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我坐船从乡下来到城市。我出来的时候，“不信任一切”这个特质就随身携带了。从那艘渡船开始，我就拖着这尊“不信任一切”的躯体独自闯**。我肯定有刻意想讨人喜欢的时候，也有讨人喜欢的地方。但是，在我的内里，藏着某种坚硬冰凉、似是而非的东西。这个东西在此后数年像石头一样横亘在那里，影响着我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的方式和态度。我不相信当官的不受贿，不相信有不短斤少两的小贩。仅有这些还很好说，我甚至根本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不需要防备的同类。牺牲是不可能存在的，奉献是空匣子。
任何敏感的人一经发现我的这个特质，必然远离我，只有极少数胸怀宽阔的人才会迎难而上，帮我发现和改造。改造是个剧烈的词，难度很大，在这个无亲无故的城市，谁愿意找这个麻烦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身上的这些问题。此前我不知道这个特质是随我出门的，以及背负的许多东西，比如怯懦、比如伤感、比如不安。我那时还不知道那些东西会现身，会跟随我一生一世，会干扰到我的生活。不过我相信自己有可能前程似锦，对此我倒是经常想入非非。
我后来形容第一次离开家时，总会提到那只装着一堆棉絮的蛇皮袋。我称自己衣裳寒碜、两手空空、身无分文。我从小学到十七八岁，一直都是扎着两根麻花辫子，我上火车之前悄悄地把牛皮筋解开了，但麻花形还在，我悄悄地用手在发梢使劲，以期头发稍稍直一点，让自己像电影里的女主角那样，有一头可以飘起来的直直的长发。
那天，在那条船上，还有一个女孩，到城里投奔已经立足的表姐。这女孩，是离我家不足十里路的八卦洲人。她是第一次离开那个小岛。她拘谨、胆怯，闯**世界的愿望和对陌生空间的畏惧使她惶惑而无助。她从我的衣着上嗅出我跟她一样。她找我搭讪。很快我们找到共同点：我们将去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未来。她看到我解开了辫子，也悄悄解开自己的。这个做法使我俩的距离瞬间拉近。我们相视一笑，为彼此的勇气和满满当当的渴望而心领神会。我记得她的模样。她笑的时候，嘴角微微上翘，给人很舒心的亲切感。尤其是那样初次离家的日子，这种亲切和默契，格外让人踏实。
这个女孩，两年后我在街上一家发廊门口碰到过。她身处的发廊紧靠一个当时很吃香的国营炼钢厂。炼钢厂的院墙里伫立着许多棵有年头的老树，老树上伏着许多麻雀。炼钢厂旁边就是6路公共汽车总站，只要公共汽车一进站，群雀会飞身而起，在空中乱中一团，车停过后，它们才谨慎有序地飞回来。这个女孩就倚靠在贴着彩色美女招贴画的玻璃门前，正和另一位跟她差不多装扮的女孩子闲聊。我凭着她的笑声认出了她。她的头发已经烫成了波浪形，我们认识那天她穿的那件高领线衫不见了。潮湿的初春，她领口敞开，露出乳沟，那原本不能见天日的东西鼓动在阳光下。她的手指，涂抹上了血红的指甲油，正无所事事地绕着一缕头发玩。除了她的笑，她身上已经没有什么是从八卦洲带来的了。她的身体离她的笑容越来越远，变得跟她完全无关似的。我感觉心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脸红到了耳根。我慌忙躲到公共汽车庞大的车身后，凭借车身的掩护绕开了她的视线，一直没有回头。虽然我们趴在甲板的栏杆上，彼此庆幸能遇着，还信誓旦旦地说，到了城里，要保持联系，我们是老乡，要相互照应。
一凡打这个电话前，有一天，我在卧室的阳台上晒太阳。一个高中生模样的男孩子在对面的阳台上举着DV拍摄我。我当时没有在意，孩子嘛。他们什么都好奇。紧接着第二天，我在楼下散步的时候遇到他。他仍然举着那个玩意儿。一个崭新的迷你型DV，一定是他的生日礼物什么的，正在拍一只猫，一只胆怯的四处张望的白猫，身边没有主人。他认出了我，他对我说，阿姨，我不会把你放到网上去的，我有道德感。
