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茨中村迟早要成为眼下这个和平社会里的一个人文旅游景点，就像我已经写到过的明永村一样，尽管现在茨中村的人们还没有彻底认识到这一点。不过即便是现在，到茨中教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德钦县到维西县的沙石公路沿着澜沧江切割纵深的峡谷，九曲回肠般地顺江而下，道路险峻，江水凶猛，在这样的路上开车，技术是保命的一个前提，运气也很重要。谁知道前面有没有塌方，有没有泥石流下来。因此你最好把所有的神灵都祈求到，佛祖、上帝、耶稣，以及当地雪山上的护法神，即使你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可是在这段险峻的道路上，惟有信仰，才能支撑着你的信心和勇气；而且，你还希望各路神祗越多越好，不管他是代表哪种宗教和信仰。
我曾经两进茨中村，第一次是在5年以前的夏季，那时道路泥泞，破烂不堪，路上方的陡坡上不时有落石什么的坍塌下来，有一次一块石头正好落在我乘坐的三菱车前方一米多远，我们的车要是再快几秒钟，就“中头彩”给砸下澜沧江了。第二次去茨中村是为了赶去和村庄里的藏族人一起过圣诞节。我认为在一座藏区的乡村教堂里过圣诞节是一年中最大的浪漫——如果我们还有浪漫主义的精神的话。
茨中村离我生活的城市昆明大约有1000来公里，这个距离如果开车去的话，最快也需要3天。我选择了坐飞机到中甸，然后再换乘汽车，当天翻越了白马雪山到德钦县，第二天和几个藏族兄弟开一辆切诺基吉普进茨中村。他们是扎西尼玛、农布和马骅。扎西尼玛你们已经知道了，是一个雪山下的诗人，农布也算是个文化人，现在德钦县图书馆馆长的干活。马骅这哥们儿很有意思，天津人，复旦大学毕业，学国政管理什么的，但是毕业后不好好在大城市挣钱，放着优厚的待遇不要，独自跑到明永村小学去当义务教师，教一帮小孩子数学、语文、政治、英语等。乡村小学老师么，就像万金油到处抹。教学大纲规定的课程，马骅都如实地教。我知道在藏区的村庄里有许多这样的学校，一个老师支撑一所小学，名为“一师一校”，老师也是校长，还是炊事员、勤杂工，一所学校里的所有事务，都是他分内的工作。可这哥们儿不图名不为利，无组织无领导，在明永村干得怡然自得，有板有眼。闲下来时也像我一样，在藏区到处乱跑，靠写文章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我和马骅是一年前在梅里雪山下的明永村相识的。还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在路边的一家小客栈前，我和几个当地的朋友坐在客栈的台阶前喝茶。这时一个头发蓬松、胡子拉碴的年轻人趿拉来一双拖鞋来到我们面前。诗人扎西尼玛向我介绍说，这就是马骅。我们像萍水相逢的朋友一样点头致意，然后坐在那里，瞎聊，神侃。我发现这家伙是个很智慧的人，表面上嬉皮笑脸，俏皮幽默，对什么都满不在乎，而骨子里比谁都明白，比谁都看得透，也比谁都有责任感和良知。
在这之前我已经听了不少关于这位兄弟的传闻，特立独行，自给自足，钱够用了，多余的钱就捐给村庄里的学校和孩子，是一个很有爱心和良知的年轻人。明永村也是我在藏区的生活基地之一，在认识马骅之前，我自认为对这个村庄熟得不能再熟。可是猛然碰见一个自愿把身家安在明永村、并甘愿奉献自己的才华给那些藏族孩子的青年诗人，我不得不对他陡生钦佩之情。
据说他的现代诗写得相当不俗，多次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诗歌年鉴”。我虽然对他的诗作理解不是很深刻，但冲他在明永村小学甘当小学老师的精神劲儿，我认为他比那些坐在咖啡馆里坐而论道的诗人们强得多。当然，现在他也跑了不少地方，写了不少东西，好多他去过的地方，我都没有去，让我对这位老弟既羡慕又钦佩。
我比较喜欢他的诗句中有这么几首：
未名湖诗会二首
第一个不是你，第二个也不是
你认为自己是第三个明白什么是文学青年的。而夜郎国的外族在京城里也需要暂住证。天上有个太阳，地上有个水缸，被5岁时候的你砸了从此你就没有影子。
一步三回头，但回头也不想看
过去没什么好，将来也不一定桃花和李花已经开过，马上就要谢了桃子和李子即将开始旅行，到天下各处去散发香气。冲天香阵还没透京城，你自己就先醉了。
另外一首诗写得很智慧——
日日新
——送 kanghe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每天都死一次，再活过来
始终穿同一个身体
豢养多年只有一个宠物。每天从头开始学习
