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岁，说的是虚岁。三十岁之后，我喜欢使用周岁。严格来说，我当时才刚满八岁。被老五窥探之后，我进入到了真正的、彻底的、离群索居的日子，恐惧可以暂时取代羞耻的位置，但羞耻从没有消失。从母亲的眼神里，从那些田间黄色笑话里，从结婚的场景，从每一个夜晚甚至一只发出孩子般呓语的母猫那里，我会突然感到羞耻。羞耻裹身，如同亮晃晃的油彩，使我闪出别样的光质。我没有如期变成我母亲喜欢的乡村少女。乡村少女的特质我母亲也并非一清二楚。有些姑娘哪怕表面上沉默不语，嘴巴很甜，对长辈客客气气，可她们的内里也有狂放、恶狠的一面，所有的下流话都很在行。平常的时候，她们娇滴滴、羞答答，仿佛清水芙蓉，一到关键时候，那隐匿在她们体内的凶猛就会抬头。我亲眼目睹一个十五岁的念过初中、戴着近视眼镜的女孩子在她父亲和伯伯发生纠纷时，一言不发地扑上前，生生咬掉了她伯伯的一只手指，我也眼睁睁地看到我的小学同学赶集时在镇上的油条铺子一口气拿了六根油条放到篮子里大摇大摆地走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哪个少女一有机会表现她的强劲凶悍，不仅不会被鄙视，她家的门槛反而会被媒婆络绎不绝地踩踏，很快她们就会在炮仗声中长大成人，紧接着成为饱经风霜、儿女成群的小妇人。相反，有另一些人，她们发育迟缓、眉目胆怯、举止拘谨，表里如一，这样的姑娘因其毫无出彩的相貌性情和言行，未到青春年华便开始贬值，被长时间的遗忘，等被人想起来的时候，她们已到时不我待匆匆廉价出让的年月。
老五，是这两类的中间人物。她一方面有令人喜欢的强劲泼辣、吃苦耐劳的一面，却又因其性情早熟、相貌壮硕而使人望而生畏。她没劳旁人，自己在十七岁之前怀着六个月的身孕嫁到了山里。结婚后，她仍然喜欢回到娘家。她把她的小婴儿夹在腰下，悠闲地在堤坝上来回晃**。
在那件事发生两年多之后，我母亲才意识到我是个女孩子。她觉得有必要灌输给我一些卫生常识了。
我母亲是个借题发挥的高手，虽然，她不懂“借题发挥”这四个字怎么个写法。有一天，我们邻村有一个姑娘据说生了葡萄胎死了。我母亲在和邻居谈这件事的时候，提高嗓门痛心疾首地说：
怎么死的？脏死的！因为没把自己洗干净。
我的邻居大妈好奇地问：
什么没洗干净？
我母亲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
还有哪里，当然是那个地方了。
我直到二十岁，才明白葡萄胎跟一个人洗没洗干净并没有关系。准确地说，葡萄胎跟对我的教育扯不上边。
可是我母亲十分笃定地告诉邻居大妈：
她妈妈嘴皮子说破了，她都不听，怪谁呢？
就像她跟在人家母女背后一路看过来似的。
那时我已经偶尔能收到全国各地的退稿信了，我母亲想当然地以为我在“不三不四”了。有一次，她又开始旁敲侧击了：
我娘家有个不听话的女儿，和一个男人到树林里去了一趟，回来后被她老子活活踢死了。
她这话同样是说给邻居大妈听的，邻居大妈以一贯的大惑不解追问道：
哎呀，去一趟树林就踢死，太狠了吧？
狠，到树林里能干什么好事？
我母亲说话的时候，门前芦柴**里密密麻麻的芦柴，发出不满的嗡嗡声；太阳正待下落，它周体通红，像是害臊得很，和天际云彩搅和在一起，在远山处，它起起伏伏、暧昧混沌、不清不楚地隐于暗处。
男的被逮到，枪毙是肯定的。我母亲像去过刑场似的，落山的太阳使她更加笃定：
一枪对准头，脑浆淌一地。
可能觉得力度不够，又补充说：
要是哪个没结婚的姑娘干了那样的事，一辈子就完了。
唯恐达不到效果，紧接着补充说：就是不情愿，也没有好结果，一辈子也完了。
我母亲说这话时不带一点儿暴力色彩。相反，她满脸痛惜，对自己编造出来的谎言充满了伤感，似乎对自己不能扭转这糟糕的局面感到自责。我母亲，有她自己的程序，有她自己的法律，有她自己的宣判。不容怀疑。
我母亲从来不说出“那样的事”包括哪些范畴，到什么程度，一辈子又是怎么完的。是被老子踢死的，还是自己寻死的，或者是上天开了眼，一挥手像揪小鸡似的，揪住扔到江心里？在发布权威恫吓之后，她要确定我在偷听，并且全部听进去后，才大功告成般地停止这个话题。