他的镜头的确像捕捉小猫那样捕捉过我。
我迅速回忆了一番，认定自己没有在阳台上有过什么不雅出格的言行。
我得说，那是我第一次在真实世界里从他人的角度来审视自己。镜头里的女人穿着一套过了时的宽松的碎花睡衣，我一直以为自己很胖，至少骨架很大，不过，阳台上的这个女人，无论她的胸还是腿都单薄得要命。发呆的女人，头发零乱，双臂像芦柴叶子一样搭在椅背上，病态是显而易见的。她身边放着一摞零乱的报纸杂志，她坐着，根本看不出身份和性情。就算和她朝夕相处，也摸不透她在想什么。镜头一开始远远的，后来在慢慢拉近，似乎很想窥视到更多的内容。不过，那发呆的姿态和面孔始终没有变化。女人边上的玻璃茶几上，是一只空空的玻璃杯子。几分钟之后，镜头有点失去耐心。这个女人浑然不觉，在微微晃**的镜头里始终如一地保持着那种无所适从的坐姿，表情也毫无变化。这单调的镜头一直持续了五分多钟，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我这一直这么坐着吗？这么坐着有什么好拍的呢？
你坐得实在太久啦。老年人一样。
下一个镜头里的女人，仍然久坐不动。镜头里静止一分钟比现实里静止一个小时还让人难以忍受，此时镜头也不耐烦地左右摇晃起来。两分钟之后，镜头微微缩了一些。我母亲从楼下的阳台上出现，她跟楼下经过的邻居阿姨打招呼。我也是第一次从镜头里看母亲。镜头里的母亲笑容满面，她肥胖、壮实，面色绯红，笑意盎然。她手上拿着抹布，抹着阳台栏杆上的灰尘。她在跟自己说话：不晓得怎么有这么脏，昨天才擦过。她说：跟人家学，把阳台封起来就好了。这些话，DV里听得清清楚楚楚。这时镜头突然一动。来到了楼上卧室的阳台。本来发呆的女人突然双臂抱在一起，紧跟着脖子缩了起来，怕冷似的，身体勾了下来。楼下母亲的声音继续响起，阳台上的女人双手捂住耳朵，身体窝成一团之后，仍瑟瑟发抖。不一会儿，她扯下椅背上的一条浴巾，蒙住了脑袋。此时镜头里的女人已经变了形，浴巾掩盖的女人缩成一只球似的匍匐在那里。一直到楼下的母亲擦完玻璃从阳台上离去，她才慢慢恢复过来，坐回到椅子上。此时，那张面孔更加木讷、机械、无精打采。
看到这里，孩子指着镜头告诉我：你怕你婆婆，非常非常害怕她。他的声调充满了同情。很显然，他没搞清关系。再往前，还有一段。我母亲在楼下喊我开门，她的手上拎着大小许多塑料袋。她出门买菜，忘记带钥匙。而我就坐在阳台上，对于她的呼喊却置若罔闻，不，不是置若罔闻，而是竭力抵抗。我一听到她的声音，就把身体往里让了让，生怕她看到我在。镜头里看得见楼下栽种的好几株榆树和广玉兰，枝繁叶茂，母亲一走动，身影就被树影遮盖。远处有悠闲的老年人牵着他们的狗一阵急一阵缓地来回走动。母亲的呼喊继续响起，为了躲避这个声音，阳台上的女人干脆双手捂住耳朵。直到母亲失望而疑惑地停止呼喊，无奈地一屁股坐到台阶上，这个女人才磨磨蹭蹭地离开阳台，不情不愿地到楼下替母亲开门。母女消失很久，拍摄才罢休。
你像一根要断的绳子。这孩子说出了一句话，他为自己的发现和总结简直得意洋洋。
拍这个DV的高中生不久之后便去了加拿大留学。他离开后，我舒了一口气，我很高兴他不再在我眼前晃悠，也不再在暗处窥视我的生活。但我坐到阳台上的时候会习惯性警惕地东张西望，在遇到对面有人的时候会拿着一本书装装样子，尽量留意不被更多的人发现。生活被窥探，比想象中更加令人生畏。
通这个电话时，我对一凡仍一无所知。这个男人，除了发过一张在尼泊尔的照片，没有向我敞开他自己任何方面的愿望和兴趣。我们交谈的内容始终是作品：版式、版税、宣传、定价。而我，也不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会向他敞开得那么彻底。我是一个羞于向人敞开心扉的女人，直到我感受到了温柔。
“温柔”也是一个极容易产生歧义的词。不过，有一种温柔是中性的，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一部分。