识字、数数，总结世界的规律
每天从头开始爱一个女人。
我不知道马骅在藏区跑几年下来后，他还会写出些什么样的诗篇来，但我敢打赌，今后他的诗句里将会有藏地的酥油味和青稞酒的醇香，以及雪山的清洌、峡谷的壮观，当然也还会有澜沧江的澎湃。现在好多他去过的地方，我都没有去。如果说他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新潮青年的话，还不如说他是极具叛逆精神的浪漫主义诗人。如今这样的诗人少啊。
这次来藏区，马骅已经更让我刮目相看了，他穿一件镶花边的藏式棉袄，下穿牛仔裤，足蹬登山靴，看上去很酷，很另类，我想只有像他这样看破红尘、又热爱藏文化的青年知识分子，才会在藏区的深山峡谷取将现代的和民族的义化因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其实马骅更让我钦佩的是这次来听到的许多人们对他的赞美，他捐钱为明永小学修建了一个篮球场，让篮球第一次滚进了雪山峡谷里的学校；他教明永村的村民们简单的外语对话，使他们在面对外国游客时再不胆怯；因为他的允私，坦诚，以及对藏民族的爱，他在藏区已经赢得了人们对他的敬重。
德钦到维西的公路正在铺柏油路，推土机刚刚在做拓宽路面，加固路基的工作。因此公路上到处都是筑路队摆开的战场，约80公里的路走了几乎一天，在梅里雪山下一段名为“蓝月峡谷”的地段，陡峭的峡谷阴森恐怖，了无待意，尽管公路下万丈深渊里的澜沧江是碧绿色的，蓝月峡谷那个漂亮的“U”形弯将一汪幽蓝的江水勾勒出弯弯的月亮的模样，可是我们依然没有诗人的兴致。此前一个月，昆明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在这一段路上把车开进了澜沧江，人们找到他的尸体时，已经是离出事地点的下游好几十公里啦。在这生死就在毫厘之间的藏区公路上驾车，我们只有像虔诚的信徒一样默默地祈祷。背阴处的路面上还结着冰块，车轮碾压过去时，我们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上……
这是一条绵长的峡谷，两边都是高大的山脉和耸入云天的雪山，公路似乎永远只有紧随着澜沧江，才能有峰回路转的可能。
好不容易才看见一座横跨澜沧江的大吊桥，江对岸就是茨中村。据说在没有这座吊桥以前，茨中村的百姓出入都是从一根系在两岸峭壁之间的溜索上飞越过江。土生土长的本地百姓对这种现今只有特种部队的好手才能掌握的飞越技巧，自然驾轻就熟，当年那些传教士们呢？当年他们是怎样过来的？
茨中村在峡谷的两岸，山脉降到河谷时仿佛被澜沧江削平了，峡谷里便忽然呈现出大片极为珍贵的平地。这是一个以河谷农业为主的藏、纳、汉、白、怒、彝族6种民族杂居的村庄，解放前还有傈僳族。如今茨中村有139户人家（比我5年前来采访时多了16户人家），信奉天主教的有89户（这个数目和5年前样），569人，且多为藏族；信奉藏传佛教的有42户，也是各民族的信徒都有，不仅有藏族，也有纳西族、汉族、怒族的人们信奉佛教。
这个河谷地带的村庄海拔较低，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澜沧江边的冲积台地上甚至还可以种水稻。可以想见，当年外国传教士选中它作为传播上帝福音的村庄，跟村庄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有关。
我们进村庄时，首先被村庄里一片片飘拂的红云所震撼，那是田边地头、房前屋后的一株株柿子树，熟透了的大红柿子挂满枝头，而人们似乎并不忙着去摘它们，存心让这些红色的柿子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装点出一些节日的气氛来。在平缓的河谷上，青稞地和梯田顺着河谷的走向次第铺排，冬季的河谷没有多少绿色，显得有些荒凉。好在有了这些大红色的柿子，一下就滋润了我们扑满风尘的双眼。那座教堂也掩映在红色的柿子树后，诗意盎然，令我首先想到的是宁静与和谐——大自然的宁静和人的和谐。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呢？
河谷里的茨中教堂被村庄里的藏式民居簇拥着，突兀地陈设于一片汉藏风格相结合的土木结构房舍中，就像一件不合时宜的古董。教堂的整体风格上遵循巴斯利卡式教堂的特征，又兼具罗马教堂的特色，同时又还有点中国传统建筑的东方色彩，比如在它的钟楼上方就有个看上去不伦不类的中式亭阁，还有翘起的飞檐。