因此，可以这么说，在那件事发生两年多之后，恐惧才被真正钉入到我的体内。每次看到母亲那笃定的神色，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悲惨人生的终点。我母亲制造的世界在真实的土壤里生长，越来越坚固。我有时会想到自己浑身青紫、满脸血污地被丢弃在荒郊野外；有时我梦见被无垠的麦田所覆盖，远离家乡，远离已知的世界，置身恐惧和羞耻之中。那几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克服这种想象对我的敲击，忙得不可开交。
同时，我一次又一次听老五讲她在芦柴**里赤膊上阵的经历。看着老五那快乐、自信的脸，听着那不知疲倦的笑声，我的大脑就短路似的模糊掉了。当时我还缺乏思考能力，在我母亲故意给我营造的戒律重重的世界和老五给我描述的**不安的世界里来回穿越。
而对老五那人尽皆知的劣行，我母亲则轻描淡写地告诉我：
别瞧她平时装疯卖傻的，她心里清楚着呢，谁都别想真碰她一下。
我母亲的话，使我产生的并不是害怕，而是茫然。不要说那些如饥似渴的男人们了，就连我，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都有幸被要求碰过她那个部位。正是母亲这决绝的认定，使我不能判断母亲是可怜的被骗者呢，还是在故意掩藏某些事实，我母亲自以为很超前有效的教育方式，其实已经把我搞得云里雾里了。如果我不信母亲，那么我错的可就不是这么一点点；如果我信母亲，那么和老五在一起的晚上都是做梦吗？老五给我灌输的都是恶魔的幻觉吗？
老五年纪轻轻就做了母亲之后，我母亲就装着没有说过以前的话，装着对老五的清白从没有抱过幻想。
我小时候最好奇的地方不是台湾岛，不是美国，而是二十里之外我母亲的娘家——花塘。
按照我母亲的说法，这个跟我家不足二十公里的地方奇情怪事层出不穷，且件件具有教益意义。那地方出过大官、大资本家、大名人。我每次去，都充满期待，渴望亲眼目睹那么一两件奇事、一两个名人。可是每次，我都是满怀敬畏而去，清汤寡水地回来。外婆村子跟我们村子什么区别都没有，只有两棵好几百年的银杏树，杵在村子口。我到外婆家的唯一收获仍然是听故事。我每次去，都能听到我外公说的关于他遥远老家的故事：
我老家有个男人，娶了妻子不好好工作，整天出去吃喝嫖赌，有一天，老天爷气急了，一个雷，“啪”把他劈死了。
这话是说给我二舅听的，我二舅输红了眼，形容枯槁、两眼无神，沉浸在打错牌的懊恼之中，边嚼饭便发呆。一开始，我外公试图武力管制。可是我二舅人高马大、发起脾气来房梁颤动，万般无奈之下，我外公只好以理服人：
我老家有个男人，有一天，他老子叫他出门带把伞，就这么小的事他都不听，结果，他淋了一场雨，回来高烧了二十多天，好了之后，脑子就坏了，成了白痴。我外公最后总结说：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我的外公，还健康的时候，就替自己卧床不起做了打算，他又说：
在我的老家，如果哪个父母病了，需要哪个儿孙的心做药引子，那个被指名的儿孙二话不说卷起袖管就得把心掏出来。
那时，我瞧见自己的胳膊上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有天中午，我看见外公家一个邻居姑娘弯腰在门口洗头。她长长的秀发一直拖到腰部。堆在脸盆里满满当当，洗起来也格外费力气、费热水。她妈妈帮她梳理，她弟弟帮她端水。我外公看了一会儿突然提高嗓门对我说：
我们老家那里，有一个姑娘有一天冷不防就死了。
怎么会死呢？
我本能地接过话头，一接过话头我就后悔莫及。果然，我外公认真严肃地告诉我：
风。是风。风从头皮上的毛孔钻进脑子里，人就死了。
我看到外公邻居家三个人全部像被点了穴似的僵立在那里。水盆里的腾腾热水袅袅上升。那个端木盆的孩子张着嘴呆若木鸡地盯着我外公的嘴，那个姑娘被满头乌黑的头发遮住了脸，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但我看到她手指上的水一串串往下滴。那个做妈妈的，把手上的毛巾一把搭在女儿头上，好像那湿漉漉的毛巾真能挡住风似的。不过，这都是一小会儿的事。很快，那家人纷纷意识到这话不对，这姑娘又不是第一次洗头。他们各自动了起来，装着没事人似的继续洗头。不过，他们后面的动作明显很敷衍，很心烦意乱。那天下午，那个姑娘的头一直用毛巾裹着在屋子里进进出出。到了晚上，毛巾才被揭开。揭开了毛巾的头发因为长时间的包裹和挤压，别别扭扭地贴住头皮，乱蓬蓬的，反倒没有洗之前那样流畅和整洁。
