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蓦然回首
历史“热点”镜头追踪之一：
杨振玉：16岁的天空
非常感谢刘太衡先生为我提供了采访名录，我才得以见到这位和蔼可亲的前辈——杨振玉副司令员。杨副司令员是朝鲜战场上下来的唯一一位在职的战斗英雄。我原以为杨副司令员住在空军指挥学院，因他在任空军副司令员之前是空军指挥学院院长。
那天下着雨，我去空军指挥学院。电话打不通，我干脆举着伞钻进了雨中，一路打听来到杨副司令员的家门口。小院静悄悄的，除了雨打花叶的声音，就是我按门铃的声音罢！就这样在雨里站了20多分钟，仍是没人应。这时，左邻的一位慈祥的老首长告诉我，杨院长前几天搬进空军大院了。于是，我跑进电话亭拨通了杨副司令家的电话，约好了次日见面的时间。
按约定的时间，我准时来到杨副司令员的家。杨副司令给我最初的印象是温和、干练，目光敏锐。谈起当年的战争时，他显然有些激动。他娓娓而谈，不时还用手比划着——
（根据录音记录）航校毕业后，我的编队技术较好，同大队长在一起。起初当僚机，僚机的任务是掩护长机攻击。打的几仗都是在被动情况下，不是主动出击。我击落的3架都是F—86飞机，当时是美国最好的飞机。论技术，他们的飞行员大部分都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论飞机质量（性能），他们的飞机跟我们的差不多，但技术比我们强。我们那时飞行不到100小时，在喷气式飞机上飞行不到50小时，比其它飞40、60小队的部队要好一点。
我大部分是在反击情况下击落敌机，有两次在自己危险的情况下。我们6架飞机在平壤附近带领兄弟部队打小机群。
我们也是苏联教官带出来的。只要你已经歼敌了，就说你已经会打仗了，苏联人就不带你了，就可以带下边的部队打仗（那时我们带6师吧？）。他们在底层、中层。打完仗返航的时候，我们6架，敌机8架，飞行高度8000多米，分两层。右边快，被敌机截住，开火了，一般都是主机掩护；左边攻击右边掩护。右边两架成90度斜角也可以把敌机赶走，所以，左边没动。敌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再不动就有危险，这时，我转过来，报告长机。我一转，敌机长机也向我转过来。那时美国人也不知道中国空军的武器怎样，它怕你先打它，马上开火了。敌人的僚机也冲了过来，太近了开火不好，我就先开了火，击落了它。我在前边往回转比在两侧往回转危险性更大，飞机成平面，也比较危险我一传身敌机长机向我开完火就跑了。我击落后，回来我的长机的无线电杆被打断了，长机对我很感激，因为不是我的掩护任务。假如我不转过来，长机就没命了。那时初期参战，经验不多，靠那股劲，又击落一架敌机，又挽救了一个战友的生命。回来立了特等功，展开了学习，提出一个口号：“挽救一个战友比打下几架飞机都光荣。”以前打仗，一发现敌机就打，容易散队，敌人就容易一个个击落我机。提出这个口号后，密切协同得比较好。这是一次战斗。
第2次也是我掩护别人，也是白天，也是6架飞机。这次是出航，从丹东起飞。说是抗美援朝，其实没过江。海上敌人较多，他们故意拉烟（放出一种信号），但我们还是有了经验。6架飞机的注意力都在前方，那时有个口号：发现敌机就等于取得50%战胜敌人的把握。而我却回头看了看，发现8架敌机从我们的两侧攻过来了。正攻右边，我发现后敌机已开火了。我方那架飞机被打冒烟了，是崔巍。我们让他赶紧跳伞。他并不肯跳。我赶紧转过来，我们僚机已被击伤。对方逃跑的动作比较慌乱。立即进入螺旋（即飞机失控），这是长机过来，拦过了那一侧，这时我的长机已经被击伤了。如果敌机再次开火，连跳伞都来不及。他战斗下来眼睛全肿了。另外一架敌机也进入螺旋。这次我就起了这个作用（发现掉下两架敌机），但那次没开火不能算战绩。
就有一次我是当长机的。3号机，我们先发现敌人。都想早点把它打掉。敌机投弹后再降低高度，这叫偷袭战术，敌机发现我们一攻它，它就向后侧转。我瞄准长机，僚机瞄准僚机，进行了一次小的格斗。发现早，极早下降高度，我击落了一架，击伤一架。就这次当长机主动攻击，其它都是掩护别人。前边击落一架，后边击落两架，立特等功；击伤一架立一等功，一等功以上可评英雄。我评了个二级战斗英雄。朝鲜战场上我击落3架、击伤1架敌机。
我1931年生，是内蒙人，1947年参军，那时才16岁。以前我在陆军，当了3个月的战士，因为读了5年书，就当文书，后当文化教员、团政治处干事。朝鲜战场下来后，我在南苑高级航校指挥员训练班，1954年7月去苏联学习，1958年10月毕业。
中国人当年就是敢干。那时我们学飞行实际不到一年（速成班），朝鲜战场呆了3年，轮换着去。打一阵又回到后方休整一阵50人的一个师死了一半。我那时在3师7团2大队。
那时比较年轻，说句实话，想的也比较少。
杨副司令最后嘱咐我，一定要按历史事实去写。
我们合了影，他一直把我送到门口。
历史“热、查、”镜头追踪之二：
赵宝桐：英雄不提当年勇
（根据录音记录）……在朝鲜战场上，我是打得最多的，击落7架……我是全军（空军）唯一一个获两个特等功的飞行员……
我给你看看这盘录相带吧，是八一电影厂拍的《今天·昨天·明天》，反映当年战斗英雄今天的生活。反正这些个英雄事迹我讲了几百遍，都是那个样，当时怎么说的，现在也只能重复。历史是不能改的……
一部老式的录放机和一部不太新的电视机摆在我的面前。赵宝桐用不太熟练的动作折腾了好半天，终于放出了图像。
画面上首先是赵震华，1959年世界上第一个用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人，开创了我军航空作战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首例……轮到介绍赵宝桐这一段时，录像机突然不出图像了。于是，赵宝桐走近录放机前，一边敲打录放机，一边命令它出像。一急之下，气喘起来。我赶紧说：算了，我查资料吧！这时，金凤从房间里走了出来。金凤看上去只有50岁左右，头发短齐，有白发，举手投足都有一种超脱的气质。这位庄重又不乏东方女性娴静美的夫人一走进客厅，赵宝桐马上报告说录像机坏了，不是我动坏的，是它自己坏的，而且是正在放我时坏的。金凤极有分寸地对我点点头，展现一个欢迎的笑容，然后对赵宝桐说，坏了就拿下楼去修吧！说完又对我点了点头，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49年南下到汉口，我于9月份选上飞行员，去东北集合，全国还没解放呢！1950年开始在航校突击训练，飞了不到几十小时，就上了战场。24岁当团长，53年9月和张积慧等同志去苏联学习。在苏联做了一次手术，肺长瘤了，割掉了那个瘤，手术做得不错，专家毕竟是专家嘛！回来后就去三航校当副校长。我是抚顺人。
