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幾天，肖瀟寫出了那篇批判稿。因為工地勞動太累，理論小組一時還成立不了，隻好她一個人起草。當然這種批判稿，實在好寫得很，隻要找張報紙，東抄一句，西抄一句，改一個開頭，換一個結尾就行了。題目就叫《一條河堤，兩條路線》。狠狠批判了依賴機械作業的唯生產力論的反動本質。寫完以後，覺得有點空洞無物，心裏虛虛，拿去給郭春莓看，郭春莓居然很滿意，讓她加上一個七分場職工大戰半截河堤，是大批判聯係實際的成果的意思。她改完，郭春莓又讓她抄了一份，在上頭加蓋了一個紅印，套上信封，寄到場部廣播站和《三江日報》去了。
肖瀟順便把那封紮根公開信，也還給了郭春莓。對她說，寫得很樸實，感情很真摯，她沒什麽要改的。
處理完這兩件事，她鬆一口氣。
又趕去上工，去背草垡子。
工地上氣氛異常，人們正在議論紛紛，幹燥的唇上有忽明忽暗的冷嘲和譏笑——河堤上早些日子填築的一段草垡子上，竟然不知被誰堆上了幹鮮的黑土，河堤加高了，地麵上留著寬大的履帶印。顯然，這是推土機幹的，可是推土機明明一動不動趴在老地方打盹，熱風裏連一絲汽油味也聞不出。
我是個拖拉機手。她想起前幾天傍晚同蘿卜頭說話時，他那懊喪又猶豫的模樣，心裏似有一點明白。她相信自己的直覺。
她不想說什麽。她學乖了。
郭春莓竟然也不說什麽。隻是默默地帶頭幹活兒，好像什麽事也沒發生。
晚上政治學習結束後，郭春莓揣著手電，走到肖瀟身邊說：“你陪我出去一下。”
她明白，郭春莓要去河堤。
幾朵薄雲，乘著夜風在田野上巡回。風像一隻綿軟的裝滿東西的大口袋，好像隨時會有許多綠芽從裏頭鑽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