没有什么要紧事，就是萦绕在他心头的那个疑问。关于你母亲、关于你对阳光的恐惧、关于那种不安。现在我明白，他，一定就在我的哽咽中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他认为不能够回避的事情。
说来话长。
没关系。我听着呢。他显得耐心足够。
从什么地方说起呢？
那是我老家的房子。起先，我坐在堂屋里看书，在里屋一个罩着蚊帐的昏暗的**，我奶奶，这位肠子已经差不多全部烂掉的老太太气若游丝地呼喊着我：
二子，给我倒碗水。
我奶奶正在死去，即将死去。我们都在等她的死讯。关于即将到来的死，我们满怀期待，静静等候。她被从医院抬回来之后的两个多月里，每天早上，我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她的房门口看一看她死了没有。每次我们都能发现她的眼皮能动，或者，她胸口的被子在轻微的起伏。一旦确定她还没有死，我们会争先恐后地向母亲汇报：
还没死。尽最大可能表现得很遗憾。
那是我母亲最为不快的时刻，这个情况她是料到的，但经儿女确认，她的眼里仍然闪出一丝失望：
老不死的。
我感到惶惶。我一直为母亲的威望和权力所倾倒。我母亲经常会抱怨她在这个家庭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三番五次回娘家哭诉。不过，她正是用她那委屈的模样建立了她的地位和气场。现在我明白，她粗悍的理论，其实只对她的家人有效。对命运、对未来，她所知甚少，却不知道自己所知甚少。只要她委屈或者她愤怒，我的心就会如刀割般难受，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也没人敢露出笑脸。有一次，她中暑躺在**，哼哼着说自己快要死去，兄妹们都明白这不过是身体有恙之人的牢骚。而我，一刹那便相信了她的话，感到末日来临。巨大的恐惧裹挟着我，我躲到屋后的厕所边上，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念念有词地向上苍祈求：
让我妈妈活着，让我死掉，让我妈妈活着，让我死掉吧。
然后，我用额头磕碰地面，一下一下，用足全力，以期获得菩萨的注意。注意到此的是我的小脚奶奶，她晃晃悠悠地走来，满怀慈爱地俯身告诉我：
放心，她死不掉的。
现在，我信任奶奶那慈爱的目光和笃定的神色。而当时，我恼恨她，对于死这么巨大的威胁如此不当回事，我母亲刚刚还哭诉着说：
没人帮我喊医生，都巴不得我死呢！
我当时是多么相信她的话啊，相信她的眼泪，相信她认定的结论和评判。对奶奶拉我的手，我不耐烦地推了一下，表达愤慨。
我奶奶去世前的那天下午，我坐在堂屋里看书。我听到了奶奶的呼喊，我没有动。我被某本书里的某段情节迷住了，不，这只是我二十年后在描述这件事时的说辞，我并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动。我以为她会停下来，可是她仍旧在喊：
二子，给我倒碗水。
如果说，第一次我没有动，没有任何意图的话，这一次，我开始有意识地装聋作哑。当她第三次的呼喊响起时，我干脆挪到了屋檐下。在我以为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会老实下来时，她的声音还是钻进了我的耳膜：
二子，给我倒碗水喝啊！
那已经不是呼喊了，那简直就是哀求。这一次，我逃到了邻居家门口，但是，我奶奶，那固执的哀求的声音仍旧一遍遍地传来：
二子啊，给我倒碗水喝吧！