去年《家庭》杂志请我们去，金风写了一篇我们家庭的文章，得了个特别奖。那次毛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的夫人也去了……
那时组织又逼着我同金凤结婚。我当了英雄，金凤在人民日报社当记者。她采访我，我们俩就相识了，组织上得知后，了解了金凤的政治面貌，说不错。让我赶快结婚。组织上找我谈话，说要谈恋爱就必须结婚。否则不能偷偷地谈、结婚后我们感情不错。后来金凤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上找我谈话：你是要飞行还是要金凤？我说最好两样都要。组织上说那不行，金凤是“现行反革命”。最后我只好同金凤划清界限，组织上又作媒，给我介绍了一位劳动模范。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关系也不错。这时金凤平反了，金凤不承认与我离婚。我对金凤有很深的感情。金凤有理，我们没办过离婚手续。组织上又找我谈话：你是要旧老婆还是要新老婆。我说最好还是两个都要。“那不行！”组织上说。最后我还是选择了金凤。金凤人心眼好。把后来的夫人当成姐妹看待，他们经常带着孩子来串门……
历史“热点”镜头追踪之三：
王坚：第一代女飞行员
在共和国记忆的银屏上，有这样一页不平凡的历史：1952年3月8日，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驾驶着6架里—2型飞机，掠过天安门上空，接受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首都人民的检阅。毛泽东那关怀的询问“他们都成器啦？”的亲切话语至今还在人们耳际萦绕！
中国的妇女也实现了征天的梦想！
历史不会忘记，光辉永远不会散去。当历史重新展现在我面前时，做为一个女人，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
我翻开1952年4月出版的、已经发黄的《新中国妇女》杂志，目睹了这批女飞行员当年的风采，心中充盈着一股青春的激动，为采写本书，我决意去追访她们的踪迹。
广州的冬天有一种淡淡的春意。春节刚过，“广东省航空联谊会”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成立5周年庆祝活动，我慕名而访，从几十位饱经风霜的面孔中，有幸见到了当年接受毛泽东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的、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之一的王坚。
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从她那渐已苍苍的鬓发、多皱的笑脸上，我领悟了几十年的历史沧桑。我想，她们是不是和我有着相同的人生之艰？是否有一本苦辣酸甜的日记！
坐在我面前的王坚女士谈吐爽朗，娓娓动人。就是她和一群姐妹们创造了“女人上天”的神话，荣获了一份难得的殊荣。
“那时，我们都很年轻……陈志英、邱江群、黄碧云、戚木木、何月娟、施丽霞、武秀梅、阮荷珍、周真明、万婉玲、周映芝、伍竹迪、秦桂芳、还有我”……王坚一口气背下了同伴姐妹们的名字。回忆一边坐进机仓，手拉操纵杆，直冲九霄的浪漫，一边眉飞色舞。的确，她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从她们开始，中国妇女的形象更加完美而高大。殊不知为争这口气，王坚和她的姐妹们吃了不少的苦头。
器材短缺，飞机陈旧，加上女学员的生理、心理特点，女飞行员面临着比男飞行员更大的困难。在地上想着到天上飞，上了天不一会就头晕脑胀。她们对汽油味敏感，却偏将汽油洒到手帕上；和男同志一道跑步、打篮球……“男人能做到的，我们妇女也一定要做到！”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她们仅用7个月，平均每人飞行77小时44分，全部飞上了蓝天。方中英政委、杨扶真副团长不知费尽了多少心血！
王坚这位要强的“蓝天倩女”，当她正值飞行成熟的时候，“文革”的风暴袭击了她和全家。她和爱人是当时飞行部队里有名的“蓝天情侣”，俩人比翼齐飞，却突然一道命令下来，俩人手握“停飞”的指令，含泪离开了朝夕相处的飞机和患难与共的姐妹，接着是挨批斗、下放劳动，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妻离子散。直到1972年，王坚及其爱人才得以团聚——在天津劳动的丈夫，在四川寄养的儿子和在北京劳动的她相拥而泣。
但是她重返蓝天的愿望却终没实现。1979年，王坚转业回到了家乡广州。蓝天留下了她未尽的梦想。
王坚深沉地回忆着往事。眼圈渐渐红润而模糊。她说：“这些都过去了，我的经历再惨也没有许多老前辈那样惨。值得骄傲的是，自己曾做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先后两次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亲身受到党的关怀，这就已经足够了。”
沿着这条闪光的航迹，我追踪到另一位女飞行员伍竹迪。他曾担任过飞行大队的副大队长，航校教材科副科长，离休前是航行调度教员。伍竹迪至今还记得：她为了飞行，产后40天就把孩子送到奶奶家，直到孩子5岁时随奶奶来队看她，可她还没来得及和女儿亲热一番，就驾机飞向了抗洪抢险的华北上空。几天后，当她完成空投物资的任务回来，小女儿竟撅着小嘴不理她。现在，她的女儿已经30多岁了，伍竹迪已过花甲之年。后悔吗？不！因为她们把自己的爱献给了蓝天。
还有武秀梅，这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姑娘，她同姐妹们一起飞行，后来成为姐妹们中的佼佼者。她是幸运的。是“文革”中唯一一位没受到冲击的一个。她先在北京西郊机场飞行，后又调到北京空军独立大队飞行，退休前担任飞行团的参谋长，副师职待遇。她那神采飞扬的大照片经常出现在报利上。现在，她的身边有一儿一女相随左右，安度晚年。