应该承认，它比欧洲的许多乡村教堂都显得更宏伟、庄严，我想当年要是没有清政府的那笔巨额赔款，茨中教堂不会建得如此奢侈。它的主体建筑由经堂和钟楼组成，均为砖石结构；高耸的钟楼在前，有一个圆形的门洞可进入；长方形的经堂在后，二者紧密相连，像一艘搁浅在峡谷里的面向东方的战舰。想到这个比喻，我就不得不在心中叹息：它为什么要横冲直撞到这落差巨大、切割纵深的澜沧江大峡谷中来呢？
农布把车直接开到教堂外面，前方有户人家在建新房，地基刚刚打起来，地上到处堆着沙石什么的，我们下车步行。几年前我来茨中时，记得教堂外面好像很宽敞，现在也许是因为人口增多的因素，村庄里似乎到处都在盖房子，曾经很疏朗开阔的村庄也显得有些促狭拥挤了。
教堂外面有一所小学校，也是新起的建筑，一群小学生正在水泥球场上做游戏。这所学校从前就设在教堂内，解放以后外国传教士被赶走，教堂作为教会的财产被人民政府没收，将它改为学校似乎是其最好的归宿。实标上，也幸亏教堂成了学校，不然的话，它早就在“文革”中被捣毁了。
如今，保存下来的教堂不仅成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还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教堂的前面有一个中式的门楼，即便是今天的汉族地区，你都很难看见这样的门楼了，也许在一些很偏远的古镇还会有如此古色古香的建筑。门楼的顶瓦檐飞翘，中规中矩，瓦上都有花纹；门楼上还有一间房子，人进教堂时，得从那间房子下通过。那房子的墙是用木板拼成的，岁月已经将它烟浸得古旧、苍凉，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散发着久远的积淀所呈现的晦暗之色。5年前我来时，记得里面住的有个老教民，他坐在破败的窗户前，只露出一个脑袋的侧面，我们刚要举起相机，就被他喝回去了，似乎他很不愿意与人交往。据说他是一个孤儿，终身未娶。当年外国 神父将他收养在教堂里，神父被赶走时，本想带他一起走的，但是那时的政策不允许，他就成了一个在回忆中独自打发余生的人，至少在他的老年生活或许是这样的吧。那天我想，这次我还能见到这个老教民吗?
穿过日渐苍老的门楼，才是教堂的大门。进大门是一规整的院子，节日的气息扑面而来，院子中央牵了一条大大的红色横幅，上书“天主教茨中耶稣圣心堂热烈庆祝耶稣圣诞节！”横幅后面的教堂门洞两边也贴了红色的条幅。今晚就是平安夜，虽然教堂里除此之外再没有和圣诞节有关的任何装饰物，如圣诞树、彩灯、气球之类的东西，但就是这简单的红色，便让人真切地感到一个乡村教堂圣诞节的丝丝缕缕喜庆之气了。
我们到达教堂的时候已是下午5点左右，教堂的院子里空无一人，显得很安静。扎西去找教堂管委会的主任吴公顶，我趁光线还好，抓紧时间拍照。
教堂前方和左右两面还建有3幢相连的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因此它们和教堂构成自成一体的四合院。这个院子大约比一个篮球场稍小一点。据说从前院子里曾经种满花草，现在也有一些，但显然不是专门的园丁打理的，看上去显得随意粗糙。教堂两侧的楼房从前大约是教堂里的下等人——厨子、助手、花工等住的，其中有一间房间据说是藏书房，里面估计有上万册的英、法、拉丁文的图书。据说从前在教堂里经常可以听到莫扎特和肖邦的音乐，那是传教士在大师们的音乐世界中对外面世界的最好怀想方式。著名的国际纳西学者维克多•洛克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旅行到茨中教堂时，曾对能在如此偏远的峡谷里听到莫扎特、肖邦的音乐惊讶不已。这些大师们的唱片和图书是通过马帮驿道一步步驮运进来的，可见当年峡谷里虽然交通不便，但并不封闭。在滇藏大地上密如蛛网的驿道使任何东西都可以进入到峡谷里来，从上帝的福音到一张小小的唱片，只是需要的时间和进入的过程要漫长复杂许多而已。
外国传教士被赶走后，教堂停止了宗教活动，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它的新主人是那些稚气十足的小学生们，他们或许是教民之后，但是他们在教堂里接受的则是另一种全新的教育，上帝已与这些孩子们没有关系。教堂里收藏的那些图书被不谙世事的小学生们拉扯得满世界都是，有的拿回家去生火，有的被用来擦了屁股，有的做了草稿本，还有的精装书，被小学生们扯掉内文，将硬壳封皮做了自己的讲义夹。当然，这都是“文革”时期的事情了。
当初神父们收藏的图书虽然在“文革”时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可是仍有一些保存了下来，如今还收藏在德钦的图书馆。只是都是法文的，没有多少人能读懂啦。
