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在我梦里复活后，我掌握了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我觉得我奶奶在入殁的那一刻，她的灵魂如一缕轻烟从身体飘出，然后，每个晚上，到达我的梦里，为了她的口渴。我对未知世界有了一种深重的恐惧和敬畏，这种认识带着一种力量，它潜在我生命里，具备一种魔性、一种惩罚性，它让悔意一再到来。这悔意像一扇永不开启的窗户，死死关闭，透不进空气和阳光，让人喘不上气。
一种奇怪的德行在我身上产生了。我渐渐变得沉默消极、畏畏缩缩。既然暗中有双眼睛在看着我、审视着我，那么她迟早都会出来干预我、指责我。这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尚不清楚，我等待报应这种东西，我知道有。
我现在仍然记得电话那头轻微的叹息声，想起我对一凡倾泻而出的哭泣和忏悔，也想起他慷慨的陪伴和倾听，时至今日，我仍牢牢记得。
他说：许多人都在负罪中生存。一个好人不会意识到他自己是好人，而一个坏人，会从作恶中得到快感，而不是负罪感。当然，他还说了别的，但是，现在我能打捞出来的一定是最合我当年心意的话语。反复强调。
那天晚上，忧虑消散，画上了始料不及的句号。异乎寻常的安宁气息弥漫。我睡得极安稳，没有哭醒，也没有遇到奶奶问我要水喝。我此后一直受到那个安宁夜晚的**，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给一凡，开口说话。
我五岁入学。矮个子学生，性格孤僻，把在家不被疼爱的处境明明白白写在脸上。我从第一次跨进校门起，其实就把自己自动归为弱者的行列、受气包的行列、胆小鬼的行列。我得到了这种孩子应该得到的东西：嘲笑，冷落，红领巾被踩踏，本子上被画满乌鸦，拔河时被晾在一边，说句什么话一眨眼就被淹没掉。
这座学校，还有我两个表姐和我一起上学。第一次，当一个同学骂我妈妈的时候，我上去向表姐们求助。我的表姐，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告诉我：
有人挨骂，是因为她坏透了。
毫无疑问，她们是我们家庭战争的隐形参与者，她们的立场毫无悬念站在我奶奶那边。我一接触到她们的目光就知道她们指望不上。
另有一次，当另一个同学开口骂我奶奶的时候，我再次找到表姐，我奶奶作为她们的外婆，这回理应得到她们的支援，结果，她们仍然用她们的理论打发了我：
她说骂你奶奶，又没说骂我外婆。
可她骂的就是你外婆。
对着你骂就不是我外婆，对着我骂才算是骂我外婆。
母亲不喜欢我，家庭战争如此激烈，我又如此高调地拥护母亲，亲戚们也不喜欢我。
指望她们报仇雪恨怕是不能了。我们乡下骂人，一般都骂直系亲属，很少扯到外亲。而且这两个表姐人高马大，成绩优异，哪有人敢骂她们的外婆呢？我怏怏离去，以后，就算有人打肿我的眼睛，把我的胳膊拧成麻花，我也没找表姐们帮过忙。没有救星、没有同党，无能为力！混沌世界里唯有冷漠清晰异常。
有那么一些孩子，长着一张不合标准的脸，还不具备任何力量的时候就得接受无端的磨难。我后来见过一张自己小时候的照片。那是一张全家福，我的兄妹们依偎在我父母怀里，目光炯炯地看着镜头，把他们的精气神完完全全地表现出来。我站在前排右侧，头对着镜头高高昂起，而眼睛几乎没有看向镜头，而是看向天上。所以我厚大的嘴唇就更接近镜头，我的脸皮发暗，双臂笔直地垂下，身上像是捆着厚厚麻绳一样僵直，这可笑的姿态居然没人纠正。我的形象毫无保留地证实了自己是个不成器的笨蛋，无关紧要的傻瓜。这张照片是我平庸童年的最有力佐证，我的命运根本就毫无悬念。