在那页不平凡的历史上，有一页日本飞行教官和女飞行员之间的故事。令人难忘。1993年10月16日，这个故事又续上了新的内容。当年的日本教官长谷川正作为中日友好协会常务理事访华时，同当年受训于他的女飞行员秦桂芳相遇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勾起了女飞行员们的回忆。
长谷川正眼眉上的伤疤，最初引起秦桂芳的憎恶，她怀疑长谷川正是在战场上屠杀我国人民时被游击队打伤的，故而怠慢他。一次，秦桂芳驾机降落，她看到白旗没向教官报告便落了地，长谷立即勒令她停飞。又一次在飞行中，空中改平后，秦桂芳松了油门，险些出了大事，长谷气得大喊：“你的骄傲自满的，停飞！”之后，长谷找到小秦，告诉了他眼眉上的伤疤是在一次飞行中不慎而造成的。笼罩在秦桂芳心头的迷雾消失了，秦桂芳刻苦训练，成为班员第一个放单飞的女飞行员。长谷川正临回国时，送给秦桂芳一副象征长寿吉祥的乌龟画，寄托了长谷教官的美好祝愿。40年后，俩人相逢，秦桂芳回赠长谷的也是两只玉雕乌龟，这礼物的含义，又岂止是长寿吉祥呢！
第一代女飞行员们创造了新中国航空史上崭新的一页，她们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是她们，为新中国的第二代、第三代……女飞行员们开辟了航天之路！
蓝天上，有妇女立起的一座丰碑！
历史“热点”镜头追踪之四：
夏伯勋：我军第一个歼击机中队
1948年4月，我们成立了第一个歼击机中队，这个中队辖于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一大队。当时我在老航校飞行乙班任指导员。不久，我们奔赴黑龙江汤原机场组织飞行训练。
汤原机场位于汤原以南10余公里的一个平坦开阔的场地上，净空条件很好。可惜机场跑道被苏联红军撤退时彻底破坏了，跑道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爆炸坑。在当时的条件下，要修复使用是办不到的，因此，我们只好利用机场侧面保险道的草地训练。
当时使用的飞机，有6架日制“隼”式歼击机，9架“99”式袭击机，2架二式高练和4架“99”高练机，这些飞机都是日本投降后缴过来的。由于飞机的许多零件被附近的群众卸走了，所以飞机根本上不了天。后来，经过深入做工作，才把这些零部件从群众手里搬了回来。当时飞机器材十分紧缺，装修时，零件配不齐的飞机，只好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拆掉其它飞机上的零部件来拼凑。如有的“隼”式歼击机没有螺旋桨，就把“99”式袭击机上的螺旋桨拆下来代替。这样，不要说对飞机的履历不知晓，就连飞机的现实性能和特点也心中无数，只能边飞行边摸索。
飞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飞行时全靠摆“T”字布和旗语指挥。每一个课目在地面讲清楚后，由飞行员自己去执行；编队飞行时，则靠规定信号来统一行动。机场也没有气象保障设备，只能凭经验观察本场气象情况来组织飞行。飞长途课目时，有时本场气象条件变坏了，也没有办法及时通知飞行员返航。1948年8月的一天，我带李宪刚同志长途飞行，飞到本场时突然遇到暴风雨，机场上“T”字布摆出禁止落地的“十”字标记。于是我们只好飞到依东机场着陆，翌日才飞回本场。
拼凑起来的飞机，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很多，驾驶这种飞机，没有敢于探险的胆量是不行的。如有的飞机换了发动机后，震动比原来大，滑油温度比规定的也高一些；有的飞机由于老旧，表面不光滑，飞行时速变小了，但我们都照常飞。还有的飞机仪表不准，有的罗盘甚至误差几十度，航行时主要靠地图地物对照着飞。当时连航行地图都没有，使用的普通挂图又不准确，地形地貌显示不清楚，这就大大增加了飞行的困难。如果遇到天气不好，看不清地形地貌，很容易偏航。有一回我到东安修理厂去接回一架“99”高练机，飞回途中遇到了恶劣天气，在绕开云层飞行时，因为罗盘误差大而不知所在点的位置，产生了迷航。当我在迷航点转了两圈后，发现右前方有一条五六百米长、30来米宽的“跑道”，四旁是一丈来高的高粱，我决定先降落，问明位置后再飞。着陆后一问老百姓，才知道已经偏航到佳木斯东面40公里的双鸭山了。弄清了所在点的位置后，我经过校正，起飞复航，最终才飞到了目的地。
飞机内也没有降落伞，座舱里的座垫是棉垫和草垫垒起来的，如果飞机发生了意外，只有同飞机共命运了。当时，大家没有更多的考虑这些危险，巴不得天天飞行，多飞几个起落；有的同志一天飞不上，就急得哭。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扼杀人民空军，到处派飞机侦察、袭击，汤原机场也经常遭到轰炸、扫射。有一回，中队组织飞行，我当指挥员，吕黎平同志驾“99”高练作训练飞行，突然敌机来袭击，我们马上采取防空措施，吕黎平同志迅速着陆、关车，人刚离开座舱不远，敌机就俯冲扫射，把座舱打了几个眼，机尾中弹后着了火。为了安全，为了多飞，我们摸索敌机来往的规律，避开敌机可能来袭击的时间，抓紧飞行训练。我们每天天亮前两、三小时就起床，到机场后，飞行员和机械员共同准备飞机。从机窝到起飞线，因滑行道是碎石的不能开车滑行，只能用人力推，推好一架飞机，需要20分钟左右。再加上给飞机加汽油、滑油和检查等，准备时间需要2个小时。当天朦朦亮时，飞机就起飞了，一直飞到上午8点，上午10点到下午1、2点这段时间，往往要防空，要把飞机推到机窝伪装起来，估计敌机来不了后再接着飞行，到天快黑时才收场，在场时间通常有10几个小时。飞行结束后，为防止飞机意外着火，还要把机内汽油、滑油放尽，再作一次检查，然后才把飞机推进机窝。
在汤原飞行，生活条件很艰苦，吃的住的都很差。机场附近原有的一些房屋在我们到来之前，早已被群众夷为平地。因此，我们只好住在机场附近一个叫民主屯的村子里的老百姓家里。睡的是简陋的上炕，一个土坑上挤着5、6个人，互相之间有些影响也顾不上了。这个村子远离机场几公里，上机场主要靠步行，来回要走1个多小时。当时中队仅有的一辆汽车，经常忙于运输飞机用的油料和器材，只有在车子没有其它任务时，我们进退场才能坐一坐。吃的方面虽然设有“空勤灶”，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搞好。蔬菜主要是土豆，还有白菜、萝卜，不要说吃牛奶、鸡蛋，每人每周能吃上几两肉就很满足了。主食是高粱米，白面大米很难吃上一顿。医疗卫生条件也很差，中队没有医生，只有一个卫生员，医药十分缺乏，小病还可以顶过去，遇上大病，就得坐一昼夜的火车，赶往东安校卫生队去看了。