院子里的厢房在我5年前来时，已相当破败，一些门窗已经不复存在了。那时教堂虽然早就恢复了活动，但似乎人们没有多余的钱来重修教堂。好在三江并流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成功以后，县里的三江办公室拿出一些专项费用来，将教堂两侧的厢房重新修了一次。据我后来听县“三江办”的人说，重修时力求恢复原貌，过去的木窗地板是什么样的，雕花是如何雕的，现在也要求按原样恢复，因此相当费工费时。从这个举措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地人已经摈弃了当年的成见，而把教堂看成是一笔历史文化遗产。正对钟楼的这一幢楼从前是传教士的起居室。在位置最好的一间房间里，我还发现一个小小的阳台，阳台外就面对一片葡萄园和农人的庄稼地。在从前那些寂寞漫长的日子里，神父们是否就在这个阳台上，望着那片或许惟一能寄托他们故乡情思的葡萄园默想上帝的恩宠呢？他们让人千里迢迢从法国老家带来种子，然后教藏民们如何种植法国葡萄，再然后，又教他们如何酿制法国葡萄酒。我推想，这个葡萄园除了为做弥撒的仪式需要外，还应该是传教士们的一种故乡情结的生动体现。
在过去，茨中产的法国葡萄酒曾是一件值得书写的事情。茨中地处干热河谷地带，无论是土壤还是气候，都极适合葡萄的生长。天主教的弥撒仪式中少不了红葡萄酒，因为那代表着耶稣的圣血。信徒们在做完弥撒仪式后饮下经神父祝福过的红葡萄酒，就象征着耶稣的圣灵进入到了自己的体内。可是过去藏族人只喝自己酿的青稞酒，不会酿造葡萄酒。我在后来的采访中得知，当年法国传教士古纯仁神父将法国的一种叫做“玫瑰蜜”的葡萄引进来，与当地的野生葡萄进行“舌接”。所谓“舌接”是这位深谙园艺之道的神父的一个发明，他没有采用通常的嫁接和切接，而是将两种葡萄品种的枝条互相压接在一起进行“舌接”，茨中的村民告诉我说，“就像人接吻时舌头交织在一起那样”。据介绍说经过“舌接”而长出来的葡萄，既有法国葡萄的纯正，又具备野生葡萄生命力强、不易被病虫害侵袭的特点。因此它似乎比上帝的福音更适合在澜沧江的河谷地带生存。
而现在，茨中的葡萄还在续写它传奇性的新篇章。也许外国神父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遗留给这片峡谷里的不仅有上帝的福音，还有这无言而甘甜的葡萄，带给峡谷里的人们新的“福音”。令人惊奇的是，“玫瑰蜜”在法国因为病虫害和品种退化等方面的原因，己经绝迹了，而在中国澜沧江峡谷的一个小小的传教点却保存了下来，成为传教之外的又一份珍贵遗产。
外国神父被赶走了，葡萄园里的葡萄却一茬一茬地在生长，四季流转，春华秋实，葡萄园与宗教的关系在淡化，而与经济的关系却在升温。到了今天，市场经济的魔棒将这带有宗教意味的异乡葡萄点石成金，这里的人们聪明地继承了历史留给他们的遗产，开发出一种叫“香格里拉藏蜜”的葡萄酒，远销省内外。
人们甚至在这酒的宣传广告和说明书上明确无误地表明这种酒的酿造秘方和一段传教历史的关系，以此来提高它的吸引力。
其实这个秘方就是一段神奇的故事，它和一个年迈的西藏老修女德丽沙有关。是她在上个世纪前半叶从外国神父那里学会了“玫瑰蜜”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并像保存一段秘密一样地将它保存了下来。当教堂里再次圣歌飘**的时候，葡萄酒可以自由地从上帝的圣杯中缓缓流出来了，德丽沙修女也可以安然地向世人拿出了自己的酿酒秘方。
德丽沙是西藏上盐井教堂的老修女，我在前面曾经提到过这座教堂，并形容它是上帝的脚歩在澜沧江峡谷走得最远的地方。外国传教士在的时候，西藏的上盐井教堂是茨中教堂的分堂，我曾经数次进出这座教堂，并且曾在里面小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德丽莎修女给我的印象就像一个慈祥的老奶奶，她大约有70多岁了，长得高大丰满，五官端庄，尽管脸上布满深刻的皱纹，但皮肤白皙——这倒让我很吃惊，在西藏高原的乡村，你很难看到皮肤保养得这样好的女人。也许这和她成天呆在教堂里有关吧。她不会说一句汉话，似乎也听不懂我的话。我在教堂的那段时间里，与她无法交流沟通。尽管我知道在这个世纪老人心里，一定装着很多秘密和精彩的故事，但是语言的障碍使我面对一脸沧桑的老修女，只能靠微笑来表达对她的敬意。
上盐井教堂背后也有过葡萄园，当然那也是从前外国神父们带人开辟的。我常看到德丽沙修女到那里去劳作——上帝啊，尽管她已经70多岁了，但她的身子骨依然硬朗。那时我还不知道“玫瑰蜜”的故事，只是到了茨中村后，德丽沙修女的一个远房侄儿，才告诉了我“玫瑰蜜”延续至今的经过。
