可他并不喜欢上学，偏偏喜欢到山上野晃。或者摸鸟蛋，或者抠茅草根嚼，甚至抠泥堵泥潭洗泥水澡。文朝荣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他们一伙逃学好些天以后的事儿了。那天他拿的就是一根金竹鞭，是他专门从屋前的竹林里选的，硬度和韧度他都早试过了，完全相信它能胜任教训一个小学生的工作。他拿着它气势汹汹把文正全一伙堵在了一个泥水潭里。文正全刚想跑，可念头还没落实到腿上就已经给父亲的大手捉住了。紧接着，父亲手上那根金竹鞭狗仗人势发疯般地咬着他的小腿，痛得他眼前金星乱闪，牙齿直打战。可父亲却不打算让它停下来，父亲早打好了好好教训他的主意，直到他的小腿烂了，出血了，做父亲的才觉得够了。当然，更有可能是因为竹鞭已经给抽断了，没法再继续抽了。
那天，文朝荣就是那样对他说的：“爸爸就是读书少了，这辈子想学都来不及哩。你有条件读书，不好好读，等你过了读书年纪，想读就没法读了！”
文朝荣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已经回到了家。文正全早哭肿了眼睛，当时正趴在板凳上由着母亲为他挑肉里的竹屑。做父亲的抽得太狠了，竹屑全抽进肉里了。母亲心痛得什么似的，拿缝衣针一针一针挑着那些竹屑，泪豆豆一颗一颗往文正全的身上砸。每砸一下，文正全就激灵一下。而他激灵一下，母亲又必然要激灵一下。那种痛，似乎比缝衣针挑进肉里更甚。
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父亲站在新修缮过的学校门口苦心动员别人送娃娃上学的今天，文正全还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摸他的小腿肚。
他气哼哼地说：“那跟别人上不上学有哪样关系？还犯得着卖了牛。”
李明芝说：“你爸是村支书啊。”
文正全不吭声，李明芝看向他，看到他一脸的沉默和赌气。她说：“别人还说，你爸卖牛修学校，是因为那学校就是我们家的哩。”
文正全身子弹了一下，说：“那些人没良心。”
李明芝说：“就是啊，别个往歪处想，我们总不能再往歪处想吧？”
文正全说：“爸那是费力不讨好，还害得我在这里当牛。”
李明芝看大儿子虽然还生着气，但分明已经站到他爸这一边了。她深吸一口气，脸上泛起一缕浅笑。
17
过完春节，文朝荣就忙着上门去把别人的孩子往学校里赶。他当然不是一个人，他有个村支部。他对党员们说：“你们得去赶娃娃上学。”他们就跟他一起去赶。组长们负责自己那个组，村长跟他一起满村子走。
那些想法还停留在“文朝荣谋私利”上的人们，就必然还是抵触，不送孩子去学校。那时候文朝荣已经不想耐心跟他们磨嘴了，直接问他们：“是宁愿送娃娃上学呢，还是宁愿挨罚款？”但他那点儿残存的耐心又迫使他多一句嘴提醒他们：“罚了款，还是得送娃娃上学的。”
村民们即使一天学都没上过，这笔账也是会算的。那当然宁可送娃娃上学了。可是他们不能这么轻易就认了这账啊，他们说：“那不交书学费行不？”
文朝荣说：“不交书学费咋行呢？哪个读书都是要交钱的。不交钱，书拿啥买？老师怎么活人？”
这话一说完，他就看到对面脸上的冷笑了。那冷笑背后的意思实在是明白不过了：“你这是给你家文正友挣钱哩。”
文朝荣无奈地说：“今后你们总会明白，我这到底是为哪个好。”
他跟校长（也就是那位公办老师）商量，能不能先让暂时交不起学费的欠着，无论如何要让孩子进校上学。校长没说不行，他就权当是默认了。