1948年11月初，沈阳解放。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歼击机中队也在不断发展。1949年初，训练基地由汤原转移到长春东南面60公里处的公主岭机场。机场条件也改善了，飞机也增加了，有了好几架美制P—51战斗轰炸机。飞行员也增加了，除了原有的人员外，还增加了邹炎、郑刚、徐振东等6名2期学员和我地下党党员邢海帆、赵大海以及国民党起义人员杨培光、严磊、谭汉州等人，总共25人左右。训练器材和物资生活条件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30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第一个歼击机中队战斗生活的日日夜夜，总是叫人难以忘怀。当时，客观条件实在很艰苦，但没有人嫌弃。大家心中燃着一团火，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好好学本领，争取早日上前线参战，为死难的兄弟姐妹报仇雪恨，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出力……
历史“热点”镜头追踪之五：
丁钊：第一支空降兵部队的诞生
1949年8月1日，中央派刘亚楼率王弼、吕黎平等人赴莫斯科，与苏联有关方面商谈帮助我国建立空军的问题。
8月18日，刘亚楼电示中央：“为准备攻占台湾，伞兵登陆对海上登陆作战可能发生大的作用，建议军委组织伞兵。如果可以，则准备向苏联同志提出订购运输机和降落伞，并请其派顾问和教员。”
中央于次日复电：“原则上同意组织伞兵，但请向苏联同志征询下列各项意见：（1）伞兵条件如何？（2）据我们所知，国民党也曾有过伞兵的组织和指挥，但从未使用过。我们有人民条件，有游击战争经验，自与他们不同，但伞兵登陆或者有海上登陆的配合，或者有适当的群众及地形条件进行近距离的扰乱，这样需要多少人方能担任上述任务？（3）苏联空军负责同志对我们组织伞兵的意见如何？我们的条件是否具备？”
刘亚楼遵照中央指示，与苏联空军负责同志进行了蹉商。同年11月，中央经过认真研究，由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为中央起草组建空降兵部队的决定。1950年2月15日，向苏联政府聘请顾问41名，订购降落伞300具，为空降兵部队的组建创造了条件。
1950年4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抽调人员组建空降兵部队。根据空降兵处于敌后独立作战，必具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的特点，要求从各军区、野战军抽调一批战斗英雄和模范的班、排干部组建空降兵。5月27日又电告各部：如确难按条件抽调，其不足者，可以一、二等功臣补充，如仍不足时，则按政治可靠、身体健康、战斗勇敢、表现好等条件，从战士中补选。空降兵部队领导机构的组建，要从有指挥作战经验的步兵师团营领导干部中选调。中央军委组建空降兵的决心，给我们参与组建工作的同志增强了信心和力量。同年7月17日，中央军委确定部队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1旅。
万事起头难。筹备组建空降兵部队困难很多，工作千头万绪，除大力选调干部、抽调兵员和筹措物资等项工作外，首先抓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确定编制。组织多大规模的空降兵部队，怎么个编法？我军没有经验，当时只能向苏联空军学习。经空军领导机关同苏联顾问团研究，参照苏军建设空降兵的经验，考虑到我军的实际情况，本着敌后空降、小分队、配合正面部队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确定旅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炮兵司令部、供给处、技术处、医务处等机构；作战营和保障分队，设狙击1、2、3、4营，1个迫击炮营，1个战防炮营，1个坦克营以及通信、侦察、高射机枪、工兵、运输、卫生等直属连队，全旅共编3884人。因组编空降兵我军无先例，无经验，这个编制基本上是照搬苏军的，某些职务名称也是沿用苏军的……
二是选择基地。空军领导认为，根据当时空降兵部队只有一个旅，除了主要担负解放台湾任务外，还要应付国内各个方向突发事件等情况，训练基地选在中原地区比较合适。为此，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带领苏联顾问于1950年5月5日，赴开封、新乡、安阳等地进行实地勘察，5月9日向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写出报告，认为开封、郑州两地可作为空降兵训练基地。聂代总长5月23日批示：同意。随后，中央军委电令中南军区，责成河南省军区将开封机场附近原日本兵营和郑州机场附近之房屋全部腾出交空军陆战旅使用。河南省军区接到命令后迅速行动，很快把房屋腾出。旅组建后，由于开封一地能容纳全部人员，故未进驻郑州机场，营区场地开阔，营房面积有数万平方米，离机场1.5公里，并有直通公路。训练基地位于开封东南，距城1.5公里。机场南面有面积很大的平坦沙荒地，可供跳伞着陆，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训练基地。
空军陆战第1旅的旅部领导机构，是中央军委责成第3野战军组建的。军委于1950年7月发布命令，任命：
陆军第26军77师师长王建青为旅长；
陆军第20军58师参谋长方铭为副旅长；
陆军第31军91师副政委丁钊为副政委；
陆军第21军63师政治部主任林震为政治部主任。