母亲的话并非完全危言耸听，我的确见到一个犯了错误的女孩子的死。那时，录像机已经流行到我们村子，我们村的西坝上也建了一个录像厅。一到晚上，少男少女们蜂拥而至，我们这些念初中的女孩子还没有资格跨进那道门槛，只好在心里无限向往。突然有一天，所有的人都往西坝上跑。不被管束的气氛之中，我也被人流裹着涌到这间写着“录像厅”的房子里。那个姑娘已经穿戴整齐，笔直地躺在地上的席条上，地上跪着几位中老年妇女，有可能是她的奶奶、她的妈妈。她们呜咽着、抽泣着，因为羞耻和难堪，她们的脸始终没有抬起来过。
关于这姑娘的死，我至今没有搞到标准答案。有人说她是自寻短见，因为被一个放录像的搞大了肚子；有的说她是被刺死的，两个男的为了抢她动起刀子，错了手。
这个女孩子，我对她仅有的印象就是，她走路的时候，胸脯挺起来，眼睛平视前方，脸上带着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
我母亲对此类事件必然有她自己的见解。这以后，她看到胸脯微微挺起来的姑娘，就会不由自主地骂一声：
丑货。我想她一定是想起了那个死在录像厅里的姑娘。挺着胸脯的姑娘如果还胆敢跟男人说话，我母亲一定会气急败坏地补充一句：
**。
唯恐对方听不见，她会加快频率急急地补上一句：
不撒泡尿照一照。
从来没有人回应过，我怀疑她们没有听到。唯有我牢记不忘。遇到水，遇到玻璃，我便下意识地照一照。我经常小心地、自觉地钩住我的背，生怕露出线条遭人背后议论。我剪短头发，令其遮盖住额头和颈脖。即使在自己的房间里，我也羞于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多看一眼自己的穿在衣服里的部位，都有罪恶感。洗澡的时候学妈妈的样，先把灯吹了再脱衣裳，在黑灯瞎火里头把自己抹一遍。我到十八岁进城之后，才怀着羞愧和自责，在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地看过自己长什么样。我用一只一块钱买来的麻糕大小的小圆镜，胸口照照，腰上照照，后面照照，小腹上照照，囫囵吞枣地匆匆看一遍，仍然稀里糊涂，不知道是丑的还是美的，后来一直糊涂着，许多年。
一凡，一直静静地倾听，把我的思绪一点儿一点儿带回过去。我开始有意识地反思自己过去的生活。正是这种回忆，唤起我心底的悲伤与感慨。他告诉我，许多事情在意识到之前就已经被注定。从小到大，我们的心会一直毫无选择地吸收各种影响力，在不知不觉的状况下，这些构成世界的所见所闻。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影响了我们的想法、感觉和信仰，决定了对生活的态度和方向，也决定了要和求。不过，极少有人有能力停下来思考，大多数人，紧闭双眼，光是承受。这些被剥夺个性的人，其实还不如一无所知，而有些人，一开始就能保持警惕，慢慢识别、纠正，有选择地接受，形成新的自我。
我母亲，从我外公那里获得了一种价值判断方式。这些价值本身是清白的，后来被当成武器一代一代往下砸。砸下来的这些东西组合成了我们的视野和世界，我们的欢笑和忧愁。如同一个全身被淋湿的人，他的手碰到任何地方，任何地方都会是湿的，但他没有被禁止触碰任何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在年幼的时候就把我整个罩住了。它把我关闭起来，不给足够的空间，没有同情，没有选择。我们任由它拖着向一个地方，一个洞穴。而且还会本能地将它悉心传给自己的下一代。现在我感知这种不幸，甚至我们的逃避，用许多年来逃避也仍然是在继续着这种不幸。逃避是另一种形式的忠诚。现在，那种逃避和忠诚都淡化了。我现在回想这些，这些东西已不带有恶意，再无害人之心。它变了面目，在经历了磨难的心灵面前，它只是成了回忆，成了可以放手的风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