为了逃避这纠缠不休的声音，我站起身来，下了堤坝，走向芦柴地。三月的芦柴刚刚淹没到大腿，只要踩倒一根，就会发出清脆的咔咔声，我在密密麻麻的芦柴缝里左冲右突，远处要下山的太阳的光芒，把江面染得血红一片。大人们都下地去了，除了偶尔几声狗叫外，堤坝上下都空****的，天地间悄无声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许多记忆都已丧失。但是那个下午，我站在芦柴地里，在随风摇摆的芦柴苗的上方，隔着高高的堤岸，我清晰地看到在那间昏暗的小房子里，墙壁上铺满了青苔的砖墙屋里，躺着一位奄奄一息的老人，正等着一碗开水。等待无休无止，徒劳无益。
那天。在堤岸上，有个挑土的男人看着我一步步往外逃跑。这个男人年约四十岁左右，或许更年轻些。他身板结实，眼角皱纹多，眼睛里满含笑意。这是个没有来历的人。我们喊他：侉子。有一天，他昏倒在沙滩上，被好心的人施舍了一碗稀饭后醒来。为了不让他冻死，有人抱来一捆稻草。后来，这捆稻草成了他的家。稻草上后来搭了棚子，棚子里渐渐有了些衣物，虽然破烂，但有了暖意。他渐渐康复之后，开始帮人挑土打地基。长江越涨越高，我们的堤坝总是嫌矮。每个冬天，大人们不得不顶着寒风，把江边的土挑到堤岸上，加高我们的堤坝，预防江水越过，淹没村庄和庄稼。这个从天而降的人，他帮人干活，只管饭，不要工钱。他很受欢迎。歇工的时候，我们这些无所事事的孩子们经常凑到他跟前听他说话。他语速匀称，音调柔软，完全不是我们江心洲式的简短和用力。后来，我们也说。我们会问他你从哪里来？你妈妈呢？你的头发真乱，你的衣裳真脏，你这个人真坏。我们说的时候，他茫茫然但满含笑意地听着，然后他也一大串一大串地说。我们各说各的。谁也听不懂谁的。末了，我们累了，或是其中某个人绷不住，笑出声来为止。笑是通用的语言。我们都快快活活的。江心洲的小孩子都喜欢和他玩这个游戏。玩了许多次，乐此不疲。那天，我对奶奶的呼喊置若罔闻的时候，他全程目睹。我经过他的时候，他盯着我，嘴里叽里咕噜不停地说着。我至今无法还原他的意思。
但那天我们没有重复那个好玩的保留节目。我避开他的眼睛，逃到一旁。
后来的某一天，他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进门的时候，那个垂死的老太太已昏昏睡去。她仅剩的儿子——我父亲正在帮她擦洗身子。我站在房门口，刚一碰到父亲柔和的眼神，就知道奶奶没有告我的状。我搞不清她是没有力气了还是根本不想让我受罚。我当时更相信她快死了，说话太费力气，才没记我的仇。因为我母亲三番五次地告诫过我们：
你奶奶，心肠毒得像蛇，心里没有儿女。
我牢记此话，从未怀疑个中真伪。
晚上妈妈从地里回来的时候，我讨好地上前告诉她：
我没倒水给她喝。
原以为妈妈阴沉的脸色会缓和起来，至少表扬一下我的立场，但是她看都没看我一眼，不耐烦地吐出三个字：
去去去。
当天夜里，奶奶死了。
令我意外的是，我母亲，是那个送葬队伍中哭得最响亮的人。不，我这么说会导致歧义，我母亲，是那个葬礼上忏悔得最彻底的人。她几度咆哮着冲向棺材，闭着眼睛去撞击棺材，历数自己的不是，称自己是世上最大逆不道的人。她的眼泪鼻涕搅和在一起，构成了我童年最不可思议的一个记忆。就像夕阳西下时的打麦场上横着一把扫帚，它扫净了打麦场上所有的落叶和灰尘，自己却被一块黏糊糊的散发着温度的猪粪粘住了。沾染了残留的粪迹的扫帚，孤零零地杵在那里，别扭，刺目。我一下子成了单兵作战的坏蛋，感觉自己不是站在人群里，而是站在一个坑里。这个坑里没别人，只有我一个，孤孤单单。
一年之后。有天夜里，我奶奶突然回来了。她倚靠在她自己的**，穿着惯常穿的土布褂子，头皮披散着，就像她临死前一样。我看见一只虱子在她的额头爬，我赶紧上前，想捏住那只虱子。她虚弱地看着我：
不要紧。二子，你去给我倒碗水。
好的，好。我干干脆脆地回答她，动作迅捷地跑去厨房找碗。可是奇怪，厨房里比往日干净了许多。没有碗、没有勺子、没有瓢。怪事怪事，我急得来回撞。我想起来堂屋的茶几上也许会有杯子，但茶几上也空空的，什么也没有，那只摔得瘪塌塌的瓷缸子也不见了。我赶紧跑到房间，我告诉奶奶：你不要急，不要急。我再去找。