孩子们总算是给撵进学校了。
娃娃们全赶进了学校，教室又不够了，老师也不够了。文朝荣就还得继续跑腿磨嘴，争取更多更远的支援。那之后，他隔三差五就往县教育局跑，一跑就把几载岁月跑没了。县教育局终于答应拨25000元，给海雀建校舍和老师宿舍。
20000元钱建一所学校，5000元钱建一间教师宿舍，能建多大呢？可文朝荣心有些大，他想至少建四间教室。如果做土墙，这些钱做四间教室绰绰有余了。可教室建土墙，既不安全也不采光。更何况上头要求的，也是建砖房。
余下的困难就得自己克服了。支部会上，村干部们都提议拆旧校舍的木料来弥补一点儿，余下的缺口再想别的办法。
要拆原来的校舍，学生们去哪里上学呢？他们想到的是山上专门修来方便护林人员照看林子的那间土墙棚屋。它建在山顶，在海雀正在成长的林场。林场因为还在少年期，还不能够为它挡风，它就只能每天迎风站着，任风慢慢削食着它的皮肤。学校搬到那里去，学生和老师都是要吃苦头的了。
那时候，村小原来的校长已经退了休，只剩下文正友一个教师了。文正友既是头儿又是兵，自己领导自己。父亲好不容易为学校争取来了这个机会，他吃点苦头算什么呢？
黑板和课桌凳是村干部们帮忙搬上去的。学生娃娃们想不到后头的苦处，凭着一股子新鲜劲，也欢呼雀跃地搬桌凳。那是个九月天，正遇上秋老虎瞪眼发横，日头毒得像火。上山的路上一直都有风，学生娃娃们刚冒出油汗就给风吹干了。在皮肤上起一层油皮，随后又给风揭起来，难看地翘在那里。住进黑乎乎的棚屋，学生娃娃们的新鲜劲儿开始往后退。那会儿他们才觉得脸上不自在，抬手一搓，搓下一把皮屑来。
有学生就问文正友：“文老师，我们要在这里住多久？”
文正友说：“住到新学校修成。”
有“新学校”在前面等着，他们又觉得可以忍受了。山上还有那么多那么多像他们一样正在长大的树，风过的时候，从那有限的窗户洞里还能看见树们摇曳出风姿绰约的样子。因此，上山读书暂时并不是什么无法接受的事情。每天吃过早饭，他们就背上书包上山。有时候，他们会不约而同地凑到一起。有时候，又是故意凑到一起，凑成一支不错的队伍，走起来，酷似蚂蚁出兵。要是正好文正友走在前头，他就特像那个蚂蚁军团的团长了。本来，山上远比原来的学校好玩，但前提是文老师要允许他们玩。山坡上全是树，文老师哪能让他们玩呢？就连上下学时，都被告诫不要碰树。文老师在课程表旁边贴了一张班规：碰坏一棵树罚款五元。树在孩子们眼里原本是亲切的，这样一来，它们就显得很讨厌了。不能碰，它们又无处不在。一出教室门就是树，一路上都是树。害得他们下了课也不能到教室外面打闹，上下学时走路还得十分小心。
新学校如期开了工，他们每天都能看到一点儿新进展。可是海雀的冬天从来都不是一步一步走来的，它看上去那么心急，昨天还是秋日高悬，今天就有可能刮起刀子样的寒风。刚到九月尾巴上，海雀的冬天就降临了。它一屁股坐下，孩子们就没法静下心来听课了，耳朵里全是风声。风声狂起来的时候，文老师的声音就显得太微弱了，他们都听不清。为此，文老师不得不提高嗓门儿，每一声都在喊。上山下山的时候，风“飚儿飚儿”抽，孩子们那脸也禁不住抽。就有孩子逃学了。早饭后背了书包出门，却不去山顶，而是找个避风的地方躲起来了。一个人无聊，发呆也行。有了第一个，就有了第二个第三个。以后，他们干脆结成逃学团伙，找个好玩的地方玩去了。