此人名叫吴公顶，是茨中村的一个老教民。1997年他从德丽沙老修女那里得到“玫瑰蜜”的酿造秘方后，自己在茨中村开始摸索酿酒。头一年他酿了1000多斤葡萄酒，除了自己吃外，找他来讨要、购买的人很多。到第二年，吴公顶干脆扩大生产规模，一家伙酿了5000多斤葡萄酒，全部卖给县供销社，居然还脱销了，并且供不应求。
我和吴公顶就坐在教堂里聊葡萄酒的事儿，他是个谦和、热情的老人，约50多岁，精神饱满，看上去似乎还比他的实际年龄更年轻一些。相对于村庄里那些淳朴厚道、不善言谈的人们，他像个乡村知识分子般能言会道。我问他现在“香格里拉藏蜜”在市场上卖得那样火，当年你为什么不申请个专利什么的，那你可就发大了。
吴公顶说：“1999年是想去申请个专利，但是注册费太贵了，我注册不起。后来家家都开始酿葡萄酒，秘方也就到处传开了。人家拿这个秘方去开厂，酿出酒来到处卖，也算是对我们茨中教堂的一种宣传吧。”他显得很豁达地说。
他还有个教名奥斯丁，在教友之间人们都呼唤他的教名。这个教名是1949年为他施洗的外国神父罗维取的，信奉天主教的教民一般都没有自己的藏族名字，当你被告知他们叫“玛丽”、“安娜”、“保罗”、“圣•修斯”、“摩西”等一类的名字时，你会以为自己回到了古典小说之中。
据奥斯丁（我似乎更喜欢他这个名字）介绍说，他的老家在澜沧江上游的西藏昌都地区的芒康县，祖上因不堪土司头人的捐税，沿澜沧江逃荒过来。到茨中后爱上了一个信教的姑娘，与之结婚并皈依了耶稣天主。奥斯丁说他家已经七辈信教。开初我没有想明白，按20世纪初天主教进入到这个地区算，怎么会在他家就有七辈教徒了？后来才弄清楚，奥斯丁是当爷爷的人啦，他的儿子、孙子都是受过洗的，下面三辈，上面再有三四辈，一百来年的传教史差不多可以培养出七辈信教的教民世家。据说这样的家庭在村庄里还很多。
奥斯丁目前是教堂管理委员会的会长，这个职务显然不属于教会，也不属于政府，只不过是个为大家（为上帝）尽义务的虚职。他听说我们来了，便急忙从家里赶来。茨中教堂没有自己的专职神父，教堂里的事务便由这个管理委员会来打理。管委会的成员都是村庄里的教民们自己推举的，日常杂事倒还简单，有吴公顶这样的热心人就可以了，宗教仪轨上的事就不尽完美，天主教徒的七大圣事——圣洗、坚振、圣餐、告解、终傅、神品、婚配，村庄里的教民们都只能因地制宜，结合自身的条件来。比如有小孩要付洗了，人们便会推选教友中最年长、最德高望重的老教民来担当授洗的职责。像奥斯丁这样年岁的人，虽然是会长，但由于还不是最年长者，所以还没有资格为教友付洗呢。
我问奥斯丁，“那么你们村里的教友结婚时，由谁来主持婚礼呢？新人也进教堂按基督徒的仪式办婚礼吗?”
他有些无奈地笑了，“没有神父，怎么可以进教堂办婚礼？多年来大家都按藏族人的习俗办喜事。还不就是请客摆酒席、唱歌跳舞那一套。
我想无论什么事物，尽管它再强大，也得受当地习俗及文化的影响。即便是上帝的意志也罢，它要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就得浸染上这土地的颜色和风俗。
比较麻烦的是如有教友逝世时，人们是一定要到外面去请神父来的，按照天主教的规定，教徒的终傅圣事时身边必须要有神父为他做临终关怀，在教友的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给予其抚慰，缓解其痛苦和哀伤，指引其灵魂升往天国。一般来说，有信仰的人对天国究竟在何方并不认真，但对地狱的景象却深怀恐惧。与其说他们担心自己的灵魂上不了天堂，不如说他们害怕地狱的烈火。而临终前，神父温存而信誓旦旦的开导绝对会让一个终生信教的人相信，上帝已经让他逃离了下地狱的惩罚，使他的灵魂升往天国。因此，家里有人要去世时，家人不惜到大理或澜沧江上游的盐井教堂请来专职神父为病人做临终圣事。虽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但总是对即将离开人间的亲人的一种最好的安慰。
现在茨中村的人也想尽快改变教堂里没有神父的局面，他们选送了两个愿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上帝的年轻人到外面去上修道院，如果这两个寄托了全村教民厚望的年轻人能顺利拿到神品，那么，茨中教堂将在自解放以后，第一次迎来自己的本堂神父。不过，奥斯丁在说起送年轻人到外面学习时，也不无忧虑。他说这是送出去的第二批人了，前一次送两个本村的年轻人出去学习，可是他们到了外面，眼界开阔了，竟然谈起恋爱来。这就不能回来做上帝的使徒了。
