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冷的秋風挾著蠶絲般的細雨，綿綿飄入北窗。
窗口，瑟瑟搖曳著夏天裏最後一朵薄得透明、輕得如雲的白牽牛花。素淡潔淨的花瓣兒上，一滴積蓄已久的雨珠滾動著，亮晶晶、沉甸甸地墜入花盆中。
我甚至聽見了那一記重重的碎裂聲。
像是一串苦澀的鉛淚，滑落跌灑。由山之巔、海之源……
而我幹燥的眼裏卻沒有一滴淚水。
很久很久以來，我就沒有眼淚了。
不知道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真的，不知道是從什麽時候。
那個下午我一直很煩躁，後來我就接到了那個電話。我拿著電話久久地愣著，我無法相信這是真的。
那個沙啞而又年輕的聲音說，他死於突發性腦溢血。他離去得極其突然，幾乎沒有什麽痛苦。
他，是這個年輕人的父親。是我當年在北大荒時的副場長。一位1958年屯墾戍邊的轉業軍人。前幾年轉調到北京郊區一個奶牛場工作，他是一個持重又樂觀的人，總是那麽精精神神的，油黑的頭發幾乎連一根白發都沒有，他怎麽會……
我說，我會去的，一定，我盡快去，當然……我語無倫次。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壓抑著震驚。
然而，我卻沒有眼淚。
幾天以後我去八寶山公墓禮堂，參加他的遺體告別儀式。
通往公墓的小路兩邊，深秋的衰草淒然，萎黃的草尖上，飄零著不知名的先行者留下的紙花片片。我想起三江平原如浪翻滾的大草甸，那黝黑的土地浸透他的汗水。他總是那麽平易那麽幽默，帶隊勞動休息時，野花簇簇的田埂地頭，他會拍出一張5元錢的鈔票，同知識青年下棋贏汽水玩兒，再比賽鏟地誰打頭；一個中秋的夜晚，他從家裏拿來香瓜和煮苞米，輕輕放在我們的炕上。1977年我想去哈爾濱讀書，場領導認為宣傳科的工作忙不開，不放我走，是他堅持給我辦了手續。他說人才需要培養和學習。聽說還為此在常委會上爭論了一番，他對一些人的狹隘偏見真的生了氣……