拍这张照片的下午，我记得。那所房子、房子边上的滕萝花正三三两两地开放。一只鸡在地上刨坑，要抱窝了，我奶奶说。她挥动无力的双臂驱赶它。这些场景无法忘却，无力、忧伤，起先只是一个记忆，照相机使它变成画面，定格住。逐渐长大之中，画面里的困苦、画面里的硝烟、画面里小女孩卑微的渴望，许多新的认识和理解融入进来，使那个下午有了更多的意味，一再复苏，频频增添新的意味。
我是最想讨好母亲的孩子。许多年过后，我仍记得自己急于讨好母亲的心情。我对母亲的脸色极为敏感，为能和她保持一致而大费脑筋。她下地回来，我会第一个冲到她跟前，渴望她注意到我的想念。可事实上，我经常不能合她的拍。我小时候犯错误的时刻比任何孩子都多，我尤其喜欢摔跤，走着走着，即使是平地，也会扑通一声突然倒地，我经常吊着膀子的样子把母亲恨得牙根痒痒。三岁的时候，我在一个黄昏走失，天黑的时候还没有找到。父亲发动全村人打着火把在一米多高的玉米地里寻找，到下半夜才找到差点儿活活冻死在地沟里的我，我们家由此欠了全村人的情；七岁那年我端着油灯烧掉了母亲仅有的陪嫁——一顶蚊帐；家里一只据说是祖上传下来的瓷坛也是我打碎的；直到我十四岁，割麦子时还割断过自己胳膊的动脉。
我母亲后来回忆我的童年，经常会提到“世上难见”四个字。“世上难见”概括了她曾经扣在我头上的多顶帽子：愚蠢、糊涂、没用、犟牛。我也对自己匪夷所思的行径充满遗憾，我怀疑我后来变成这个样子——披着始终怀疑自己的自卑的外衣，挂着一副警惕的面孔，在社会上晃悠，跟童年犯错太多以及惩罚太多有关。我尚能清晰记得的惩罚是被扔进了池塘里，池塘里淹死过好几个孩子。我那次犯的过错还真不算大，只不过摔跟头划破了一条裤子。我小的时候，村里每年都要不停地加固堤坝，使原本只是几亩地大小的池塘变成好几丈深，有好几个孩子在池塘边玩耍时，滑进去就再也没能上来，那个池塘后来直接被称为“夺命池”。我母亲一眼瞅见我裤腿上的洞，她三步并作两步朝我冲来。我的双脚先是迅速腾空而起，然后整个身体一歪，扎进水里。因为是歪着进水的，我最后一秒看到的是自己在水面上的一只往空中跷起来的红布鞋和一只张开五指的手，可是，鞋子和手都迅速淹没。我的手抓了几下，没抓到什么东西，身体很快不能自主。那柔软无骨的水，将我带向深处、远处、漩涡中去。没顶之后，我的嘴巴大张，不停地吞水，很快就喘不了气，紧接着我便神志不清。我后来听说，若不是一个蛮子不知轻重，扑下去拉我上来，我早就死了。这件事，那个蛮子的母亲一再提起，她不停地想用此来证明她儿子多么勇敢。可是她每每话音刚落，总有人小声地反驳，以此来证明那恰恰是她的儿子要打光棍的理由：
这种傻事只有傻子才干。
被拖上来的时候，是奶奶帮我换的衣裳。我蜷缩在她的**，迷迷糊糊地睡去，她坐在门口洗从我身上扒下来的衣裳，她用那个年代老年人特有的悲凉的调子，一遍又一遍悠长地控诉：
毒蛇啊，毒蛇啊！
那声音掩饰不住愤怒又是那么压抑，她既想向全世界控诉却又生怕那两只耳朵听到，那矛盾重重的声音带着无穷的哀怨，不停地在我耳边回响，可惜，许多年之后，我才记起这个哀怨的场景，感觉到奶奶那无尽的忍让和软弱里面包含的深切的爱。
我长大后才渐渐体会到下沉时的惊恐。我现在还保留着对下沉的知觉，有时还偶尔会恍若在空中急速坠落，那是不能控制的记忆和感受。
在我被扔进池塘之后不久，我亲眼看到母亲和奶奶因为我而有过一次短兵相接。
