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战战兢兢地长大。我得说，有些人的不幸是可以避免的，有些人的不幸是自己亲手制造的，我家庭的不幸则是无可奈何的。那是个不能完全自主的时空。谁说那个年头人没有冒险精神？我父亲跟母亲的结合就是一场赌博。到了待婚年纪的男人跟着一个老年女人到一户有着适婚年纪的姑娘家“望门头”，“望门头”已经很先锋了，大多数男女都是靠绣花鞋垫和媒人的嘴拉拢到一起的。“望”的时候男女不得交谈，一两句寒暄尚在尺度之内，交谈过多显得轻浮，望久了更有流氓之嫌。自然，女方的权利也有限，最多可以侧面打听一下家庭结构和房屋结构。我父母亲就这样“望”到一起，跟把手伸到抽奖箱里摸出一张彩票差不多，全凭运气。
有些夫妻是幸运的，尊重这种抓阄游戏，结成同盟，日子过得风平浪静。有些则不同，如同仇家见面，分外眼红，打得你死我活，很快散伙，还有的是先兵后礼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倒是我的父母保持了另一种局面，他们从结婚头一年就红了眼，一直斗争到年过六旬，没有休战的意思，又没有散伙的勇气。
我父亲继承了他自己家族的习惯，或者是家庭过多变故导致他对命运没有把握。他说话的声音总是低沉而谨慎，眉目之间流动着苦涩又温和的神情。我母亲不太爱动脑子、迅猛、火暴、易怒。他们结婚不到两个月，可能就出了故障，挂在我母亲嘴里的抱怨，可以使我们断断续续了解到他们刚开始生活的真相。
刚结婚那会儿，我母亲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气场跟这个家完全不符。每天下工的时候，她喜欢像电影里或戏里唱的那样，夫妻双双把家还。她总想跟父亲并肩而行，间或说些亲热的话，可她一再地被父亲甩在后头。有一回，当着生产队许多人的面，母亲不依不饶地要挽着父亲的胳膊回家。一开始，她娇滴滴的，被甩开后，她任性起来，说自己的脚扭了，要我父亲背着她回家。如此露骨，这还了得？在众邻人的哄笑声中，我父亲以他那个年纪难得一见的严厉告诫她：
规矩点儿。
我能想象到这对于一个年仅十九岁女人的打击，也能想象她目瞪口呆、面如死灰的表情。
我母亲后来认定我父亲那样待她是我奶奶的意思，她一直把夫妻感情不好的账算到我奶**上。我奶奶是个阴沉哀伤的人，她总是反复数落世道，担忧朝不保夕，她时时刻刻防备天灾人祸，她把儿女们的神经扯来扯去，让它们绷得更紧，她使我父亲成了一个严肃刻板的人。而我母亲是这寂静无声的家庭中的炮仗，并不符合入伙的条件。她喜气洋洋的性情跟那个年代和那个家庭都很不协调、不般配，她的个性过于外向，一点儿微妙的小趣味她也笑个不停，太阳出来了、太阳下山了、下雨了、蛤蟆在田埂上蹦跶了，这些，本都是小事，可是我母亲都会煞有介事地看了又看，说了又说。喜悦是可以的，热情也是可以的，大方当然也没问题，欢笑和恩爱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里面一定要有个度，一个顺从大局，跟整个气氛契合的度。一旦过了这个度，欢笑可能是****，恩爱露到太阳底下就显得没有廉耻。幽默是不被允许的，一旦用错了会被理解为鄙视、挖苦和侮辱。他们不止反感，简直憎恨这个东西。我母亲，她完全想象不到这里面的差别以及这差别将可能造成的恶果；我父亲，他完完全全领会到这里面的差别，却无力将这个差别传达出来。
那天我母亲哭得稀里哗啦，她不依不饶，要回娘家，找人评个是非黑白。被邻居们劝下后，她没吃晚饭便和衣躺下了。疲惫不堪的父亲也觉得十分丢脸，他垂着头，倚靠在门边，站了很久，直到天黑透了才摸进门。
没有谁认错，没有谁反省，更没有谁道歉。
那天应该是个分水岭，夫妻俩的情感发展从那个时候起就中止了，他们之间有利的、微妙的、决定性的特质丧失了。结局早早被定型了：失望的少妇，保守的丈夫。他们没有更好更有效的沟通方式，他们岔开了。
我隐隐约约记得小时候他们对话的内容，虽然我当时不甚了了。
我母亲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父亲说：你自己清楚。
我不清楚。
总之，你注意点。
我注意点儿什么？