考虑到学生们是怕冻，文正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这事儿却给文朝荣撞上了。那些个逃学的娃娃觉得修新学校那地方可能好玩，就忽略了被文朝荣发现的后果。他们嘻嘻哈哈跑那里捡砖头打仗哩，一头就撞上文朝荣了。一开始也没怕，但一看到他瞪着眼睛，就怕了。怕也不想走开，这里确实好玩。而他们，才刚刚开始。
“你们怎么不在学校？跑这里来搞哪样？”文朝荣问。
这里一个爱说话的回答他说：“山上冷。”
文朝荣说：“待在屋子里，能冷到哪里去？”
“路上冷。”娃娃们回答说。
他们还说：“你们最好快点儿修。”
说：“你们这么慢，要修到哪个时候啊？”
文朝荣本来想发火，听他们这么说，倒不好意思发火了。末了他软了舌头说：“画个学校就快，你们回去画去。”
回过头，文朝荣就把火发到了文正友头上。
父子俩先后五分钟进屋，父亲在前，儿子在后。文朝荣从工地带着一身土回来，李明芝正拿条毛巾抽他身上的土，抽得满屋子尘土飞扬，文正友就抱着一摞学生作业本哈着白气进屋来了。一头撞上满屋子尘土，文正友挥手赶灰，还抱着头逃，文朝荣就完全看不惯了。“怎么了，当了几天老师就害怕灰了？”他斜着眼挖苦儿子说。文正友听着觉得味儿不对，看着也觉得眼神儿不对，但由于斜眼看他，拿话挖苦他的那人是自己父亲，他的嘴巴又涩巴得张不开了，像啃了一口生柿子一样。
文正友想一走了之。可他那横惯了的父亲不让。文朝荣甚至都不需要李明芝帮拍土了，激动得又是抡胳膊又是喷唾沫。“你给我站到！”
文正友只好站下来。他心里很火，再要被迫留下来等骂，就更火。但他是儿子，他不能无视父亲的命令。旁边正好有一条板凳，他一屁股就坐下了。这正好可以表明，他既不是父亲叫站就不敢坐的那种胆小儿子，也不是完全不把父亲放在眼里的那种混账儿子。他埋下头，折着脖子，把气堵在喉咙里。文朝荣很满意他的服从态度，但并不满意他折着脖子表现出的那股犟劲儿。他上前掀了他一把，差点儿把他掀翻在地。这之间文正友轮了一下胳膊，还气呼呼抬了一下脸。但当身体平衡以后他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他必须忍，但同时又必须表明，他不过是在忍。文朝荣没继续在他的态度上纠缠，他终于进入了正题。他质问儿子是“怎么当的老师”，是“怎么管的学生”“怎么教的书”“还想不想教书”，虽说是质问，他却没给儿子留下回答的机会，他一口气就把这些问题全甩出来了，甩成了一串。文正友还没来得及张嘴，他又来了一句，“你竟然把学生当羊放，我看你是不想教这个书了！”
文正友炸尸一般抬了一下头张了一下嘴，但随着一口气吐出，脖子又折下去了。他总算清楚父亲发的是什么火了。
文朝荣用右手食指一下一下冲着他用力地点，唾沫星子像雨点一样打到他脑顶上。
文朝荣说：“你太不负责了！”
他用力地说：“你简直太不负责了！”
看上去，文朝荣像是大脑突然短路，没词儿了。他将一直在前线负责点戳的右手抽回来狠命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新词儿才给拍出来了。他说：“你老子跑烂了几双鞋，求爹爹告奶奶磨掉了好几层嘴皮子，才要来了点儿修学校的钱，你却不好好教书！”他说：“老子跑烂了鞋磨破了嘴都是为了这些娃娃能好好上学，你却把他们当羊放，我看这书你就别教了！”
文正友一梗脖子，气就将他从板凳上弹了起来。他跳着脚冲他父亲吼：“不教就不教，我随便哪里不能找到二十多块钱啦？”他说：“你还别说，我早就不想教这破书了！”为了表示他的决心，他在冲父亲喊的时候还顺便一脚将板凳上那摞学生作业本踢得满屋子都是。他还想踢翻板凳，但他父亲喊了一声：“你敢！”