有一天，我姨奶奶从山里来我家做客，母亲示意我到奶奶家去玩，耳朵要竖起来听她们在说什么：但是不要插嘴，听到之后来告诉我。
对于母亲分派给我的任务，我向来都自觉自愿执行，渴望超水平完成。我是我母亲的战士。我生来不知为何而战斗，但我明白母亲需要我战斗。当她被爸爸打了之后，她会告诉我们挑拨者是谁。当我们家没钱买米的时候，她会恨恨地告诉我们：
那老货有许多金银首饰不给我们。
我经常不正眼看我的奶奶。她三寸金莲，头重脚轻。下坡捡柴禾的时候，经常会跌倒在地，呻吟不休。我不愿意看她，我怕她那摇摇欲坠的形象会消耗我的战斗力。
那天，天气很冷，我看见自己嘴里哈出的白汽。我的手指头个个肿得像萝卜，想放到裤袋里都塞不进。太阳惨白惨白地吊在那里，风像刀子一样往我衣领里钻，我在奶奶屋门外足足守了两个多小时。有时能够听到里头的欢声笑语，有时能听到她们唉声叹气。有时她们声音很低很低，有时有几个词很响亮。没有确凿的收获我不敢回家。时间一久，我失去警惕，把屋檐下的小脚暴露了出来。我奶奶一见我立刻向我招手，我一进去，她就塞给我一块糯米糍粑：
吃了再出去，别给你哥看到。她转过头告诉我的姨奶奶：
有什么好东西都背着这小可怜，这小可怜也是那毒妇的眼中钉。
一块糍粑下肚，我心情甚好，有了回家的渴望。一进门，我母亲迫不及待地问：
她们说什么了？
她说你刀子嘴豆腐心。
还有呢？
她说你干活舍得下力。
再想一想，还有什么？我母亲狐疑地盯住我的眼睛。显然她不相信这个情报的真实性。她的眼睛微微眯起来，温柔地看着我，给我机会，她的脸上饱含渴望，等着我修正自己。她的期待如此打动人心，我被征服了。我不忍拒绝，吞了口唾沫，硬着头皮继续吐露：
她说你懒。
还有呢？
嘴馋。
这浅表的批评显然没有使斗志昂扬的母亲兴奋起来。母亲的脸终于因失望而拉长了。
她说你活该。
活该？活该被你爸打？
这回，我母亲满足了。她说，我早就料到是她指使的。她冷笑两声，挥一下手。像以往一样叫我离开。
第二天一大早。我姨奶奶被送上渡船。送她的是小姑妈，她搀扶着我姨奶奶的胳膊，姨奶奶穿着宽大的阔脚裤，阔脚裤下也是一双小脚，每挪一步都让人担心她会跌倒。我奶奶倚靠在门框上目睹她的妹妹离去，她们这些从小做童养媳的姐妹，因其脚小难行，一生只见过寥寥可数的几面。如今更是见一面少一面。为了掩饰眼睛里的泪光，我奶奶假装手搭凉棚，将双眼隐藏在手掌里，眺望亲人的背影。可是那天太阳被乌云遮住，从树叶间漏出来的星光毫无温度。直到我姨奶奶下了堤岸，完全消失不见后，我奶奶的手才从眼睛边挪开。没等她的情绪平复，我母亲的骂声就起来了：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我奶奶没有回过神来，她似乎没有听见，兀自进了屋。可是我母亲，她铁了心要将心头的怒火发泄出来：
为老不尊。
我奶奶不得不反击了。她再度回到刚才倚靠的门旁，把头探出来接招了。她说：
我怎么为老不尊了？
我母亲一把把我推上前去。
她全听到了。
我被出卖了。我一下子缩紧了身体。我奶奶，她不得不迈过门槛，走到我跟前，她盯着我的眼睛，满面悲哀地问我：
我讲你妈妈坏话了吗？
没。我耳语般地喃喃辩解。
母亲一把揪住我的衣领，把我提到奶奶眼皮底下：
说，把昨天告诉我的原话说出来。
我既没有胆量说是，更没有胆量说不是。我抱紧脑袋，双眼紧闭，全力往下缩。缩着缩着，最后瘫在地上，瑟瑟发抖。
我母亲的讨伐声慷慨激昂，如雷贯耳，我奶奶毫无还击之力，她只是看着我好一会儿，趁我母亲停止指控，吐唾沫的间隙，颤抖地问我：
糍粑吃到狗肚子啦？