看到热情朴实的奥斯丁，我想起我5年前来茨中村时认识的当时的教堂管委会主任张保罗，我向奥斯丁打听他的消息，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张保罗已升往天国。面对寂寞的教堂，我不得不思念起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来。
张保罗曾在德钦县商业部门工作过，后来退休回到家乡养老，他是个和善、朴实、认真，并充满博爱精神的好老头儿。那时还没有多少外地人来茨中村，我们进村庄似乎还引起了一场不小的**。有人急急地跑去他家告诉我们到来的消息，他便一路小跑来到教堂。他家离教堂大约有两三华里，来一趟也不容易。张保罗的祖上是维西县那边的纳西族，而他母亲是藏族人。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有一年的年三十晚上，土匪冲进了村庄，将张家洗劫一空，房子也给烧了。实在没有办法了，张保罗的父亲才带着他母亲来到茨中，因为这里是他母亲的家乡。后来他的父亲得了病，一个神父来看他父亲，说了很多宽慰的话，还答应给他父亲治病。从前他父亲没有吃过那些神父的药，一吃病就好了。这样张保罗的父亲就信了天主教。到后来张保罗的父亲要死时，就留下话来，让他家的人都要信奉天主教。就这样，张保罗在15岁时就接受了神父的洗礼。
张保罗的故事大体代表了当年传教士进来后发展信徒的过程，他们一般以看病行医、救济穷人为手段，先赢得普通百姓的好感，进而俘获他们的心，以达到改变他们从前的信仰的目的。因此，从前皈依耶稣天主的教民多是生活中的弱者——孤儿、麻风病患者、逃难者、无依无靠者、被灾难击倒的人、彻底的穷人等等，他们在教堂里找到了庇护所和爱。一般来说那时的有产者和贵族是不会到教堂里去的。内地从前那些因为入了教会便在社会上高人一等的现象在藏区是不存在的，毕竟这里是深受藏传佛教浸**的地方，人不到走投无路时，是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信仰传统的。
我还听张保罗说过，从前人们在吟诵《圣经》和唱圣歌的时候，都是用纳西语，后来随着茨中村信天主教的藏族人逐渐增多，人们便开始用藏语做弥撒和早晚祈祷了。纳西语即便是在纳西人当中，也逐步被忘记，现在张保罗的下一辈已不会说纳西话了。而张保罗可说是个民族语言的全才，由于长期在多民族混杂地区工作和生活，他会说3种少数民族语言——藏语、纳西语、傈僳语，当然，他的汉语也说得不错，而且是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我想这与他作为教堂的管事需要经常同外界打交道有关。
实际上自国家改革开放后，政府也一直关注着这一小群人的信仰问题，教民恢复活动，学校退出教堂，成立教堂管理委员会等，这些措施都是在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的，管委会的头儿们还经常被请到省城参加宗教方面的会议。一些神父也不定期地来到这个教点，为教友们牧灵。比如说今晚的平安夜，吴公顶受全村广大教友之托，竟然将陕西的一个年轻神父请来了。据说他现在还在路上，很快就要到了。这个插曲真让我料想不到，我认为自己从昆明赶来已经够不容易的了，哪料到还有从那么远的陕西过来的，而且还是个神父。
更让人吃惊的是，偏僻的村庄在圣诞之夜还有来自更远的人，韩国一家杂志社派出了一个采访组，早在我们进村前两天就到了。
农布说：“千禧年的圣诞夜，外面来的人更多，全国各地的人都有。”
噢，上帝，圣诞夜给人的惊奇真是多着呢。
趁天还没有黑，我到教堂外的墓地去看了看。我记得那里有两座传教士的坟，不知现在还在不在。
我们都知道藏族人的丧葬方式最奇特的是天葬，除此之外还有水葬、塔葬、火葬、土葬等。后面的几种丧葬方式采用得较少，一般是寺庙的僧侣才会采用。像茨中村这种紧挨澜沧江的村庄，更有可能采取的丧葬方式是水葬。但是自从天主教传进村庄以后，信奉耶稣天主的教民死后都改为土葬了。而且，死者的坟头都有一个十字架。这是耶稣的印记，从他们受洗到生命结束，他们与耶稣的十字架相伴终生。
与我5年前所看到的景象相比，教堂外墓地改变相当大，它的周围竟然成了空旷的葡萄园，一排排的水泥柱子矗立在地里，两个传教士的坟倒还在，而且得到了很好的维护，人们为他们重修了墓碑。我们现在只知道这两座坟墓中，一个传教士的名字叫伍旭东（是此人取的中国名字），另一个叫俞伯良，他们都是在茨中生病去世的。不过，即便是现在村庄里最年长的教民，也记不得这两个外国神父的模样了。他们大约是茨中教堂的第一批神父。也许，在那些被孩子们到处乱扔的书籍和笔记本中，可以找到记录这两人曾经生活过的蛛丝马迹。