他就没敢。
文朝荣说的不是踢板凳的事儿，他说的是教书的事儿。虽然他口口声声说“我看这书你就别教了”，但儿子真要撂挑子的时候，他又火气冲天了。他说：“你敢不教书！”
他说：“这学校现在就你一个老师，你不教了哪个教？你还真打算让娃娃们放羊啊？”
文正友说：“不是你叫我别教了吗？”
文朝荣给呛了一下，他用了一个很有力的助威动作，却没能立即嘣出有力的话来。儿子那一下，把他到嘴边的话捣到了脚心，他跺了一下脚，话又才从脚心回到了嘴边。他说：“我那是叫你不教了吗？我那是叫你好好教！”
文正友尝到了呛人的甜头，来劲了。他说：“你凭啥说我没好好教了？”
文朝荣说：“那么多娃儿躲学，你好好教了？”
文正友说：“天气冷了，学生们在山上招不住冷，我有哪样办法？”
文朝荣果真又给他噎着了。
文正友暗地里得瑟，但语气已经和软了些。他说：“我跟他们说了，叫他们忍着点儿，过了这个冬天，新学校就修好了。可有些娃儿忍劲儿就是要差一点，我有啥办法。几十个学生，我总不能像拴蚱蜢一样全拴在裤腰带上吧？”
文朝荣使了一下劲，最后化成一声长长的叹息。
父子俩针锋相对到这里，子弹也打光了，劲儿也使完了，也该结束战斗了。看硝烟散去，李明芝开始捡地上的作业本。她一直在旁边当着观众，但又没法像一个真正的观众那么超然事外。形式上，她有点像擂台上的裁判，却又并没被赋予裁判的实权。现在，她承担了一个打扫战场的角色。
那个时间，文朝荣像是又在地上找到了一颗子弹。他说：“你最好给我好好教书！”
文正友没还枪，他知道那是父亲最后一颗子弹了。
文正友心里确实向往着出门挣钱。就连大哥出门不远，挖个煤还比他挣得多得多哩，可你又不能因此就否认他同时还顾念着村里的教育这个事实。做父亲的，是有些错怪他了。父亲为修缮学校卖了家里的牛，为建新学校跑细了腿，那做儿子的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所以一直没扔下这个书不教，正是因为看在父亲的那番期待那番心血之上，不愿辜负。他认为，自己其实是最能给予父亲理解的那个人了。最起码，也是之一。
那一仗过后，文正友认真做了一番家访工作。回头，又在棚屋的墙上贴了些厉害规矩。以后上山前，他先在山下点名，点齐了，再整整齐齐领着学生们上山。学生们怕冷，他就带着他们跑步上山，在教室里还冷，他就让他们大声读书。那不是读书，是喊书。喊得山下都听见了。
第二年的冬天，新学校终于建成了。一溜排四间教室，漂亮的青砖墙，明亮的玻璃窗，瓦顶。在海雀，它就像宫殿一样富丽堂皇。竣工那天，文朝荣让几十个学生娃娃在正前方坐成了一个不错的方阵。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成就感不是看见乡教育办公室和县教育局那些干部脸上的欣慰，而是看见这群学生娃娃的振奋。看着他们拼命屏着气息，身体直直向上，眼睛电力十足的样子，他就跟着振奋。他打心眼儿里欣慰的，是终于给这群娃娃争取到了一间像样的学校。你怪娃娃们不好好上学，你责备家长们不舍得送娃娃进学校，你都拿不出一间像样的学校，你凭什么说服人家啊？现在，他什么都不用说了，更无需用罚款来吓人。冲着这间学校，谁不把孩子送去学校就会被看成傻瓜。即使有那不怕被当成傻瓜的家长，娃娃们也是会努力争取进学校去的。