乌云滚滚，雷声轰鸣，一群又一群无所事事的老人小孩涌到我家门口。这是我奶奶最惧怕的时刻。她最怕让人看出她们婆媳不睦。而这，也是我母亲最拿手的地方：
你们大家评评理，她扯着嗓子，把我告诉她的话又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
直到风浪平息，战争的双方被邻居拉回各自的地盘，看热闹的也渐渐散去，空****的战场只剩下我这个出卖者时，我才哆哆嗦嗦地站起来走回家门。
这两位都声称对方是毒蛇的女人战斗了整整一生。直到我奶奶入土那天，我母亲才单方面要求了和解。
十七岁那年我在凤凰镇上做代课老师。班上都是些健康活跃的孩子，叽叽喳喳，唯独两位躲在角落的学生受到我的特殊关照。有一位长着过大而无神的眼睛，脸上其余部分也极不规整，左侧脸骨头抻出来，而另一边却浑圆得多，我一眼就看出他是在白眼和嫌厌中左右为难地挺过来的孩子。另一位肩膀歪得厉害，双手垂放的时候高低差了一大截。快看哪，老师，看哪！他的奇怪相貌作为其他同学讨好新老师的礼物，他被要求站起来示范他的长短不一，而且，不准有意矫正。无疑，他们早就是其他同学取乐的对象，他们经得起开玩笑，被拍拍脸蛋摸摸脑袋，也能够安之若素，随便起个绰号，也能一喊就应。就连班上最瘦小的孩子，本身也是被嘲弄的对象，我亲眼看到他也人五人六地训斥这两位。这两位，更是唯唯诺诺，慌作一团。他们中间有一个长年受欺负，胸脯凹进去；另一个则挺得太过。我能轻易从四十个孩子中找到我自己的同类。我一次又一次地关照他们，给予格外的方便和照顾。
每节课中间，我都会询问一下他们的学习和心情，即使再忙，也会用眼神温暖他们一下。我的举止在短时间内的确使他们的处境和面貌有所改观，那些想从戏弄他们中感受到乐趣的小子们，在我对他们坚决的保护下，失去了很多乐子，变得百无聊赖、愤愤不平。
有一天，因为帮家里收麦子，我到校的时候，我教的数学课已经结束，学生们认定我不会来了，十几位同学开始合起伙来捉弄他们。他们被当作马四肢着地，其他的同学骑在他们身上，勒令快点向前爬。我老远就听到树枝抽到他们屁股上发出的声响。他们的身后，粉笔画的弯弯扭扭的起跑线还很清晰。我顺着起跑线往前看，乡下那凹凸不平的泥土地上，孩子们的四肢不能够平稳着地，尤其是那位胳膊本就长短不一的孩子，在树枝的**下，费劲地往前挪。他们的额头上汗珠滚滚，牙关紧咬，鼻孔里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为着根本不知道什么目的在忍辱负重，活像两头猪。我捡起地上一根树枝，冲上去就一阵猛抽。我一边挥舞着树枝驱赶人群，一边像个泼妇一样破口大骂，看热闹加油呐喊的孩子也没有幸免，我的“鞭子”使他们惊恐万状，连连尖叫。骑马的孩子们跌倒在地，他们发出委屈的哭喊。其中一个孩子就是本校体育老师的儿子。
那位老师，是凤凰镇小学唯一一位从师范院校分配下来的公办教师，他还兼任教导主任。他站在办公室的窗户里看着这场游戏，目睹了我的泼妇样儿，使他震惊的不是孩子们的游戏，而是我那骂街的阵势。他反反复复向校长描述我的样子，如何扑到孩子们身上，如何拳打脚踢，唾沫星子如何向外喷，嘴里脏话连篇，诸如此类的添油加醋之后，再加一句他的观点：
哪配为人师表？
第三节课的下课铃又响了。操场上的孩子们的嬉闹声一阵阵往校长办公室撞。天气不冷不热，孩子们在操场上玩得热火朝天。女孩子们围成一圈在玩跳房子。男孩子们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只篮球，因为没有篮球架，他们索性把篮球当成足球一样踢来踢去，你争我夺。只有几个好奇心重的妇女躲在窗户外头偷听，她们头一回看到女老师跟学生一样垂着头挨校长训。