1950年10月因王建青身体不适合伞兵条件而调离，陆军第28军参谋长朱云谦任旅长……
苏联顾问团41人，因旅部领导机构是在上海组建的，他们先期到达开封。旅机关到开封后，立即投入了部队的组建工作，主要任务是接收陆续从陆军调来的大批人员，进行体检和编组部队。当时从1、2、3、4野战军和东北、华东、山东军区中的37个军和3个军级单位共抽调来6862人。对体检合格者，采取以某一个军选调来的人员为主编为一个连的原则进行编组。
经过1个月的紧张工作，体检合格者5053人，占调来人员73%，8月底机关和部队按编制基本编组就绪，全旅实编5000余人。党员占73%，战斗英雄、模范、功臣占93%，在陆军直接参加过战斗的占83%……
1950年9月17日，旅在开封营区召开了成立大会。首先组织了阅兵式，接着宣读了华东军区、第3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首长发来的贺电、贺信；第3野战军周骏鸣副参谋长代表中央军委给空军陆战第1旅授军旗并讲了话。旅长王建青代表全旅指战员进行了庄严宣誓……
从此，新中国有了第一支空降兵部队，并将9月17日定为空降兵诞生纪念日。
9月27日，中央军委根据3野副司令员粟裕的建议，经毛主席批准，决定将华东军区军政大学第7总队（即伞兵总队）中的部分人员调归空军陆战第1旅。第7总队是1949年4月15日起义的国民党伞兵第3团改编而成的。从中挑选了30余名干部、350名战士加入第1旅……
在苏军顾问团的帮助下，第1旅开始了伞兵各种技术训练。全旅经过10个月的突击训练，圆满地完成了训练计划。先后多次参加了演习、阅兵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现代化建设中，有了空降兵这个新兵种，它标志着中国空军开始了全面发展的新格局。
历史“热点”镜头追踪之六：
林弥一郎：《我与中国》
战争结束时，我正在沈阳的奉集堡飞机场。这个机场当时驻扎的是一支日本机动性的飞行部队，它担负着使用一种“隼”式战斗机（与B—29进行作战）训练从其他兵种调来的初级将校和学生出身的特别操纵见习官兵的任务。在8月的对苏作战中，他们用炸弹和机枪扫射来对付白城子西南老爷岭方向的苏军机械化部队、战车、装甲车及大批卡车。于8月15日在奉集堡机场迎来了停战，战争结束。
当时，在奉集堡机场，除了我们部队以外，还有飞行大队等其它儿个部队，当时部队的官兵人心浮动，情绪急躁不安，要是不找点事干，就会闹出乱子。因此，他们终日摔跤、打棒球，借此消磨时间，等待着下一次缴械的到来。
可是，一想到缴械，进俘虏营，倒不如朝南走，离祖国近一些，说不定能使部队情绪安定下来。
9月8日傍晚，我把全体人员召集起来征求意见，结果除去有一两个人愿意就地复员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愿意向南转移，都愿意换个环境，摆脱目前的心境。于是，当即决定9月9日早晨出发，立即着手整理行装，做好出发准备。9月9日清晨，部队离开奉集堡向南进发。为了能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们规定了严明的纪律，所到村镇秋毫无犯。就这样，我们大约走了20天，其间虽有一起翻车事故，但没有受到来自外部的攻击。事后回忆起这段往事，当时中国国内有苏联红军、国民党、八路军3支队伍，情况相当复杂，而我们虽然行军20天，但没有受到外部的攻击，确实幸运。
当我们来到距离目的地岫岩附近的小山村上汤时，前面有八路军，侧面有苏军，身后有国民党军队，我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索性安营扎了寨，把人员分散到附近的村落里，静观局势的发展。我在一户农家租到了一间住房，在那里，我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住的这个村落座落在凤凰城西南面大约5000公尺的山中，夜里常常听到狼群的嗥叫，岂止听到狼嗥？就连老乡的牛、马、猪都被它们刁跑了。我们住的就是这样一个山村。大概是到达上汤的第3天，我接受了八路军当时称东北民主联军派来的使者的访问。
他们共有4、5个人，由八路军21旅姓聂的指导员率领，由凤凰城副县长三桥领路并兼翻译。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三桥副县长说明了他们的来意：“现在凤凰城里包括难民在内大约有9万多日本人，这些人正处在不安和贫困之中。几天前听说你带着队伍来了，在他们之中引起了极度恐慌。万一发生战斗，势必影响到凤凰城内日本人的安全。这些无生命保障的难民，再也经不住任何打击了。我们为了保护2万日本人的安全，奉劝你们务必和八路军方面和平谈判。”听了三桥的话我回答说：“这次我们从驻地转移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且是为了解救包括沈阳在内的日本难民。我这支部队有300来人，我要带领这些有父母、兄弟的人平安地回到日本。我不愿发生战斗，不愿意有一个人受伤，甚至牺牲。请你们相信我们这次行动，只能对你们有好处。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请放心。”我先稳住了三桥副县长，然后请他当翻译和聂指导员谈话。很自然，谈话一开始就涉及到缴械的问题。我们携带的武器，有30支步枪和一些从飞机上拆下来的机关枪，不像战斗部队那样每人一支枪。另外，军官们各有一支手枪，其余就是战刀、剑之类的东西了，装备实在是够可怜的了。可是，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飞行员装束，所以使附近的居民感到不安。八路军也保持着战斗警惕。聂指导员说：“首先，请你们交出武器，交出了武器，我们就把你们当作朋友，以礼相待。”
聂指导员继续说：“你们投降前在中国境内参加了战争，但是，这不是你们的意愿，日不军国主义分子掌握着实权，他们发动了这场战争，强迫你们当兵，从各家各户拉壮丁，驱赶你们上战场，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他们的命令下，你们参加了战争。战争期间，使你们及你们的家属都蒙受了语言难以表达的灾难，所以，你们和我们一样，也是受害者。过去我们是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如果明白了上述道理，很快可以成为朋友。”谈判在这次具有绅士风度的指导员的引导下，进展得很顺利，十分友好。