那个冬天不光没一个学生逃学，就连那些没到学龄的娃娃，也会因为仰慕而时常逃离父母的视线，蹭到学校里来。这些娃娃一般会爬在窗户上呆看着里头的情景，眼睛一眨不眨。只在鼻涕虫爬过了嘴唇的时候，才把它往上吸一下。母亲们也都掌握了娃娃们的喜好，一发现身边的孩子没了影儿，就直奔学校来找。找着了也不打孩子屁股，跟着孩子凑窗口往教室里看，还一样看得入迷。要是目光正好跟老师的对上了，她们就咧开嘴笑。
新学校建好后，学校缺老师，村里又在仅有的几个读过书的村民里选了两人，充实了一下教师队伍。有了四间教室，有了三名教师，几十名学生，海雀村小也算得上有模有样了。
但是，学校达不到规模，上头就不配正经的师资，就凭村里那三名差不多是半文盲的代课教师，也看不到多大希望。好在海雀穷出了名，受到的关注就多，那些年常进来记者，尤其冲着那片林子来的人更多。林子在石漠地区显得很重要，反复来人，反复参观反复宣传。后来，文朝荣就借这种机会跟他们说教育，说学校。说海雀现在不缺树了，缺的是教育，缺的是一间好学校，缺的是好教师。他反复地说，不厌其烦地说，人家就或多或少地把他的声音带出去了，就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合适的时候替他留点儿心的想法。2006年，台盟中央将海雀村作为帮扶联系点，文朝荣便紧紧攥住了这个机会。
这个时候，海雀的村支书是文正友。不做教师以后，文正友是想去做生意挣钱的，但乡里觉得他适合做海雀村的村支书。当时任村支书的王学方和任村长的文正全都没有文化。乡里觉得村干部得有文化。做村干部钱还是很少，这不是文正友想要的。但乡里很有耐心，一次又一次跑去跟他磨嘴。被磨的人没给磨烦，边儿上看的人看烦了。这人是文朝荣，被磨的那个人的父亲。
这时候文正友早分家另过了。媳妇李明巧很能干，硬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撬出了一间石头房子。但房子紧挨着他们家的老土房，每一次上头来找他谈话，他父亲都能看见。有一次，乡党委书记刚走，他父亲就堵住文正友说：“你不嫌烦吗？”文正友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便紧闭着嘴。
文朝荣说：“连我都烦了！”
他说：“你到底傲个哪样呢？你以为离了你就真没人能当海雀的村支书了？”
文正友给他后面这句刺火了，说：“你认为哪个能当哪个当去，关我屁事。”
文朝荣说：“你敢！”
文正友不敢说“我就敢”，便只出气，不说话。
文朝荣说：“上头觉得你合适，这是信任你，叫你干你就好好干。”
文正友说：“我想挣钱。”
文朝荣说：“你是党员，觉悟得高点。”
他说：“钱让你媳妇挣，你给我当村支书！”
或许文正友真把父亲的话听进去了，他后来真就放弃了做生意的想法，认真做起了村支书。现在，做父亲的对儿子说：“你该好好为村里做件大事了。”文朝荣想争取台盟中央的支持，为海雀好好修一所学校。与其说是他陪着村支书去跑，倒不如说是村支书陪着他去跑。文正友的嘴不如他利，脸又不如他厚，父子俩每争取到一次说道的机会，都是父亲说得最多。到后来，文正友干脆不陪了，由着他一个人去跑去说。
一张嘴把同一句话说上千遍，终究是能打动人的。这一回，文朝荣为海雀争取到了46万元。那之后，海雀终于有了一栋正经的教学楼，三层，八间教室。教学楼前，也有了正经的操场。那是海雀的第一栋楼房，也是海雀最漂亮的建筑。公办教师也来了，师范毕业，正经的教师，年轻轻的，活力四射，用动听的普通话上课。
这才真正是个正经学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