我父亲说不出所以然，我母亲不可能有长进。在嫁过来最初的几年，她一直处于愤愤不平的状态，经常怒气冲冲地指责，没完没了地抱怨，久久无人回应之后，随之而至的会是远离事实的诬蔑、恶毒的脏话和伤人的诅咒，摔盘子摔碗。
那样的年代，一毛钱、一棵树、一碗米、一只鸭子都能成为战争的导火索。有时候，我们走在路上，会突然看到两个人抱成一团。我们跑过去观战，在灰尘裹身的两个人身边跳来跳去，看到其中一个是好朋友的爸爸，我立刻在心里帮他加油。另一个是我同学的表叔，同学站到他一边，声嘶力竭地为他助威。
其实打架的两个人也是亲戚，打架的理由我还记得，一个人骂了一句：
这狗日的天，热死了。
另一个就不干了。硬说人家指桑骂槐。
打完架第二天，他们的老婆坐在一起缝补各自丈夫被扯破的衣裳，边缝边对骂，最后也扯到一块儿，你推我搡，将打架事件搞成了上下两个半场。
还有一位我同学的父亲，因为旁人骂他断子绝孙，他恰巧只有三个女儿，生气了，打又打不过，只好回家跳江。冬天的夹江水不深，他扑进去，浮了起来，又扑进去。他妻子在旁边嗷嗷直叫，想把全村人引来替他主持公道。他自然没死成，上来后，裹床被子冷眼看经过他门前的人，哆哆嗦嗦地表演着委屈。
还有一对邻居夫妻也极有娱乐性，邻居大伯发起脾气来嗓门特别大，特别容易吸引眼球。邻居大妈又是个极爱面子的人，一吵架，他们就会把大门关起来。大门关起来，就是此地无银。我们这些原来在芦柴地里、河边、树上的孩子们就知道一场好戏要上演了，全部涌到大门口。可是门缝那么窄，容纳的人头有限，于是第一个占据有利地形的孩子会主动汇报里头的状况：
开始了，开始了，头发揪住了……
哎哟，哎哟，踹了一脚，噢，没踹到，躲掉了……
不得了，拿刀了，拿刀了！
后面的孩子搞不清谁踹谁，谁拿刀，但也顾不上追问，只想着进展：
砍到哪里了，砍死了没有？
哎哟哎哟，二毛拿棒槌了，三毛也拿扁担了！
二毛三毛是邻居大伯的二儿子和三儿子。听到这里，外头的大人放心了，儿子们在家，那个叫得最凶的老头子占不到多少便宜。
第二天，或者当天晚些时候，形势跟估计的差不多。那个老子，眼睛边上一块淤血，气鼓鼓的坐在门口抽烟；那个做妈妈的，头发被揪掉一把，她把揪空的地方用头巾包起来，见到邻居关切的眼神，不好意思地一笑：
那个老不死的，又发酒疯了。她的语气里透出对自己人最大可能的原有。
拳脚事件，就算画上了完整的句号。
打架并没有使他们变成仇人。他们的性格没那么多愁善感，他们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打架之前怎么过，打架之后还怎么过。忧愁和怒气会被及时挥发掉，不做贮藏。
这才是对的，符合常情，可以共处。
我母亲，跟他人不同。我整个家庭，也跟其他家庭不同。在那个年代、那个乡村，胆敢要“爱”这个东西，实实在在不合时宜。我现在能够明白我不合时宜的母亲身上充满了失败和挫折感，她身上洋溢着一种健康的、热烈的生活精神，如今看来，活生生被一盆又一盆凉水浇熄了。母亲的性格一定让她吃了许多亏、受了许多气。但是，这些年，层层叠叠的恨意，覆盖了其他细节，过滤了事实上应该会有的温馨和爱的记忆。
而我父亲并没有审时度势的能力，他终其一生都以自己的隐忍为准则。他的一生，没有过多的反叛举动，默默悲哀，隐匿绝望。年老之后，他多次不无自豪而悲壮地告诉儿女们：
我听过多少难听的话啊，我咽回去多少怨气。
我父亲怕他的不满和不满碰起来会起火，他把不满吞在喉咙口，这些不满反过来包裹着他。起先是想息事宁人，后来成了手段、成了习惯。
他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一味地躲避才把她推得越来越远。哪怕是反抗或者辩解对她都是种正面的安抚，无论他表现什么：愤怒、恐惧，哪怕他奋起反抗，压倒她，都比一味消极地不抵抗不回应不纠正对她的伤害小。这种没有对手的战争里，绝不会碰撞出什么火花，不会呈现出动人的一面，更不会达到肝胆相照的境地，只会激发恨意。我父亲就这样任由我母亲和这个家渐行渐远，最终成了水火不容的死对头。旁人经常能够看出某些家庭外露的危机——大打出手、以死相逼，甚至举刀杀人。但是在这一切危机爆发之前，谁见证这些呢，是他们最亲近的人，他们制造出来的人。而这个格局，在我出生前就定型了。我们兄妹无非就是他们表演舞台上仅有的几个不能退票的观众罢了，而且无论他们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表演什么节目，或者表演得多么真挚或者拙劣，那些幼小的观众都没有退场的权利，他们深受其害。那样年轻和充满憧憬时的恼怒，会不会是我母亲后来性格形成的原因呢？她那样的对待我们，除了发泄生活对她的戏弄，又能怎么解释呢？有没有不吵架的夫妻呢？我想是有的，就像相信天上有王母娘娘一样。说不定真有吧？有没有呢？真有？就是这样，就是这种程度的信。