过去，我们对中国人，对解放军一无所知，我们部队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部队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机场内），没有直接和中国人接触的机会。明治以来，一直受到皇国中心教育及军国主义分子灌输的蔑视其它民族思想的影响，总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可是，和聂指导员的初次接触就感到他温文尔雅，具有绅士风度。当时，我左思右想，不知他的话是真还是假，于是，我立刻召集各部队的负责人来，向他们说明了我们的处境及谈判的内容，“我们现在一动手就会给凤凰城内2万日本人造成恶果，我们当中即使有一个人受伤，这次行动的目的就会化为泡影，出于全面考虑，不如就地接受缴械，以后大家再一路想出路。”所有的人对我的话都表示理解，决定接受八路军的缴械。我们通过三桥把这个决定转达给了聂指导员。
对方回答，“你们和平地接受我方的缴械要求，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将尽可能为你们提供方便。首先，你们分散在山里有很多不便之处，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我们为你们选定了一个条件稍好的宿营地，并且备有粮食，请你把队伍带到那里去，在转移中选择缴械的地点。到时候你们会发现路上有一张6尺长的桌子，你们把飞行器具放在上面就行了。机关炮、手枪、步枪、还有军官的指挥刀，不愿交出来也可以，因为那是各位的心爱之物，士兵如果留着枪、剑有用，也可以不交。我们不要求交出军刀、枪、剑，是对你们的诚意作出的让步。”
第二天，当我们来到指定地点时，果然摆着一张桌子，可是，都不见有一个人来接受我们的武器。以前，在新闻片中看到的有关缴械的描述和画面，都是在对方刺刀的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的，那场面难堪至极。但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一个端着刺刀的八路军战士。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第一，一言为定的事情，对方百分之百地守信用，这使我非常感动，我钦佩这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第二，尽量回避使用“解除武装”这个词，而用交出武器，为了不使我们感到难堪和悲哀，甚至为我们考虑了接受武器的方式，他们想得多么周到啊！
队伍在进行中把武器放到桌子上后，我们来到了我们该来的地方，以后的事情就听天由命吧！一种如释重负而又凄凉的心情油然而生，我们怀着忧伤的心情翻过了一座小山，眼前是一马平川，一望无际。这才晓得我们这几天是在平原在山地之间行进。当走近第一个村庄时，就能分辨出这些庄稼人中间大约有十几名八路军战士，当我们走进村口时，这些人满面笑容，拍着手欢迎我们。
我们又看到和我们有关的一个缴械场面，那是几天以后，凤凰城的八路军干部对我说：“让你们看个热闹。”我不知道又要搞什么名堂。他接着说：“检阅保安队。”所谓保安队相当于日本的警察。在日伪时期，保安队充当日本侵略军的走狗，欺压中国人，推行日本的侵略政策。检阅这些人？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见伪满洲时代的保安队穿着盛装，佩带军刀、手枪，排两列纵队，乐呵呵地从敞开的城门中走了出来。
可是，就在他们全部进入有土墙围着的街中心广场时，在巨大的城门重新关闭的瞬间，一声炮响，随着枪声，埋伏在四周的八路军战士，突然出现在土墙四周，端着枪，把保安队紧紧地包围在中间。这时，朝天空发射了几颗信号弹，缴械结束了。紧接着大门重又敞开，保安队员退出的时候，军服、军刀、手枪已经被解除了，全部换上了破旧的老百姓衣服，脸上还残留着一丝笑容，一路小跑，消失在街头，庆幸自己拣了条活命。我看了这场面，内心无法理解，中国人解除中国人的武装这样不讲情面，可对待我们这些前几天还是敌人的人却采用那么温和的方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以后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我渐渐理解了。保安队身为中国人，却向日本帝国主义卖国求荣，背叛祖国，欺压中国人民，他们是汉奸卖国贼，对这些人要严厉制裁……
解除武装后，我们分散居住在老百姓家里，粮食很快就分配下来了，不是细米，而是带壳的米……后来才知道，我们吃的大米实际上是他们来年春耕用的种子，只是因为我们这些日本人来了，才特意把储存的种子拿出来给我们吃。
我们交出武器后，就被当作朋友看待。日本人爱吃大米，就给我们大米吃，想得多么周到啊！这只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农民才能办到啊！我问中国人都吃些什么？他们说吃的是高粱和玉米，小米是招待客人才能吃到的。
在农民家里散居的几天，可以说是非常自由的。粮食给的很足，没有一个战士歧视我们，而且四周也没有铁丝网。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很愉快，经常带着行军途中从矿上日本人那里要来的炸药去河边捕鱼，随便得很。这种出乎意料的待遇，反倒使我感到不安。