我双腿并拢，双手直直地垂着，老老实实地听着教导主任义愤填膺地汇报。我几次抬头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神里没有冷酷，没有撒谎者的狡黠，相反，是一副为孩子们打抱不平的愤慨，他的讲述使孩子们的恶行变得微不足道，一个代课老师的失态倒是天大的错误。经过他的反复强调，我对这两个孩子的保护行为才是那天唯一不合常理的事件。这些忽略事情的前因，直接追究后果的行为使我吃惊，他那严肃劲几乎跟升国旗时一样庄重。那天我失去了成为正式小学教师的可能性。
这种成人的低级补偿心理，最终对这两个孩子有什么好处呢？半个学期之后我便离开了。半个学期想要改变一个人的表面处境是容易的，建立自信就够戗了。给予他人自信一定是发自内心的爱和平等意识。而我当时，连“平等意识”四个字都没搞清楚含义，同情生发出冒失的偏袒。我自己的权威都没有建立便迅猛地丧失，更没有树立什么理念在支撑他们。我离开后，他们因为我在时豁免掉的义务有可能都得变本加厉补回去，这何尝不更加残忍？所以，离他们越远，我的牵挂就越重，焦虑之心一直没有减缓。
你无能为力，一凡说。你能做得非常有限。他说他小时候生活过的巷子里住着一个智障的叫嘉良的男孩子，因其莽撞而分不清是非曲直，对危险缺乏防备和认知，许多人都担心他这样的人活不了多久。许多年过去了，一凡每次回去都能够看到他。他倚靠在门前，面带微笑地看着人来人往。随着这位智障者的奶奶和母亲相继老去，一凡说每次回去时他都以为这个人不在了，悲惨地去了。但是，每次他一踏进那巷子，嘉良都一如既往地倚在门口，看到他这位童年伙伴曾经熟悉如今满是沧桑的脸，总会报以微微一笑，表示他认出了游子。
我什么也没为他做过，我也心怀愧意，他说。
不过，后来，我听人说，一凡这些年一直在收留流浪狗和流浪猫，他持续捐助希望工程，他最早捐助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这些，没有得到他的证实，他从来不谈这些。不过，我确信其有。
即使心怀善意，也无法为他人长久地负责，这是人生最无奈的事，他们有自己的命运。有很多弱者，你很清楚，你若是不帮助他们，听之任之，他们会受欺压，无力继续，可是你还是无法为他们做什么。这是我们的局限，要承认这种局限。
正是他言称的局限，恰恰使我僵化了许多年的思想改变了。我反倒相信，他们会挺过去。我曾在他们暗无天日的童年涂上过一抹亮色，接替我的人也许会比我做得更好，或者他们慢慢长大，进入到新的天地之后，能够从自身生长出新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处境。因为被鄙视、被折磨，他们的防备能力和承受能力反倒越来越强，形成了自身的抵抗力。那些嵌在泥土里的皮肉，那些被无端的恶所摧残的嫩骨，将会对随之而来的打击有足够的承受力。虽然在精神层面上他再也无法达到某种境地，但作为生物体的生命力会更加旺盛。
有活下去的自觉，是活着的最必要条件。
这个人，如此突兀而迅速地解除了我的武装，他像一个举着正义之剑的审判人员：陈述吧，把事实亮出来，我能还你公道。虽然声轻言细，却有着明辨一切的决断力和慷慨，激励我打开内心一道又一道紧锁的门。对于向来戒备森严又不怎么了解人情世故的我来说，这是绝对亲切又新鲜的体验。
有天早上，我刚起床，就看到母亲正站在楼下的树丛中，和小区里的一位刚结识的阿姨谈心。这是乡下女人的显要特征，向你示好，向你表达她的诚意的最主要做法，就是把她们的秘密贡献出来。我听到她小声地对那位阿姨抱怨说：