她看着我，摇摇头，意思是她不急。她说不要这么慌，小心点，别摔着。我看见她的眼睛里充满爱意。她的脸色苍白，两颊瘦得没有一丁点肉。我从来没有这么仔细地端详过她，她的嘴唇因为缺水而发干。我心里急，没等她说完，又急急忙忙地跑开。我看到一顶草帽，可那盛不住水；我看到一个漏斗，更盛不住水。堂屋里有晾晒在那里的棉花，有一堆干柴，可是没有杯子、没有茶缸、没有脸盆，原本挂在屋檐下的一只干葫芦也不见了。只有板凳，只有桌子，只有筷子，只有铲子。石灰墙上钉根钉子，钉子上挂着一只书包。堤坝下有月季开放，有万年青、有梧桐树，有满江的水在静静淌着，可是没有碗，光是些盛不住水的东西一直在眼前晃，晃得我满头大汗。我到处扒拉，在藤萝筐里扒拉、米缸里扒拉、床底下扒拉。我只扒拉到一些不相干的东西，几只掉了帮子的塑料胶鞋、一截铁丝、一根钉耙，还有些沉睡的灰尘，它们被我扒拉得四处飞扬。
突然之间，我醒了。在黑暗里，躺着。没有奶奶。我不再寻找碗或者盛水的工具。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梦，我从梦中看到了一个愧悔交加的自己。我赶紧闭上眼睛，渴望再度回到这个梦境。
我没有如愿，我比那一年的任何白天和黑暗都清醒，我回不去了。我泪流满面，在黑暗里无声地抽泣。
不久，我再度见着奶奶。这一次，我找着了一只碗，我惊喜交加。我举着它，对奶奶说，我有碗，你等着。她看着我，嘴唇裂开，但她仍然笑着等着。我举着碗奔向水缸，我的老天，水缸里竟然没有一滴水。
我奔向热水瓶，热水瓶是空的。我奔向长江，我健步如飞。可是，我跑得越快，长江的水位退得越快，江滩在无限向前伸长，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长那么宽的江滩。我拼了命地跑，几乎快要扑进长江的时候，我醒了。
还有一回，我做到了。我捧着冒着热汽的水，站在那里，等着。可是直到我醒来，奶奶始终没有来。她没来喝我的水。
命运那么捉弄人。要么就是没有碗，要么就是找不到水，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碗或水的时候，奶奶不见了。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奶奶还在急巴巴地等着我的水，我却什么也没做，突然醒过来。我无声地哭泣着睡去，渴望再一次回到那个情景。二十多年来，我一次也没有如愿过，一次也没有！
这是我半生中的大事，找到一只碗，或者倒一碗水，看着奶奶喝下去，这成了永远无法完成的愿望。
我语无伦次哽咽不止的时候，一凡一言不发。哭吧，哭吧。等到我的声音渐渐停歇时，他告诉我一件事，他七八岁的时候和几个伙伴逮到一只乌龟，然后将其架在火上，活活烧死。我拿不准这是不是他编的故事，用来安慰我。不过，正是“倾听”第一次传输给我一种全新的力量，那种具有颠覆性的温柔全部通过那个听筒传达给我。二十多年来，我都在等着的惩罚就这样被化解：说吧说吧！好了好了！他仿佛站在我的头顶，看到我的疼痛如轻烟升腾，就像我今天回想时也能够看到的那般。可当时我惊讶不已，居然有人知晓、愿意听闻，关于我深陷困境，正在阴暗、不可周转的地方承受的不可名状的折磨。
不过，我对母亲的恨不是从那里开始的。我年少时无数次哭着醒来的时候，怨恨并未掺杂其中，只有悔恨如影随形。直到有一天，我已结婚成家，病重卧床，母亲来照顾我。有一天早上我还在梦境里苦苦寻找水而不得时，听到母亲在楼下发出欢快的笑声。她被电视里一个小品逗乐了。她一无所知，她不知道我整个夜晚都在奔跑，为找一只碗而疲于奔命。她的笑声悠然自得，就是那样的笑声击倒了我。我的身体渐渐开始发抖，牙齿打起架来。不过。在见到高中生的DV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对母亲的惧怕呈现在人前居然是如此模样。大逆不道，如此丑恶，自己都生厌，生厌。这就是认识一凡时，我对自己、对生活、对房屋、对声音，对一切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