我还记得在这两座孤坟的后面有一种名为“路易丝”的法国面梨树，据介绍说是外国传教士当年从法国带树种过来栽活的。本地的史料记载，有数种植物都是外国神父带进来的。当然，他们或许也把当地的一些植物带回了欧洲。这样的事情在当年并不稀罕。上世纪初，不少欧洲的探险家和植物学者到滇西北采撷植物标本。有种说法是欧洲的花园里，一半的植物种属都来自云南的滇西北。一个专为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采撷标本、被西方世界称为“植物猎人”的家伙，名为弗洛斯特的，就曾经在云南各地活动了20多年，直到猝死在采撷标本的工作中。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说明在那个年代，在这里交流碰撞的不仅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信仰方式，还有大自然中的一切。因此峡谷和村庄宁静、孤独了千年的格局被打破了。
“路易丝”面梨树还在，只是由于是冬季，只有一个光光的树干。不知是否还活着。上次我来时正是夏天，“路易丝”面梨枝叶茂盛，淡绿色的面梨挂满枝头，甚至在地上也能看到一些被风雨刮下来的面梨。我吃了一个，味道和彝族人爱种的火把梨差不多。
峡谷里的阳光照射在这两座孤坟上，蒸发出一种泥土湿润的气息。坟地周围枯枝败叶，落寞凄凉。前面的葡萄园**出黄褐色的干燥泥土，看上去了无生气。年复一年，“路易丝”面梨树花开花落，春华秋实。有谁想得起当年那个种树人，又有谁能知道那异国他乡的种子，来到这陌生的峡谷，生根、发芽、破土、出苗、长大，最后历经风雨，寂寞地挂果，又寂寞地一岁一枯荣，岁岁不同。
堂的外国传教士的坟。不知道他们得的什么病，他们在茨中教堂服务了多少年，也不得而知，只听说他们去世时，已年纪很老了。
唉，“路易丝”，“路易丝”，你是一个在漫长的黑夜中被深情呼唤的名字，还是一种孤独地生长，以至无人采摘的果实呢？
暮色在教堂上空渐渐地浓郁起来，奥斯丁带我们去找住处。我们来到教堂旁边的一户人家里，这里位于村庄的正中位置，是一个村道边的宽敞的院落。一个姓李的中年汉子将我们迎进他家的火塘边，我们叫他李大哥，他家开了一间小小的客栈，也就是把自己的住房腾出了几间，置办了一些被褥什么的，便可为来访的客人解决吃住难题，每人每天连吃带住的，才十来块钱。我想起5年前到茨中时，因为没有住处，当天从德钦来，转了一圈就赶回去了。村里有了客栈，说明这几年来的人多了，人们开始有了商品经济意识。
开初我以为李大哥是汉族人，但是错了，他是藏族，姓汉姓。在这一带的藏族人中，上过学的一般都有个汉族名字，这个名字大都不是来自家姓，而是孩子的老师取的。有趣的是老师姓什么，他就让自己的学生也跟着姓什么。若老师姓王，有可能他老先生教的一个班的藏族学生都姓王。乡村教师的水平又有限，学生又多，给孩子取名就随意，男生大多叫建军、建国、建平之类，女生则多叫玉华、桂花、小丽等等。因此在藏区你可能会碰到很多同名甚至同姓的藏族朋友，好在藏族人对自己的姓与名向来不太在意。
我犯的第二个错误更是美丽得让我羞愧，我认为奥斯丁肯定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教友家庭，因此推断李大哥是天主教徒。我们在火塘边吃晚饭时和奥斯丁大谈教堂、当年的传教士、今晚即将到来的平安夜等等话题，李大哥不时也参加到我们的谈话中来，帮着奥斯丁补充一些流传在村庄里的有关过去的传教士的轶闻与传说，似乎这个村庄稍微上了点年岁的人，都能说出一些和传教士有关的话题，仿佛他们刚离开这里不久一样。后来我唐突地问李大哥什么时候去教堂，没有想到他说：“我是藏传佛教徒，我不会进去的。”我惊讶得差点将眼镜掉下来了，我甚至还有些后悔，不该在一个佛教徒家里谈了那么多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但是事实证明我的顾虑是多余的。
这只能说明这个村庄的包容与和谐，我们应该为之感到庆幸和感恩。想一想100年前两种宗教的信徒为信仰而在这条峡谷里动的干戈吧。
现在茨中村的人们已经能坦然面对民族与宗教这个令全世界最聪明的政治家也大伤脑筋的问题。文化的多元，信仰的力量，以及藏族人的善良美德，使他们似乎很轻松地就掌握了化解不同宗教之间差异的法宝。这个法宝就是尊重、包容、友爱、互助、仁慈、宽厚……就像笃信藏传佛教的李大哥在他的火塘边自然而温和地听我们谈论上帝一样。他可以恪守自己的信仰，从不跨进教堂大门一步，哪怕里面多么热闹——尤其像今晚，但是他绝不会诋毁或者蔑视那些在教堂里祈祷的同村人。与此同时，他为自己的信仰所坚持的操守，在这个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的村庄，也同样能够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重。从他家在教堂附近占了最好的一块地盖大房子这事上，你就可以看出佛教徒和天主教徒在这片土地上是如何地和谐共存，相安无事。我认为，这是一种民族的大智慧。