我女儿嫌我。
嫌你？对方好像挺感兴趣的。
嫌我饭做得不好吃，嫌我打麻将吵她，嫌我话多。
嫌你就不要帮她做事。回老家享清福去。邻居阿姨怂恿她说：我儿子，在我跟前大话都不敢说一句。
处境如此悬殊，我母亲的声音愈发悲壮和委屈：她有病，我不好丢下她，我舍不得。
切，我鄙视地想，丢不下我？舍不得我？我冷冷地笑着，牙齿发出吱吱的碰撞声。我找来耳机，把耳朵塞起来，后面的一句也不想听到。
今天，此刻，在回想这段对话的时候，我发现了真相，一个令我心碎不已的真相，那就是，我母亲身上带着的那些东西，准确地说，就是乞怜！
这种乞怜，不一定是从乞讨者身上发现的，我第一次发现，是在商店里。一位妇女，给她上学的儿子买书包，她根本不知道明码标价的商店不可以还价，她对营业员说，你瞧瞧，我的钱不够，差五毛钱，我们种田的不容易，来一趟城里不容易。
我当时也在，但不是今天的我，不是今天能够随随便便掏出十块八块施舍穷人的我，我拿不出五毛钱。她发觉了我的同情，伸出手，萎缩成鸡爪子一样的手，摊开给我看。她说，你瞧瞧，我关节炎，手疼，要瞧病。
她的身体不疏懒，眼神也不贪婪，不像那种喜欢幻想有饼干从天而降的人。
那个营业员或许动了恻隐之心，或者没有，她摇摇头，把书包放回货架上，没有解释，她深知解释多余。
后来，在公共汽车上，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过。那个挑了两捆塑料瓶的拾荒者，他可能是累了，他先提上一只袋子，刚把捏在手里的一元硬币投进投币箱，司机就喝令他下车。他愣在那里，我听到他腹语般胆怯的乞求：
走不动了，实在走不动了。
他并没有想到那其实是他的权利，上那辆公共汽车。
司机拦在门口，伸脚踢着他胸前的袋子，后边要上车的推搡他身后的袋子，他被夹在中间，进退不得。后边失去耐心的人，伸手拽开了他塑料袋的口，里面的瓶子哗啦啦往地上掉，他赶紧抱着胸前的袋子掉头往下挤，腿脚踉跄，眼睛直盯着地上的瓶子，生怕滚远了，不见了。
车子开出去老远，他才怀抱一堆瓶子，抬起头，嘴巴在动，仍然是那副哀求的表情，兴许想到投进去的一块钱。那乞怜的面目，渐渐模糊在我的视线里。
贩卖西瓜的经常跟砸他摊子的城管也是这样哀求。而钟点工，我不止一次地听她算账给我听：
要盖房子，要管老人的吃喝，要供小的读书。这就是她们希望工钱高一些的方式。
那种乞怜的语气，成了他们的特色。开口之前，心有所虑；开口之后，仍是心有所惧。仿佛站在那里就是对他人的冒犯，仿佛呼吸的空气也是别人施舍的。我记得我自己，找到第一份工作时也有一句话：
我带来的钱快花光了。
也是那样乞怜地望着招聘主管，仿佛我一定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只能靠眼睛里的乞怜才能获得那份工作。我死死地盯住他的眼睛，使他对我发出的绝望和恐惧无法回避。我牢牢地记住了自己的乞怜，在工作中经常回避跟他碰面。后来辞掉这份工作时，连招呼都羞于跟他打。那样乞怜的人，一旦翅膀硬了，就忘恩负义。我怕他那样指责的眼神。
我母亲，我以为没心没肺的母亲，她从进城的头一天起居然也染上了这种东西，或者，那不是染上的，是她骨子里、是我们骨子里与生俱来的。
这个东西，无论在什么人身上发现都令我心碎，更不要说从自己母亲身上发现。可是当时，我耳聋眼瞎，唯有恨意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