又过了两三天，来人通知我们：“我们准备请你们吃饭，当然不可能全部都去，想请10个人前往。”一部分人说：“不能去，说不定是要暗害。”我说：“这不会吧，要想杀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机会干掉我们，咱们只有二、三十支短枪，他们还不是想杀就杀吗？现在，我们在老乡家里，虽然生活得很好，有足够的粮食。但是这样的日子恐怕不会太长，加上苏军、国民党、八路军互相拉锯，在这个地方，我们怎能安下心来生活呢？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创造一个能回日本的条件，正好，他们邀请我们去。这部分人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但我想，应该找到一条生路。我去，同意我的看法，愿意和我同去的人无论谁都行。”我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结果，10名代表搭乘我们去的卡车，来到了凤凰城21旅司令部，我们在一座小学校似的建筑物里，受到了司令部的热情接待。我们被带进一间教室样的房间里，在摆了“冂”字形的桌子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么丰富的中国菜，八路军的干部们微笑着，打着手势请我们入座：“请吧！请吃吧！”可是，我们一行人都没有心思吃饭，我们担心吃完这顿饭，他们会处置我们。看到中国人下了筷子，我们才放下心，壮着胆子吃了起来。一个多月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了，我们敞开肚皮喝酒，吃菜，饱餐了一顿。我一边吃菜，一边和吴政委攀谈起来。“我们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到日本，总是这样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也过意不去，是不是找点适当的工作给我们做，我们能干活，自食其力，修路可以，下井挖煤也行。”吴政委问：“你们究竟是什么部队呢？”我回答：“有飞行员、机械员，还有飞行部队必需的技术人员，人员齐备。”说到这，吴政委和在座的所有中国人都兴奋了起来。
老早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就渴望建立一支空军部队，但是，由于连年的游击战争，无法实现他们的理想，在国内战争，抗日战争中，他们饱受没有空军，被迫在不利条件之下作战之苦。“痛感建立自己空军的必要。”吴政委和干部们的脸上露出惊喜的情绪：“好，我知道了，立刻向上级报告，现在先饱饱地吃一顿。”接着是一阵热烈的劝酒劝菜。当天晚上，我们在特为我们准备好的床铺上睡了一觉。第2天早上，当我们准备回去的时候，前来送行的人说：“没有能请大家都来吃饭，所以给你们准备了点肉，望带回去给大伙吃。”我嘴上说：“这太感谢了。”心里却在想，顶多就是几斤猪肉、牛肉罢了。可到外边一看，我惊呆了，见到足有一吨以上的大种牛3头，母牛1头，小牛1头，一共5头牛，后面还跟着一群羊，是50只。“全部带回去吧！”我又想错了，踏遍天涯海角，哪能找得到这样的军队？我曾经儿次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可是听的人总是惊讶的望着我，认为我在吹牛，对我的故事半信半疑，然而，这的确是历史事实。请缴械的敌人吃饭，还赠送那么多土特产，确实是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无法理解他们。当时，无论是解放军，还是民众，生活富裕吗？回答是否定的。长年的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现在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内战还在继续，殖民主义者仍在疯狂的掠夺，中国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互相看了看，于心不忍。
看见我们平安地回来后，大家都放心了。当他们看到这些礼物时，又惊又喜。八路军用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怀疑自己对中国人的认识，从本质上就错了。与盛气凌人的日本军队相比，八路军和日军有本质上的差别，一个是反动阶级的队伍，一个是人民的军队，这个道理是过了好几年之后，我才明白的。
朴素的服装，简陋的装备，对于残暴，他们表现出绅士风度；对于粗暴无礼，他们表现出彬彬有礼，和日军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为了在回国之前找到一条谋生的道路，想和八路军商量个办法，也可以说是认识的一种表现吧！
过了一两天后，几名战士乘车来到我们驻地，“请跟我们来一下，有事同你们商量。”这回没有人再有顾虑了。抱着期待的心情，我们10个人又一起来到了凤凰城21旅司令部。“带你们去总司令部，总司令想和你们谈谈。”政委预先透露了点意思：“我们一直想有一支空军部队，可是一直没能实现，原因就是打仗顾不了。这回机会来了，一定要建立一支空军，请你们协助，希望你们能把技术传授给我们。当然，这期间我们会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待回国的条件成熟时，我们会欢送你们回国的。现在立即护送你们去总司令部，请一起来吧！”听了这话，我心情很复杂。为了日军的胜利而学习、训练成的技术，成了谋生的手段，甚至还要提供给八路军。我们在一个班的护送下，上了一列特别准备的列车，有节车厢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我们10个人坐在中间，战士们分别坐在车厢两头。刚上车，就发生了一场纠纷。经班长的耐心说服，才平息下来。原来是其它车厢的中国人向八路军提出抗议，班长再三解释，人群才回去。过后，翻译给我们解释说：“中国人看到佩带军刀、肩章的日本军人和八路军有说有笑地坐在一起，很不满意，才把班长围住，质问了一顿。班长说：‘这些人原来是敌人，现在已经交出了武器，我们就不必再把他们当成敌人了。现在我奉命护送他们去总司令部，要保证他们的安全。’。经过解释，人们才离去。”
在总司令部接见我们的是东北民主联军政委彭真和参谋长伍修权。我们被带到他们面前，谈话的内容和刚才吴政委说的差不多，“请你们协助我们”。我避免正面回答，为什么呢？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我作为长辈，被大家推为领导，这样重大的事情，必须听取每个人的意见。“我要问问大伙，如果同意的是多数，我就答应；如果不到半数，我很难从命。我这就回去征求每个人的意见，而且你们提出的条件也太简单了。为了能使他们动心，我感到最低限度也要具备这些条件。”接着我谈了几个具体条件：第一，对于我们不能是俘虏待遇，必须保证我们有研究、工作和严格要求学生的权力。第二，为了保证我们的体力、精力、及充分休息，必须保证尊重我们的伙食、浴池、睡眠等生活习惯。驾驶飞机，维护、修理、检查等技术的传授，不是容易学会的，半年、一年是不行的，这是个相当长的工作，因此，对带家属的人要提供生活条件，对提出结婚的人要予以承认，等等。这些条件提出后，对方欣然同意。然后我说，等回去商量之后再作答复，就告辞了。
