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1997年，我读了叶弥的《成长如蜕》。时隔三年，如果重读这篇小说，我可能依然震惊、依然伤痛。是的，我已经忘记了它的情节，忘了人物的姓名，但它的语调，那种体现着生活严峻逻辑的声音却依然隐隐回响，如同远处的喃喃低语，如同记忆深处一缕飘拂不定的危险气息。
三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成长如蜕》，那时我说：
成长小说在中国一直很多人写，因为人要长大，作家也曾长大，而怎么长大是个大问题。当然成长小说的结果并不一定是成长，更多的时候，成长小说是拒绝成长的表征，以伤感或愤怒的情绪，成长小说成为献给逝去的美好时光的一束枯萎的花。所以，叶弥的《成长如蜕》令人震惊，它在方方面面击退了我对“成长”这个主题的习惯性预期，事情很残酷，一个灰色的、有条有理的声音从容不迫地拆解一个人青春期的热情、梦想、躁动和叛逆。这是一场无声的围捕，结局很圆满：弟弟“成长了，令人信服”。
弟弟在艰难的成长过程中明白了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他知道人生是从山巅上向下滑落的过程，他没有粉身碎骨已是万幸。有阿福的照片为证，他的内心还是保持着对美好人性的追求，有些无奈，但决不脆弱。他还知道，“人生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很好，是勇敢。”
在这场围捕中落网的不仅是弟弟，还有中国成长小说的两种基本资源：一是浪漫主义，一是“愤怒的青年”或“垮掉的一代”。在那里，青春期都被建构成体现某种终极价值的营垒，人们躲在里边眼泪叭嚓、充满敌意地注视着外面的世界，他们撒娇打滚就是不肯出来。但现在终于有人闯进去照着屁股打几巴掌，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把中国的成长小说拎起来放到了新的起点上。
——重读这些话，我觉得有些话我现在不会那么说。比如我现在不会为打人家的屁股叫好，因为我意识到，青春的热血和**，简单而偏执的目光，这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文化中日渐稀少，我们都老气横秋，我们一直在努力打自己的屁股，也许我们从来就不曾真正“愤怒”或“垮掉”。
因此，如果重读《成长如蜕》，我的感觉也许将不一样，我会对统治着我们的生活逻辑持更强烈的怀疑，我会看出那冷静的、合理的语调其实是复杂的冷酷。
冷酷，这是我要说的关于叶弥的第一件事。叶弥是冷酷的，这不是骄横的、自我专注的冷酷，而是说在每一篇小说开始前，叶弥已经站在生活和人性的底线上，她知道事情本来如此或必会如此，她不抱什么幻想。所以叶弥的冷酷是一种透彻，透彻了再看笔下的人与事，就有怜悯和同情。
怜悯和同情是一种高贵的情怀，怜悯不仅是怜悯我们的不幸，更是怜悯我们的罪。这也许是小说具备的根本价值。当我们怜悯他人的罪时，这是冷酷，也是慈悲。
现在说第二件事。小说家其实也是演员，在文本中表演。所以小说家有两种，一种是明星式的，不管他扮演什么角色，不管他的人物叫什么名字，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个“明星”，他光彩夺目，魅力超凡。当然该明星与文本之外的小说家并不完全重合，它是小说家执念迷恋的自我形象。
另一种小说家不那么自恋，他是比较专业的演员，是斯坦尼的信徒，他让自己消失在角色中，表演是体验，体验也是伪装，是潜入水下，他力图抹去小说世界表面的个人痕迹，他把自己尽可能深地隐藏起来，似乎在某个深夜，某一盏灯下，这个世界无缘无故地在你的眼前浮现、展开。
两种，叶弥属于第二种。
但叶弥终究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她凭着《成长如蜕》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本身就透露着别调独唱、不入品类的倾向。从年龄上说，她可算作“新生代”，但作为小说家的叶弥从未认真遵守“新生代”的教义；那么不要紧，我们还有别的刑具，“女性主义”怎么样？有时似乎是有一点，但就叶弥的主要作品来说，恐怕得有神经质的斗争警惕性才能看出明确的性别政治意图。还有什么呢？先锋？叶弥也不像；写实主义？叶弥大概想都没想过。
这是关于叶弥的第三件事，她难以归类。对此我的看法是：第一，硬要给人归类是懒惰、专横和愚蠢的；第二，难以归类也反映了叶弥的写作有变动不居的活跃，如果不把那些小说放到一本“叶弥小说集”中确认主权，你可能会怀疑它们是否出于一人之手。她有时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你在两篇小说的语言上都看不出相似的印迹；这无疑是一种特殊的才分，我猜测叶弥一定因此而暗自得意；但是还有第三：过于活跃、过于变动不居可能也是一病，这个作家现在需要专注和坚定，这是形成风格的必要条件。
于是，顺便要谈的就是叶弥的不专注。叶弥的小说写得不多，似乎也写得慢，慢不是因为公务繁忙什么的，而是好整以暇，写得悠然。有时通电话，她说正写着一篇什么小说，三四个月后再提起，那篇小说她还在写着，她并不着急。
对小说、对文学，叶弥都不着急。写的时候，她是认真的、专注的，但那是绣花时的认真和专注，但绣花终究是散漫的事，便散漫地去做。
对此，我就不好评说什么了，毕竟我也不能说一个写小说的人就非得把自己折腾得艰难困苦，了无生趣。
就这些，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