有一天，我母亲突发奇想。她告诉我们，如果她嫁到了别处，比如嫁到新洲，嫁到板桥，嫁到桃园，那她就不会过今天这种日子。她要是嫁给了别人，我们都会姓别的，姓东方、姓欧阳、姓毛。我立刻兴奋起来，母亲无意之间打开了另一扇门。我想有另一间房屋、另一个奶奶、另一群邻居，我甚至有可能有另一个妈妈。尽管这个想象是妈妈启发的，但我仍然在一念之间把她换掉了。我想到另一种可能性时，觉得最可怕的遭遇会结束。我会幸福，是家里最受疼爱的那一个，可能我冰雪聪明，更可能是闭着眼睛就能受到宠爱的儿子，不费什么劲。那种想入非非带给过我短暂的快乐和麻醉，可是这种想象最终以幻灭收场：
如果我改名换姓，改头换面，跟自己毫不相干，没有一处是原来的，我还算在这个世上吗？
想到这里，我基本上就刹住车，难以继续。
今天我有能力理解母亲曾经经历的一切。现在，我不再光想到那个把人死里打的母亲，我能够忆起更多的陌生而熟悉的东西。比如她也有过爽朗的大笑，眼睛里充满喜悦，想起她清脆的歌声划破长空，把麦田里的麻雀惊得几丈高的时刻。我得说，有过那样的时刻。笑声和爱意，在失去之前肯定有过、存在过，只是它后来不见了。
母亲虽然失望，但幻想一息尚存，她不接受此种现实。她渴望另一种可能，但那种可能绝不可能，她没有选择。这不光是勇气和能力的问题，她生不逢时。我想，就像一只鸟在笼子里，不管这笼子是一尺还是一间屋子那么大，总归在笼子里。一只鸟，它不停地横冲直撞，撞破脑袋也不知道自己想撞破什么，它甚至连自己在笼子里这个事实都不知道。
我母亲曾经喝农药自杀过。
那是个冬天的夜晚，我和哥哥都已经睡着了，下半夜，我们被母亲剧烈的咳嗽声惊醒。咳嗽声一阵比一阵激烈，不像正常的咳嗽，倒像一个人喝水喝呛着了，即使喝水呛着了，三两分钟之后也便停歇了，可是我母亲的咳嗽没完没了，持续了至少有半个小时，我和哥哥裹着被子赶到母亲的房间，未进房门，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农药味，立刻明白喝敌敌畏自杀事件上演到我家了。
我父母两个人缠成一团在地上扑腾。我们猛扑过去，大喊着妈妈不要死不要死。父亲发现我们来了，大声喊道：按住她，按住她。
我们这才发现父亲的脸上血迹斑斑，他不顾母亲乱抓挠，忙着用手指往母亲的嘴里抠。母亲一阵激烈的呕吐后，父亲急急地起身，到厨房去拿肥皂水，这程序我们都懂。我们配合着他把肥皂水往母亲的嘴里灌。
一时之间，死亡的恐惧如蝇在耳畔，嗡嗡作响，使人手脚麻痹。煤油灯昏暗，被我们扇出来的风惊吓得东摇西晃。我们乱作一团的影子印在墙上“花好月圆”的贴画上，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在我父亲去厨房和肥皂水的时候，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把手放进母亲的喉咙里，想叫母亲呕点儿出来，可是我母亲轻轻地摇摇头，小声地告诉我：
拿床被子给我盖一盖。
我的心顿时放下，我立刻料定母亲没事。我甚至判断她可能一口都没喝，当时我被巨大的感激之情包裹了。我知道这是个秘密，在这个时候，没有比这个秘密更让人满怀感激了。我抱来被子，不再号啕，同情地看着依旧眼泪汪汪，毫不知情的哥哥。他害怕，他在颤抖，他六神无主。但是我知道不能说。要坚持住。
肥皂水灌了半脸盆，呕吐物满地都是。母亲懒得挣扎了，她气息平稳，面色渐红。父亲仍然不放心，凌晨三点，他雇来一只小船，在夜色的掩护下把母亲送到镇卫生院去洗胃。我和哥哥彻夜未眠，仔细打扫现场。**的被子，踏板上的肥皂迹，用来擦嘴的破布，被踩来踩去的鞋帮子，我们统统搬出去洗，拧干了晒。我们期望一切都不留痕迹，期望生活还可如昨日。可是，真是奇怪，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母亲寻死的消息全村都知道了，他们纷至沓来，因为现场被打扫了而惋惜不已，一再地揪住我和哥哥不停地追问：