回到村里，我把这次谈话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大伙，并征求每个人的意见，大概是由于前几天友好接待的影响，所有的人的态度都非常积极认真。一个驾驶员说：“我学了飞行2年，正是上瘾的时候，战败了，再不能飞了，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将继续我的飞行事业。”又一个人说：“假如靠维护飞机的工作等待回国的机会，就可以免去下井、修路之类的苦力活了。”大多数人都赞同帮助解放军，也有少数人说：“我们不会与飞机训练的有关技术，恐怕解放军不会留用，所以趁这个机会，我们和大家告别，加入日本侨民的行列，等待回国的机会（这些人有20多人）。另外还有原来作行政工作的十几个人提出去挖煤。结果除去三、四十人外，300多人都表示愿意为解放军出力。于是，我就将这个消息转告给了八路军。无论选择什么道路，当时的动机都是出于在回国之前，找碗饭吃，没有其它理由。我们向分手的人们告别；然后和大多数人一起搬到了宫原，住进了解放军为我们准备的钢筋混凝土大楼。据说那里战前是某企业的宿舍，整座大楼都腾出来让我们住。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想不到的生活。安安稳稳地住了几天之后，解放军的干部、飞行员、机务员开始分批去奉集堡机场和关东军机场搜集飞机及器材，用这些找到后经过修理的日军飞机代替训练中国驾驶员的教练机。
……
伍修权参谋长现在还健在，1977年5月我接受中国的邀请访问北京时，伍先生身居拥有几百万军队的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的要职，承蒙中日友协的关照，伍先生得知我在北京，就说：“他既然来了，我们就一起吃顿饭，叙叙旧。”特此为我举行了一次宴会。那是5月2日傍晚，伍先生说：“今天不谈公事，这是家庭气氛的宴会，我把夫人，女儿都带来了，请不必客气。”我第一次吃这么丰盛的烤鸭宴，伍先生，伍夫人、女儿，还有几位官员列席，久别重逢，心情格外激动。
席间，伍先生问：“怎么样？当年我给你的印象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吗？”于是，彼此畅谈别后的心情。“当时，我把自己腰间的手枪抽出来放在你手里，我至今还记得清楚，你和你的300名部下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非常感谢，永远不会忘记！今天，我们又见面了，我希望把今天作为一个转机，希望你为中日友好事业再次发挥作用。”仅仅一面之交，他还记得这么清楚，30年过去了，像老朋友一样热情地款待我。通过这几件事，不是可以清楚地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吗？
从那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对中国的年轻战士，中等干部进行了驾驶飞机的基本训练。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到这时，我们已经培养出一百几十名飞行员了。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很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派来了大批顾问、教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送来了大批飞机及器材。空军建立起来了，一批航校建立起来了，和由我们这些日本人、日本飞机、美国飞机混编的第7航校一起开始了成批地迅速地培养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的工作。初期培养出的一百几十名飞行员，又接受了苏联顾问、教员和苏制喷气机的作战训练，建立了第一支空军部队。在恶劣的条件下培养出的飞行员中，有很多优秀人才。在朝鲜战争中，这些经验不足、技术不熟练的战士，接二连三地击落了具有高超技术、经验丰富的美国空军飞行员，不仅震惊了美国，全世界也为之瞩目。
在我们的帮助下，1946年创立的东北航校，使解放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空中作战能力。所有的飞行学员、机务学员、气象学员都是从身经百战的战士中挑选出来的体格健壮、政治思想过硬的人。学校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都是久经考验的人，我们就是和这些完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在一起工作。我感到中国伟大，中国人了不起，几乎找不出他们的缺点。
起初，我们对什么都不满意，原因是意识形态不同。在日本军队里，士兵如果敬礼不规范，就要遭毒打，可他们不一样，无论上级下级，在政治上完全平等，教员有缺点也要受批评，校长做错了事也同样会受到批评这在我们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刚开始时，我们按照日本人的习惯，要求他们先敬礼报告：“我飞科目，要上飞机。”然后再上飞机，如果敬礼不规范，我们就命令他们下来重新做一遍。他们明知道这是日本人的习惯，却表现高度的忍耐性，非常尊重我们的习惯。
能和这些优秀人物在一起共事，我感到非常高兴，他们使我们学会了从更广的角度看待自己和社会。1958年8月回国之后，直到今天已经二、三十年了。“中国好啊！”这是我对中国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