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陰冷的冬季，SARS已在悄然行動，隻是被人有意地漠視了；溫柔的春天，SARS突然襲來，來得凶猛無情；陽光灼熱的初夏，SARS似乎該走了，走得慢吞吞一步三回頭。SARS被人窮追猛打得累了怕了，便佯裝成離開的模樣得以喘息，這也許隻不過是它玩的一個詭計，說不定哪天一個陰險轉身，又會卷土重來。
我們無法知道它的去向——SARS病毒是一個隱身的魔鬼，人的肉眼無法看見它。
那些驚怵的日子，我曾覺得SARS攻擊人類致命的武器，就是把自己“最小化”了。
是的，平常的日子，我們普通的人，若是不通過醫學檢測，看不見SARS究竟躲藏在哪一個角落竊笑。暗處的SARS原本沒有眼睛，但它對人的襲擊卻是又準又狠；它根本沒有腿腳與翅膀，可它的傳播與感染力度，卻可迅捷致人於死地。
智慧卻無奈的人類，在看不見的病毒麵前，卻終於看見了自己——也許這是非典給予我們惟一的“饋贈”。我們終於因此而發現了自己的短處，如果我們真的、真的願意發現。
上世紀中葉曾被一度極端化了的中國式“集體主義”，自從在世紀末之前，逐漸分解以及還原為對個人和個體的尊重，初步建立起個人的權益保障係統之後，“我們”——這個在計劃經濟時代使用頻率極高的語詞，已被更為普遍的“我”所替代。
我喜歡說“我”。也因此欣賞其他的那些“我”。如果沒有“我”的確立、沒有無數“我”的合作，“我們”必定是空洞、脆弱，空心化以至於不堪一擊的。
然而，在“我”和“我們”之間，是以“他人”作為連接點的。
“我”因“他人”而成為“我”，“我們”因“他人”而成為“我們”。當“我們”過度地強化、放大“我”，而舍棄“他人”的時候，“我”便處於四麵受敵的孤立無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