喝了多少？
怎么发现的？
是不是你爸爸打她了？
天黑前我母亲就从镇卫生院回来了。一进门，我父亲便黑着脸，一言不发地在家里家外走动。他不停地找活儿干，忙得没有正眼瞧我们一眼。我觉得那些活儿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平常不见的东西都跑出来了，一只旧盆要加铁丝，一只扔在堤岸上的生锈的锄头也被磨得雪亮。到了晚上，他睡在堂屋的藤椅上。起先，我能从门缝里看到他躺着的身形，再后来，他与黑暗融为一体，我和哥哥仅有一床被子，没法贡献给父亲，但是我感觉到他的冷。听到风撞得茅房的门一开一关我就知道夜寒风急，清冷的月光照在窗外的树干上，寂寥、凄怆。一直到迷迷糊糊睡去，我都感到我父亲在藤椅上发抖，使我格外心疼。
第三天，我母亲坚持不住了。她躺在**，悄声喊来我：
去，告诉你爸爸，说妈妈要吃点儿肉补一补。
我刚转身，她又补充一句：
就说是你自己的主意。
我点点头。这差事是个难题，这种信任唯有给我，其他人指望不上。我义无反顾地站到父亲跟前，他正在磨斧头，斧头上锈迹斑斑，不知从哪里找出来的。看到他黑沉沉的脸我就知后果难测，仍咬着牙责令自己开口：
爸，妈妈应该买点肉补一补！
我父亲，不等我话音落下，一巴掌朝我挥过来：
滚滚滚！
那一巴掌真是晴天霹雳，我被震得耳根嗡嗡直响。在此之前，父亲都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在此之后，他仍然是位控制情绪的高手，这是我记忆中他唯一一次向我动手。如此决绝的神情，那么不顾一切的话语，对于软弱的父亲，那真是破天荒的一次。
现在我能够看得见盘旋在父亲头顶的恼怒和悲伤。他的脸面丢尽了，他感到失败，他需要发泄。看到父亲那冰凉的眼神、因愤怒而抽搐的肩膀，我就明白，他被伤得更深。黑森森的哀伤在他头顶盘踞、连绵不断。他知道自己不能善待这样的女人，局面也无从改善，不管怎么想都无济于事。
我在哭出声之前意识到不能哭。我咬牙把眼泪憋回去，来到母亲的房门口，站在门槛外头，装着被外面的某个声音吸引，别过脸小声地告诉躺在**的母亲：
他没说话。这是我当时想到的最好的答案了，我不能说他答应了，他如果答应了，明天的桌上就得有肉才行。
他一句都没说？母亲满脸的失望。
没。
母亲的身子往被子里缩了一缩，表示她知道了，她的头，肩膀都缩进去了。我望着那蜷缩成一团的被子，不舍得离开。我坐在门槛上，屋外一阵风，掀起被母鸡扒出的坑里的灰，我赶紧闭上眼，还是没来得及躲过去。眼睛里一阵不适，我使劲揉着，揉着，直揉到眼睛又红又肿。屋后有斧头的声音，父亲在砍树。那些树并不老，也不值钱，只能用来当柴烧。被砍掉的树，轰的一声砸到地上，一声闷响。
她赌输了。我那时就明白，她费尽力气，做了这么勇敢冒险的事，可她没有得到人家加倍的疼爱。她什么也没有赢得，就算把性命搭进去，可能也不顶事。她无从看清事实。可是我能看清。
处于仇恨中的家庭，不受宠爱的身份，提防不自自主的错误行为以及这行为带给自己的惩罚，这些组成了我无能为力的童年。能回忆起来的全都是无能为力，对，就是无能为力。我打小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然后才是其他人认定的那样的人。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
回忆一片漆黑，但是，这不是一本控诉的书，我很警惕要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毕竟我牢记写作初衷：为宁静、喜悦、幸运。
因为，在这茫茫的忧伤之中，出现了一个人。他呆在电话的那端，以恒久不变的姿态接听着一个又一个来自于这端的倾诉和哭泣。为喜而喜、为忧而忧，全力感受，为之叹息。
在这种情境之中，我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开放，关于我经历过的逐渐沉沦的每个阶段，一一向他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