要知道当年传教士们进来时，与当地人的土地之争曾经挑起了无数的诉讼、纠纷，甚至战争。宗教让人们在精神领域里各自画地为牢，而在现实世界，与邻为壑实际上是思想的牢笼没有解放罢了。
那个晚上及后来时光里我们在李大哥家受到了隆重的礼遇，我想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青年诗人马骅。当我们在火塘边聊天时，李大哥得知这个戴着眼镜的文弱书生就是马骅时，激动得直冲他竖起了大拇指，说他们早就知道他啦。他脸上的表情就像城里的那些追星族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崇拜偶像一样，夸张而生动。他的大拇指一次又一次地在马骅的面前竖起来，因为他的语言在这个时刻忽然显得贫乏而短促，所以他只能不断地对他所尊敬的人竖起大拇指。许多藏族人都这样，当他们想向你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一根竖起来的大拇指代表了一切。李大哥还诚恳地邀请马骅到茨中村来教书。茨中村离明永村两百多公里，几乎要走一天。马骅是藏区村庄的名人啊，我当时感叹道。
马骅并不是为了写什么大部头的东西才去藏区，也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只是因为爱，只是因为想过那种纯朴自然的生活方式，只是心甘情愿地把一座遥远的陌生的藏族村庄当成自已的第二故乡，或者，更是因为要寻找生命的价值。当然，需要勇气、毅力、爱心和牺牲精神。记得从茨中村回来后，我俩住在德钦县城的一个小宾馆里，暖气不管用，我俩冻得睡不着觉，就长聊。马骅说他一人在藏区其实很自在的，惟一的烦恼就是父母老催他回去结婚成家。他已经31岁了，还没有女朋友呢。我劝他说父母年纪大啦，老人就图这个，希望早点抱孙子呢。你还是先回去还他们这份孝心吧。马骅说，等把这届学生带毕业了，明年署假再到周边藏区跑一圈，就回去找个媳妇过日子啦。说得很轻松，没当多大回事似的。似乎结不结婚是次要的，要紧的是得把在藏区的事业完成，有始有终。直到后来，我看到马骅的一篇文章《思病赋》，才明白什么叫“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在这里，我想引用马骅兄弟的这篇美文，因为，如果你也像马骅那样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不得不离乡背井，浪迹四方，过断肠人远在天涯的孤独生活，你就会理解马骅，也不会怪我写跑题了。
思病赋
虽云江南春好，然燕赵五月亦有莺飞草长，乱花迷眼。桃李新谢，蔷薇初艳。清风自海上来，幽思于心头起。緑肥红瘦，天地不以草芥为末节；寒来暑往，岁月却上散人之发端。
尝闻市有谚曰：人生七十者，古来为稀，家严虽未界古稀，亦已六十有七。偶感微恙，本无大碍。然气弱体虚，筋骨见疏，不复少年之勇。卧床数日，心恍神驰。吾劝之：诗云"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光阴逆旅，百代过客，强之亦难变。
唯需靜心安养，以求天年不若风烛。
话虽如此，心下恻恻。吾父未至弱冠则孤身离家千里，外求生计。所携者，一藤箱而已。津门一驻，五十载矣。叶落知归根，人老思还乡。然乡音已改，小儿不识。亲朋渐去，再无少年之欢。且吾自小玩劣，年近而立尚无安家立业之思。虽数劝之，然天性已成，劣质难去。父虽豁达，终难介怀。
不孝者以吾为甚也!双亲忧心，而只知吟风弄月；而立未家，贪恋花丛之欢。不思立业，但求红灯绿酒，宿醉新欢。慈父病卧床榻，亦难只手回春，唯有进汤递水，略尽人子之义。恨不身受其恙，替父承痛。
东风过而疏杨柳，落英频却付流水。但求天佑良人、家严体健，颐养天年。
临网太息，不知所云。
侯官马二草拟于津门
春雨
马骅在家排行老二，故自称马二。此称谓足见此人之亲和力，豁达，随盘，幽默，嬉皮。但在藏区的村庄里，他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做秀，也不博取一丝一毫的利益，他完全彻底地奉献出了自己的爱，因此他赢得了藏族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